跨越“文野之别”的理论与实践——再论费孝通的江村研究

通过对费孝通"江村研究"历程的回顾,认为江村研究有着跨越"文野之别"的理论及指导现实的实践意义,因此系统地把江村研究深入推进是十分必要的。

费孝通和村庄生计研究:八十年的回顾

以费孝通先生的社区田野调查(尤其是江村调查和云南三村调查)为起点,费先生的村庄生计研究可以分为两个范式,即古典范式和当代范式。这两个研究范式各自隐含着种种结构性社会前提,对它们的剖析和阐述可以回答费孝通先生的两个研究范式在关于中国村庄生计的整个研究脉络中所处的理论地位。如今,劳动力的全球流动、文化和体验的商品化,以及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和技术心智)在乡村地区的渗透和扩散有可能成为影响中国村庄生计模式的结构性力量,对这些结构力量的阐述,表明费孝通先生所开拓的村庄生计这一研究方向,至今仍然有其经验活力和理论价值。

八十年后的江村重访——王莎莎博士所著《江村八十年》书序

江村,一个由中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民族学家费孝通早期从事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地方,人类学重访的方法在此得到了一种真正的贯彻和体现。对人类学而言,重访研究是一种方法,它是对一个人类学家曾经做过详尽田野调查的地方社会的再一次的深入调查,其核心在于时间轴意义上的对于社会与文化变迁的觉察、体验和了悟。江村发展的故事告诉我们,虽然它不可能涵盖中国所有的差异性存在的乡村,但它成为理解中国近80年来乡村发展的一条富有启发性的线索,凭借于此,我们可以找寻到打开其他乡村发展模式差异性、困顿性和瓶颈性的钥匙。

缅怀人类学民族学的世界级大师——费孝通先生民族研究70年座谈会暨研讨会综述

回顾了费孝通先生民族研究曲折、光辉的历程,深邃博大的学术思想,缅怀他忧国忧民、矢志报国的济世情怀,“行行重行行”、关注民生、“志在富民”、“知行合一”的精神以及“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围绕“费孝通先生的民族研究与国际学术交流成就”、“民族政策、民族关系与边疆民族政治”、“学科与国际视野”、“民族文化、生态资源与居民权益保护”和“学科建设与应用研究”五个主题进行了讨论。

文化主体性与家庭的现代变迁——费孝通家庭社会学思想研究

文化主体性是贯穿于费孝通学术生涯的重要主题,是他探索在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中,如何坚持文化自觉、维护和完善中国文化根基的核心概念。本文从文化特性和文化自主适应性两个方面,呈现费孝通在家庭研究领域内对于文化主体性的具体剖析和积极探索,并指出,家庭研究不仅是费孝通运用文化自觉理念、把握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初步研究实践,同时也为他在后续研究中深入贯彻文化自觉、发掘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奠定了重要基础。

人类学视野中的农民——兼及费孝通论中国农民的人文性格

乡村人类学是研究农民及农民的一切行为方式的分支学科。在这个学科背景下,农民是乡村人类学研究的主体及核心内容。在乡村人类学的背景下所谓农民就是居住在乡村,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以农业为基本生计方式,集维持生计的生产者,受剥削的耕作者,追求利润者三位一体的人。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乡土本色"的乡土性、"差序格局"的血缘性和"礼治秩序"的礼治性,是中国农民最基本的人文性格。费先生的这个分析所具有的学术张力依然存在,对我们当下研究中国城市化的兴起、路径和走向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从共生到共识:费孝通晚年的“补课”——兼论文化自觉的文明比较维度

费孝通先生晚年的"补课",既包括中学也包括西学,分别对应文化自觉内外用力的两个方面,本文着重考察了其补西学的一面。费先生之所以在耄耋之年花费极大的精力从帕克入手补西学,是因为文明比较是文化自觉的内在维度。费先生回顾帕克一生学行,看到族群接触中有共生无共识的问题是美国移民社会面临的根本困难。在全球化时代,这个美国的特殊问题已经演变成了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全球在经济层面已经连接成一个共生体系,在文化价值层面却远没有达成共识,反倒有陷入"文明冲突"之虞。如何再造一个与全球共生体系相配的共识体系?这是费先生晚年文化自觉念兹在兹的核心问题。他看到西方的社会团结模式有其内在缺陷,无法提供再造共识的恰切方案,转而反求诸己,在儒家文明的根本理念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经验中看到了希望,在全球化时代取中西之长,激活"克己复礼"的中国智慧,提出全球礼治秩序的"和而不同"原则,倡导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

理解费孝通的一种新路径--从费孝通的亲迎“三区论”谈起

为了弥补以往关于费孝通学术思想与方法的研究所存在的不足,以费孝通的《亲迎婚俗之研究》为出发点,分别从知识论、方法论与文化观的维度对费孝通思想与方法的脉络进行了重新的梳理和解释,得出他在知识论上将实地调查与文献研究合二为一,在方法论上对多学科进行融合与协作以及在文化观方面注重文化功能论、文化传播论与历史之间的结合与互动的结论,并藉此说明费孝通的这篇论文在理解他的思想与方法时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乡土中国的消费文化--费孝通早期著作考察

散见于《花篮瑶社会组织》《江村经济》和《禄村农田》等著作中的乡土中国消费文化思想和理论,构成了费孝通本土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却很少受到重视、回顾、反思和评论的组成部分。在梳理这些论著中消费文化思想的脉络和主题的基础上,认为其中展现出来的借贷与互惠、公共生活消费投入高、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养成的消遣经济生活态度,对纠正时下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急遽和浮躁,具有重要的汲取价值。

过程和情境:求真的社会科学因果方法

新时代社会科学研究如何进行通则性和特殊性解释的权衡?通过对机制因果和反事实分析主导下的方法论探索,归纳出基于过程与情境两种透视复杂现实世界的因果推断策略。在过程策略下,质性研究通过关键证据、长链分析等方式串联理论与研究对象。而在情境策略下,量化研究借助对干预机制、中介过程及未来状态的分析识别因果关系的核心效应。沿着过程和情境两种策略,社会科学经验研究能够形成证据与假设间更为紧密的联系,达成面向现实情形的特殊性因果解释。在这一预设下,借助费孝通《云南三村》与《江村经济》的研究,呈现过程和情境的因果推断策略如何应用于现实分析之中,以启发学者认知新方法潮流下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的机遇与挑战。

哪个我们?如何差序?——今天我们怎么理解同心圆意象

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思想是中国理论、中国学派建设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成果。费孝通形象表述差序格局的同心圆波纹结构也已经成为一个经典意象。同心圆波纹结构的差序格局首先指向作为中国基层的乡下社会。费孝通以乡土中国来缩影式地描述中国这个整体。同心圆意象其实并非费孝通的独创,它曾以不同形式见于西方古代哲学典籍和现代研究文献,并非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象。与平面、静止和规则的同心圆意象相比,量子力学的时空引力场和相互作用的自我光锥可以更好地解释当代社会关系立体、动态和变异的结构。

1947年费孝通访英期间信函研究

1947年,费孝通从英国回国前,给李约瑟及伦敦经济学院弗思教授分别写了长信。在这些信中,他交代了自己正在努力推动的一些工作,主要包括:(1)为学生张之毅寻求赴英留学的机会,以便更好地传承马林诺夫斯基和自己的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2)为英国民主基础丛书的翻译出版寻求资金支持,以便帮助相关学者维持生计;(3)联络英国友人,请求他们尽可能地为中国的民主斗争提供支持和声援。虽然限于政治局势,他的诸多努力未见成效,但他致力于沟通中外的开放精神和在重重压力下勇挑重担的奋斗品格令人钦佩。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定位研究

1988年,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方面体现出对经典人类学社会发展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民族史观的继承和反思,另一方面,立足本土历史事实和思想基础,将近代以来有关"中华民族"的概念和理论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并成为当前举国共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重任的思想基础。通过勾勒三十年来"中华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定位从结构论到过程论价值释放的总体趋势,指出在此理论定位背景下,相关学术研究应用移用多,对话反思少,整体显现出重当下轻历史的现状;而有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过程、逻辑与机制等议题的深入研究尚未充分展开。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该理论进行拓展、深化与提升的可能。从整合中华民族史的目标出发,基于多年来对于"过程论"的参悟和思考及对当前相关研究成果的吸纳和反思,主张为中华民族史的整合与建构探索新的路径。

《乡土中国》与“乡土”世界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教授的一部学术著作,书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概念。本文通过对这些概念的梳理以及与当代社会科学中若干重要理论的比较,探讨了《乡土中国》中的概念是否仅仅属于"乡土中国"的问题。本文认为,费教授提出的若干概念,具有超出"乡土中国"的更广泛的适用性。

村庄生计研究:历史脉络和当代情境

在费孝通先生的社区研究中,生计问题一直是其最主要的关注点。费孝通先生早期范式和晚期范式的主要区别,一个在于其分析单位的层次上,另一个则在于架构其理论范式之理论要素的延续和变迁上。在当代语境下接续先生村庄生计研究的传统,我们会看到,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乡土社会经历了收缩与扩张、衰败和兴盛的多个历史循环,而国家意图则始终扮演着重新定义乡土社会的命运、从中汲取资源并施加控制和动员的强势角色。90年代以来因为单一目标出台的国家政策实际上具有扩散的、长期的,甚至是"未预期的"社会后果,它们或者潜在地导致了"乡村空心化",或者潜在地抵制了"乡村空心化",或者两个效应兼而有之。年轻一代乡村居民追求城市生活方式和生活品质的强烈心理需求、流动中的乡村居民其内心情感世界中源于乡愁的地域内聚力,以及在城市生存环境持续恶化的前提下,对城市相对于乡村的较高文化和审美价值的怀疑和颠覆,构成了挑战"城乡二元性"的三重社会心理认知现实。这为我们预测中国式的"逆城市化"趋势,多少增添了一些具有证据意义的心理支持。而发生在当代乡村社会的一个新型的现金内部循环、农户家庭生命周期视野下的新型代际分工、劳动力的全球流动、文化和体验的商品化以及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扩张等社会变迁趋势,构成了我们观察乡村生计的新的窗口。

从村庄生计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和关于“民族复兴”的社会学

从《江村经济》伊始,费孝通学术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历时态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命运的关注和反思。本文希望以“民族复兴”这个概念为切入点,将费先生对历时态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命运的关注,纳入一个特定的时空社会学框架之中进行解释。论文具体分析了如下五重历时态:(1)1911[1840]—1949,两半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和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对应的是费先生早期的村庄生计研究(以江村研究和云南三村研究为代表);(2)1949—1978,历时30年的制度性隔离(以及作为当代“中华民族复兴”之基础的多重结构性牺牲[structural sacrifices]),对应的是社会学作为资产阶级学科遭到取消的学科命运和当时代重要社会实践的历史演进;(3)1979—2008,改革开放和中国重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对应的是费先生提出的发展模式论(其主要理论要素为内生发展模式的多样性);(4)文化自觉作为消减中国悖论(经济上的融入与政治上的怀疑)的一个理论范式,对应的是费先生在文化欣赏与文化接纳这两个概念基础之上,对中国现代性崛起的国际公共关系策略的战略思考;(5)从文化自觉到制度重构,对应的是延续费先生的这一战略思考,如何在后费孝通时代继续推进全球政治经济秩序重构,以便真正达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婚姻家庭制度的多维属性——费孝通家庭社会学思想再认识

婚姻家庭是费孝通学术生涯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研究领域,以功能主义方法论为指导,费孝通对婚姻家庭制度展开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本文从普遍性、异质性与变迁性三个角度,归纳费孝通对于婚姻家庭制度所展开的多层次剖析。研究发现,普遍性是对婚姻家庭制度跨文化共通性的探究,是费孝通家庭社会学研究的逻辑出发点和立论基础;异质性与变迁性是对婚姻家庭制度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差异特征与变迁趋势的探寻,是费孝通家庭社会学思想在纵横向维度上的拓展。这三重维度的分析清晰地呈现了费孝通家庭社会学思想所蕴藏的丰富内涵,也构建了立体化的家庭社会学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