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视野中的《小城之春》(1948)

受电影学者维维安·索布切克(Vivian Sobchack)和珍妮弗·巴克(Jennifer Barker)的“电影身体”和“观影身体”概念启发,本文用现象学的方法来探究费穆《小城之春》的审美观。1948年,费穆有意颠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社会批判派电影中采用口号来提出解决社会问题方案的拍法。对于《小城之春》中“空气”的营造成为这一颠覆性实验的关键。本文通过对“发乎情,止乎礼”以及苏轼《蝶恋花·春景》的重新解读,试图对《小城之春》中既“发”又“止”,既压抑又诱惑的“空气”进行阐释,细究其如何突破当时口号式拍法的局限。

影像·现代·民族———论费穆电影及其《小城之春》的接受历程

对费穆电影及其代表作《小城之春》的接受历程本身就是中国电影观念和电影观看情境的嬗变历程 ,它自成一条影像中国的历史脉络。对于费穆电影的观看、评论不仅仅事关电影本身 ,它生发了电影的中国情境的诸多想象 ,其中涉及电影本体与意识形态、民族国家的象征体系建构与知识分子身份、处境的影像呈现、电影与都市市民空间的关系。

影像的程式:《小城之春》视点研究补遗

有关电影视点的研究是西方电影学重要的课题,许多著名的电影学者、导演都参与了讨论,德勒兹就此提出了著名的"伴存在"(感知—影像)理论,认为电影中存在着主客不分的诗意化表现手段。运用这一理论能够较好地阐释我国电影《小城之春》的诗意化表现,可以从中归纳出"声画对位""主客间"和"看—非看"等三个方面的主要特征。从《小城之春》诗意构成的源头,可以看到中国电影美学不同于西方电影美学之处,西方电影美学的源头是二元对立的模仿说,从而讲究对于现实的"沉迷",而费穆电影中的美学却是处处试图规避这一"沉迷",形成了一种出入于主客视点之间拓扑式的、节奏化和韵律化的表现,造就了一种可以被称为"影像程式"的中国电影美学。

走近玉纹——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费穆的《小城之春》

作为开诗化电影先河的《小城之春》在今人看来,依然烛照着女性意识光辉。本文试图以影片女主人公——玉纹的女性形象为契入点,从导演有意识地赋予她有特有的叙述视角及对她的形象塑造和展现方式,以此来读解费穆尊重女性、敬仰女性的女性意识观。

电影诗人:费穆

1948年费穆导演的黑白电影《小城之春》代表了中国电影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传统的浪漫现实主义发展到心理现实探讨的现代电影层次,不但是当年中国电影的里程碑,更可以媲美1941年《大国民》在美国电影中的地位。电影以一个少妇(比兴中华之美)周旋于丈夫(东亚病夫)和旧情人(西医的入侵)的三角故事来进行中国电影美学上技巧与风格的探讨,建立一套以诗词赋比兴和戏曲美学为基础的民族电影手法,实在是非凡的成就。整部《小城之春》的场面、演出、对白和旁白都精彩百出,往往出人意表;剧本亦具有高度的文学价值,可说是石破天惊地建立了一套完整卓越的民族电影美学体系。

影像的民族化:费穆戏曲电影的美学再审视

在中国电影发展历史中,导演费穆对中国戏曲电影化以及中国电影民族化进程有着突出的贡献。他通过蒙太奇、镜头变换、电影美工、场面调度等一系列手段实现影像表达,将戏曲和电影这两种不同形态的艺术相融合。把古典戏曲中国人对美的追求有选择地保留在电影当中,借用电影媒介创作出独特的富有中国韵味的戏曲电影。

一种守望 两种意向——新旧《小城之春》比较研究

通过对新旧两版《小城之春》的比较,分析费穆与田壮壮两代中国导演的不同电影演绎视角,认为新旧两版《小城之春》均为相同叙事背景下的中国电影精品。

论费穆“新的电影观念”

费穆"新的电影的观念"是电影本体的自觉。他提倡淡化戏剧性,主张"素描地为人生画一轮廓",这也是民族诗学的张扬。他强调影片"空气的布置",注重在使用现代创作技巧中把握民族风格。

钱穆佚文《秦人焚书坑儒本诸荀韩为先秦学术中绝之关捩论》

钱穆早年所作《秦人焚书坑儒本诸荀韩为先秦学术中绝之关捩论》,对荀子、韩非思想多有抉发,并指出"秦政皆源于荀韩""秦人焚书坑儒本诸荀韩为先秦学术中绝之关捩",极富创见。由于原刊搜检不易,无论是钱穆生前手定论文集,还是死后门人编定其全集,均未收录此文,以致其学术价值湮没无闻。兹据原刊加以整理,以补全集之缺,并对其学术价值略加评述。

吴语处州方言非组声母读音历史层次的地理语言学分析

本文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描写了吴语处州方言非组字声母的读音特点,并从地理语言学角度,对处州方言非组声母读音的历史层次进行分析。处州方言非组声母的今读状态,是其自身演变和受外来方言影响的结果。

试论费穆影像的民族化书写

费穆电影所表现出的民族风格,已经得到大家的认可。他的民族风格影像并非与生俱来的,他早期的电影作品如《天伦》《狼山喋血记》等,基本上用的都是西方的电影叙事技巧,如正反打、比喻、象征、并列镜头等等,他对西方电影语言的谙熟为当时国内的电影圈所公认。但是1940年在制作《孔夫子》的时候,费穆令人惊讶地摒弃了自己熟知的常用技法,如正反打、并列这些美国、苏联电影中最为经典的方法,将一些舞台戏剧的方法运用到电影对话的表现以及场景的叙事之中,力图创造出一种中国自己的影像书写方法,其勇气和意志令人折服。遗憾的是,该影片在票房上并不成功。及至1948年的《小城之春》,费穆才能够比较熟练地使用自创的表达方法来取代西方式的正反打。此外,他在近景和特写镜头的使用上保持了克制,终于将该影片打造成了中国电影民族化的典范之作。

重读费穆:反向辩证与修身至性

中国抒情传统"情"之本质化、本体化的倾向,"情"之悲感的格调和叹逝的情怀在费穆的电影中达到了至今难以超越的纯度和高度,他开创了中国电影独特的"叹逝"美学。费穆超越进步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压力而表现出的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根本精神"的守护和传达,是一种"反向辩证"的姿态。对道德自律和个人理性的信念来自他对儒家修身思想在知识和精神上的直觉与修炼。

试论费穆电影观对中国电影的影响

费穆重视电影本体、讲究电影"空气"的"布置"、强调电影的民族审美情趣,他的这些电影观在今日已越来越受到中国电影界的重视。费穆电影观对中国电影的影响,主要体现为电影人越来越重视将电影作为一门独立的形象艺术,并全力探索尽可能完美的表现方式。

中国电影学派理论建构与中国电影的民族化表达——从费穆作品看传统“虚实”美学观对中国电影形式技巧的影响

中国电影学派的建构问题已成为理论界热议的一个重要话题.从中国电影发展史来看,中国电影的民族化表达早在电影传入中国初期,即已经开始有了初步的体现.无论是《孤儿救祖记》所表现出的传统中国文化主题,还是“武侠神怪片”所承继的中国民间通俗故事题材,都带有浓厚的中国电影文化特征.费穆电影借鉴中国传统绘画、戏曲等艺术的表现手法,将中国传统艺术“虚实相应”的美学精神融入电影的现代技法,从而创造出了中国电影的艺术时空特质.本文从电影本体的形式要素出发,探究费穆作品在影像、声音运用以及演员的表演、调度等方面,如何实现“以实为虚…以虚写实”或“避实就虚”,强化影片的抒情性,构建写意的叙事时空,从而在影像世界中建构起了中国民族电影自己的美学形态.费穆在中国传统“虚实”美学观念引领下进行的一系列电影形式技巧处理问题,也都是理解中国电影诗学建构以及进行中国电影学派理论建构、深化中国电影民族化表达的关键之所在.

从费穆电影创作看中国电影的民族化过程

费穆自涉足影坛以来,一直备受关注。一部《小城之春》成就了他在电影史上的地位。从《小城之春》来反观费穆的创作历程,他一生都在追求着中国电影的民族化,主要从中国电影语言和内容主题两方面论述他对中国电影民族化的贡献,梳理出中国电影在民族化方面走过的轨迹。

浅谈费穆电影中的长镜头美学

我国上世纪的著名电影导演费穆运用长镜头拍摄方法,开创了电影艺术表现民族风格的先河。费穆的长镜头的美学源于深厚东方文化底蕴,结合中国文化神似写意的表现手法,以长镜头"静"、"缓"和"平面化"的独特视听效果来深层次地刻画电影的主题,走出了中国电影民族化的全新之路。

《小城之春》的古典主义倾向

费穆的《小城之春》站在中国民族文化及其传统的一边,吸纳了现代电影的种种观念与技法,吸收了其他影片特别是戏曲片的长处,以其舒缓的节奏、富于变换的长镜头和空间表现,直接传达出大量叙事难以表达的思想信息,形成奇特、复杂、含蓄的表演特点。诗文艺传统在电影中的复苏与再现,使电影艺术达到中国古典美学中诗的境界。它具有中国电影的民族性特征,是费穆电影艺术水平的高峰。

虚实相生:电影《小城之春》的“留白”之美

“留白”源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绘画、诗词、戏曲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留白”实践,为电影艺术表现手段,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借鉴。电影《小城之春》,既较好地展现了费穆导演“减法叙事”的“留白”勇气与智慧,也展现出典型的中国艺术精神中蕴含的“一切景语皆情语”的中国传统美学意境,对传播和发展中国传统艺术精神、拓展电影民族化进程、建构中国电影学派等理论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当然,“留白”并非任意而为的艺术手法,要与电影艺术本身的叙事节奏递进、人物情感表达、观众自主参与等,有着一定的关联性。恰当的“留白”,会增添美妙的艺术效果和折射新奇的美学意境;反之,更会带来些许未知的审美困惑,影响观众直觉的观影效果。

“影”与“戏”之间:费穆艺术创作的空间性转变

每一种艺术形式即创造一种新的叙事行为,费穆导演在中国舞台剧与电影艺术两种空间样态中有着独到的理解与探索,在“影”与“戏”之间形成兼顾写实与写意的风格,实现了影视与舞台剧的双重叙事经验关照。在费穆的艺术价值话语体系中,以其影视作品作为分析文本,来探讨舞台剧元素的电影化运用,以及电影本体的舞台式表达之间的关系。

清代古诗选本对津阪孝绰《古诗大观》的影响考论

《古诗大观》是日本江户中后期汉学家津阪孝绰所著的一部古诗选本,该书用汉文对《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辞》进行了详细的注解,并大量引用清代古诗选本,深受清代诗学影响。津阪孝绰秉持沈德潜《古诗源》“格调说”的诗学观念,以儒家诗教观疗愈江户诗坛的淫靡之风。他还吸收了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折衷情辞”的批评标准,坚持“以情为本,择辞而归雅”的审美原则,但他对“雅”的接受在格调说的影响下呈现出泛化的特点。此外,他在借鉴张玉谷《古诗赏析》“逐段分疏”解诗方法的同时,也受日本“意解”或“意悟”之说影响,呈现出专注解意的本土化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