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意识在晚清国家危机中的内聚作用与发生机制

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意识在数千年岁月中,被形塑与积淀成一种政治传统与思想认同,展现出了强劲内聚作用。鸦片战争后,晚清中国遭遇了一系列内外重大冲击,经历了政治价值及共同体认同危机,其所以能维持中华文明主体性,有多方面的影响因素,而“大一统”意识的内聚作用尤为关键。“大一统”意识的内聚作用,借由儒家传统文化的辐射力与影响力得以巩固和强化,在客观上给辽阔疆域内的多数成员带来了共同体认同所必备的自信心与自豪感。在晚清抵御西方军事入侵与文化冲击的历史进程中,这种内聚力成为动员和号召社会的最有力要素,维系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使得近代中国得以分而不裂,危而不亡。

认同与批判:清末留日学生的地域文化观

留学异邦所造成的空间区隔和参照系的变化,不仅激发了清末各省留日学生的民族主义精神,也使他们的地域意识得到升华。在爱国先爱邦、谋国先谋邦的理念指导下,各省留学生们均强调本省对全国关系之重,期望本省在民族建国的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他们调查研究本省的历史地理文化状况以作为自治的基础,从而形成了一股地域文化热。留学生们一方面认同本省文化、赋予其正面价值,另一方面又对地域文化中不适应社会竞争、不符合自治需要的成份进行反思与批判,警醒同胞谋求革新。留学生们通过重新评价赋予了地域文化不同的品格,并通过创办杂志、传播新学新知等实际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改绘了本省地域文化的形象。

视觉平衡视角下的清末女装装饰艺术

通过对江南大学传习馆大量清末女装实物和历史资料进行分析,总结了清末女装装饰艺术的四个特征:装饰位置的"包围"化、装饰图案的"团状"式样、装饰色彩的"和谐"醒目感和装饰形式的"对称重复"性,这些特征反映出装饰艺术"以和为美"的精神气韵,且具有视觉平衡属性。以视觉平衡理论作为指导,从视觉重力感和方向感为切入点,可以找到不同装饰单元关系及组合形态间的平衡表达方式,揭开清末女装装饰艺术崭新的一面,带给读者不同的视觉心理感受,为服饰装饰艺术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启示。

晚清女报中的乐歌

伴随着近代女子社会化教育的兴起以及女学堂音乐课的开设,担负启蒙使命的晚清女报,也以"唱歌"栏的普遍设立为突出特色。按照在现实应用中的题材与功能进行分别,女报乐歌可区划为仪式歌、励志歌、助学歌、易俗歌与时事歌五类。仪式歌总体上以强调女子教育的重要性、表彰各自学校的办学精神为主,而合群与救亡亦成为贯穿其间的要素。励志歌则塑造了一时代先进女性群体的精神风貌,其所励之志既关切个人也推及国家。因应新式学堂的需要,助学歌既以"劝学"、"勉学"为其主旨,也以具体的知识传授为目标,对于激发女性向学之心和参与教学互动贡献良多。易俗歌则配合晚清社会改良运动,对各种被指为危害国族人种、妨碍女子身心健康的不良习俗进行了广泛的批判,同时表彰了以"女权"、"自由"、"文明"为核心的"新生活"风尚。时事歌则经由对政治及社会事件的及时感应,抒写了改良/革命、民族主义/满汉调和等救国理念,现实政治也以音乐的形式强力地介入了女性的生活。女报乐歌实在地融入了女性生活的各个层面:既作为一种启蒙利器,传输了新思想与新知识,也以其广泛的应用性,直接参与到移风易俗、构建女性新生活的历史进程中。在这个意义上,晚清的乐歌作者是幸福和值得自豪的一代。

清代才女结社拜师风气及女性意识的觉醒

清代才女是一支充满生气的文学创作队伍,她们打破世俗的偏见,结社拜师,刻苦研练文学艺术,在严峻的生存环境中,以中国女性特有的坚忍不拔、聪明颖悟以及对文学的爱好和天然禀赋,在文坛上开辟了属于自己的领地,使其创作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道明丽的风景;广泛的阅读亦开阔了她们的眼界胸襟,激发了她们女性意识的觉醒。

清代女性词中女性意识的觉醒

女性意识是女性文学区别于男性文学创作的根本标志。清词号为中兴,它不仅由于拥有众多的男性词家以及不同词派的出现而形繁盛,也因为有众多女性的参与,出现了像徐灿、吴藻、顾春、沈善宝、秋瑾那样的杰出女词人,为词坛做出了无愧的终结。这一时期是女性意识的觉醒时期,女性要求摆脱几千年来遭受父权统治的命运,要求精神上的完全独立和人性的完整。

略论清末国民意识中的性别与权利之关系——以女子参政权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关于国民意识中性别与权利之关系的问题,存在着正反两股相悖的思想潮流:一是少数男性女权主义者,尤其是个别先进女性,提出“女国民”的概念,认为女性当然具有相应的参政等方面的权利。二是大多数人在探讨近代国民意识时,或是有意无意地忽视性别这个问题,或是贬低甚至否定女性的国民资格及其相应的参政等方面的权利。文章认为,论者探讨清末女权思潮时,往往有片面夸大之处,因而并不能全面反映客观真实的历史,更无法解释复杂历史的矛盾纠葛。其实,清末人对于女权的提倡与压制并存,双方的力量是极不成比例的,这样正反相悖的两股思想潮流,正是民初女子参政权运动得以兴起与终至失败的思想根源。

清末民初知识界关于“文明”的认知与思辨

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经历了复杂演变,19世纪中期以"夷""洋"标志的西器西俗,至清末则成为文明的象征。"文明"引领着都市社会的生活时尚,也成为思想领域的价值尺度,可谓蕴涵复杂的近代话语。但清末民初知识界对"文明"的认知和思辨值得注意:他们试图纠正文明潮的物质化偏颇,而彰显了制度和精神文明;他们辨析了奢侈与文明的本质区别,而重视道德修养;同时摒弃了西方文明观隐含的殖民主义意识,体现了多元化的文明观念。民初知识界对近代文明观及社会风尚的反思影响于社会思潮,推动了"五四"以后文化热的兴起。

清末民初女性犯罪统计的国际比较研究

清末民初的女性犯罪与同期其他国家相比,呈现出自己独特的特点。其总的犯罪率低于其他国家,类型以经济罪为最多,而欧洲各国的犯罪则以伤害罪为最。此外,在犯罪的时间、地域,犯罪者的年龄、婚配、职业、教育等方面与其他国家均有一定的差异。

晚清的女子教育与女性意识的觉醒

晚清价值观念的转变、教育制度的改革与社会舆论的宣传促使女子教育的兴起。尽管女子教育举步维艰、分布不均,但女子教育冲击了传统的教育观念,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促进了女性意识的觉醒。

清末女子留日运动述论

为了救亡图存,清末维新派大力提倡女学运动,国内相继出现了新式女子学校。为了解决新式女子教育的师资问题,清末逐渐掀起了女子留学日本的运动。清末女子的留日运动不仅大大促进了国内的妇女解放运动,而且还直接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端方与清末女子教育

清末,社会上逐渐掀起发展女子教育的热潮,加入这一热潮的亦有统治阶层中的少数人物,端方即是代表之一。端方在发展女子教育的过程中,"趋新"与"守旧"的双重心态并存:前者表现为他对女子教育的倡导不遗余力;后者表现为他在思想上严格遵循男女之间的"礼教之防"。但是,正是由于双重心态的支配,端方发展女子教育的实践有时并不按照其思想所预设的走向,而在不自觉中超出思想认同的范围,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

晚清小说中的“新女性”

新女性的先锋性在晚清小说中以一种被扭曲的状态呈现,清末小说中指称的新女性,多数含有贬义,内含的评价是一种道德批判,并有着明显的男性视角特征。但这些"新女性"是近代最早争取个人自由和解放的女性。虽然她们的行动未必适当合度,但却用肉身冲击着陈腐的礼教,为女性走向个人解放做了最初的尝试。此后鸳蝴小说是以对"新女性"的否定,重拾旧女德,开始新一轮的言情。而五四文学又通过对鸳蝴小说的清算,去除了清末"新女性"的狭邪和颓废气息,重塑进步的知识女性的理想形象,重新为新女性正名,从而树立起更为成熟的现代女性形象。

从“故国”到“新朝”——明清之际桐城士人的地方自觉与国家认知

明清易代之际,国家形象在桐城士人中经历了裂变与重建。明末桐城社会战事频仍,桐城士庶在时局动荡中,结成了"地方共同体",表现出了强烈的地方保护意识。而国家在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过程中,由于权力的腐败,未能起到保护地方社会的作用,反而在战略战术、军饷等问题上,与地方社会产生了利益纠葛,从而更强化了桐城士人的内聚力,最终使有明一代的国家形象不断在士人中被弱化、瓦解。当明清易代完成后,清廷并没有强制消弭士人的这种地方自觉,而是通过制度性的建构使之逐渐植入了"新朝"的权威,"新朝"的国家形象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重建。桐城士人在从"故国"到"新朝"的历史进程中,折射了古代地方士人与中央王朝变革互动的一个思想史面相。

清末民初女子职业教育思想之嬗变

清末民初女子职业教育思想是伴随维新变法思潮的兴起及女子教育的发展而产生的,经历了发轫、曲折发展及逐渐成熟三个阶段。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女子职业教育思想的内涵由以"贤妻良母"为培养目标的"母职"教育观向以谋个性发展之"完全人格"为旨归的教育理念转化,现代女子职业教育思想体系基本确立。

晚清女传教士在华差传与中国女性启蒙——以福建为中心的考察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来华传教迅猛发展。其中来华女传教士在西方女权思潮与列强"门户开放"的影响下,积极来华从事传教事业。虽然由于教会狭隘的传教驱动及西方沙文主义作祟,晚清女传教士在华差传影响的范围、广度与深度均有局限,但通过其戒缠足、兴女学等一系列活动,影响并启蒙了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

翻译的传说:清末民初西方女小说家的中国之旅

自晚清起,西方女小说家被陆续介绍进入中国。由形式观之,传记译介的数量由少到多、篇幅由短到长,形式渐趋多样。由内容观之,传记作者从关注"小说"对社会风尚、人心变革的作用,转向赞美其高超的艺术水准,最终将"她们"置于"小说家"的独立位置予以观照。由体例观之,对西方女小说家的传记译介从"豪杰译"发展为忠实的"传记体"。这些藉由"翻译"引入的异域女性,以一种"在场"的力量,见证了中国女性从与"他者"的缠斗中,最终阐释和生产出新的自我,演绎了一个"翻译的传说"。

“改良家庭论”与清末民初妇女启蒙——以胡彬夏的论述为中心

曾担任《妇女杂志》主编的胡彬夏,是清末民初留学美国的女性知识精英。胡彬夏妇女观的核心是"改良家庭",即主张将女子安置于改良家庭的坐标,内容包括改良家庭与改良社会、女子教育、"新贤母良妻"的形塑等方面。"改良家庭论"在民初引起的社会讨论,彰显了作为20世纪初期妇女启蒙思潮的一个侧面。若将研究视域"脉络化",亦可窥见"改良家庭论"与清末民初妇女启蒙路径的转换、民族国家话语、性别认同、"五四"新文学书写之间的内在关联。

论清代女性诗学主体性话语表达的矛盾与困境

清代的女性诗歌批评家们按自己的性别立场对清代女性写作展开评论,通过强化女性的文学成就改变女性缺失的社会价值,在代表父权社会的象征界中寻求女性自我的身份与认同,表现出较为自觉的诗学意识和女性意识。但是,清代的女性诗歌批评家们一方面在努力表达着属于女性自己的主体意识,另一方面,却还是没能逃脱女性边缘化的命运,主流意识形态的操纵使她们的主体性话语表达陷入矛盾困境。

晚清至民国时期异装现象及其性别意识研究

异装现象自古有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其对应的特点和原因。晚清至民国作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转折期,其重要性影响到了中国服饰文化的重大变迁。其中异装现象是晚清至民国时期"变服"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从"女扮男装"的角度讨论了当时的异装现象,并从"低级动机"、"高尚动机"与"时髦动机"的角度分析了其心理成因,并试图揭示晚清至民国时期异装现象与性别意识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透过这层关系来分析当时异装现象的形成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