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反乌托邦的延续与分异——以《使女的故事》与《永生上帝的未来家园》为例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与路易丝·厄德里克都曾以严峻、灰暗和令人不安的社会现实为据,想象与推演人类未来黯淡的生存境遇。一方面,《使女的故事》和《永生上帝的未来家园》皆以女性视角纠正了早期反乌托邦小说中的性别偏见,并在相似的叙事特征中形成女性主义反乌托邦的延续,深化并拓展了早期反乌托邦小说的主题与内涵。另一方面,二者也存在内部的分异,厄德里克对印第安问题的思考使反乌托邦小说的表达空间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为反乌托邦文学开拓出新的叙事空间。

克里斯塔·沃尔夫《卡珊德拉》的女性乌托邦书写

战后德语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在小说《卡珊德拉》中构想的斯卡曼德河畔的洞穴是富有代表性的女性乌托邦书写。沃尔夫的女性乌托邦思想根源于德语文学中乌托邦书写传统、浪漫主义女性思想与矿山喻象,在核威胁阴霾笼罩的时代环境中,小说采用重构经典神话的叙事策略,在反英雄叙事中张扬和谐共处的群体价值观,以“主观真实性”写作原则颠覆传统线性叙事模式,在对女性乌托邦的想象性建构中反思启蒙理性,觅求超越对立的真实生活,构建自然与精神都能诗意栖居的生态乌托邦愿景。

美国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中的人文关怀与生态关怀

美国女性主义乌托邦文学家的作品既饱含历史理性，又表现出人文关怀和生态关怀。她们所倡导的环保、平等、民主是建构和谐社会的保障，为当代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同时，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下，针对当代文学人文精神的日益淡化，人文责任的逐渐丧失，重倡文学的乌托邦精神，有着特别深刻的意义。本文以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的《女儿国》、玛吉·皮尔西的《在时间边缘上的女人》和娥秀拉·勒瑰恩的《黑暗的左手》为例，探讨美国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中的人文关怀和生态关怀。

从“他乡”到“她乡”:吉尔曼女性主义写作策略的转变

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是美国女性主义文学的鼻祖。对吉尔曼的小说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她的创作经历了从解构“他乡”(男权社会)到建构“她乡”(女性乌托邦)的转变,或者说,从以揭露和解构为主的现实主义,走向了以规划和建构为目标的乌托邦主义写作。这使她成为树立女性乌托邦典范的枢纽人物,其对于现代女性乌托邦文学的影响可谓深远。同时,这一转变也充分显示了吉尔曼女性主义思想的前瞻性,她预见性地实践了后现代女性主义所倡导的女性主义文学之目标,即:击破、摧毁、预见与规划。

批判与展望:英美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的历史使命

乌托邦精神是女性主义的根本精神。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代表了每个时代女性最深切的愿望,表达了对既定两性秩序的批判和否定,对理想两性关系模式的肯定和追求。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为女性和人类提供一个理想的精神家园和坚定的价值归宿;女性主义反乌托邦小说中对未来所表现的忧患意识具有警世作用,促使人们不断反思。两者的共同使命是:对女性和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女性乌托邦:《她乡》和《红楼梦》中的“女儿国”

来自于远古母系社会的"女儿国",已经成为一种代表"女性空间"的文学形象,在中外作家的笔下屡被涉及。将美国女作家夏洛特.柏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arkins Gilman)的《她乡》(1915 Herland)与曹雪芹的《红楼梦》中所塑造的"女儿国"进行比较,便会发现两个文本间诸多的互动和契合。尽管两位作者所处的国家不同,性别有异,但他们的女性主义思想却不谋而合,他们借助想像所建构的"女儿国"不仅是对男权文化的挑战,也是为超越两性二元对立、建构和谐两性关系模式所作的积极展望。

女性主义乌托邦之旅——吉尔曼的《她乡》与李汝珍的《镜花缘》中女儿国之比较

吉尔曼的《她乡》和李汝珍的《镜花缘》均描写了男性进入女儿国这一女性主义乌托邦的旅行奇遇。小说从情节设置、对父权社会的批判、对女性气质的建构性本质的揭露等方面存在诸多相似。不过,李汝珍笔下的女儿国,所遵循的依然是男性话语二元对立的运作模式。与之相对,吉尔曼的她乡则是构筑在平等、关爱等女性价值基础之上。遗憾的是,《她乡》中的理想国仅涵纳了女性这一单一性别,没有能够为两性如何和谐相处提供成功的范式。

张力中的女性乌托邦建构——《克兰福镇》的女性主义叙事学解读

盖斯凯尔夫人的《克兰福镇》往往因其对女性主导社会的建构和女性愿望与诉求的表达被归为女性乌托邦小说之列,但小说中女性主导世界的不够完美和作者讲述故事的小心翼翼又使其在故事与话语层面与女性乌托邦小说传统存在张力。女性主义叙事学致力于整合叙事与伦理,因此将《克兰福镇》置于女性主义叙事学视域下,可以透视出作者如何利用叙事结构暗示将“女性气质”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借用叙述声音表达建构两性和谐社会的诉求,通过建构女性情感提供女性乌托邦的情感净化之旅,从而完成笔下的女性乌托邦建构。

空间理论解读女性乌托邦小说——以夏洛蒂·珀金斯·吉尔曼《她乡》为例

《她乡》是美国著名作家夏洛蒂·珀金斯·吉尔曼的一部构建美国女性主义乌托邦的小说。小说从男性视域建构女性主体地位,以此来挑战男性权威与颠覆男权社会。从空间批评视角,具体从空间实践、空间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间可以解析吉尔曼笔下女性乌托邦的"女儿国"是怎样颠覆男权社会的等级制度,揭露男权社会极力推崇的女性气质背后所隐藏的父权意识形态,体现其消除社会等级和男性特权,实现性别平等、政治民主的强烈诉求。

妇女主义:女性主义乌托邦精神再现

妇女主义是艾丽斯.沃克为治疗美国社会的各种顽疾——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环境恶化等问题提出的一套实验性的解决方案。它倡导人们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一个男人与女人,各种肤色人种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处的精神家园和物质家园。妇女主义对诸多现实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与女性主义乌托邦精神内涵不谋而合,是现代女性主义乌托邦精神的具体再现。

严歌苓移民小说中的女性乌托邦

移民海外之后,严歌苓创作了一些反映移民生活的小说。这些小说的女性形象柔弱而坚韧,看似被动而弱势,实则"以退为进""以柔克刚",成为了真正的强者,是女性乌托邦。严歌苓移民小说中的女性乌托邦具有强烈的中国文化特色,体现了作者对中国文化身份的认同。

女国民:近代中国的女权乌托邦——以金天翮的《女界钟》为中心

20世纪初,西方女权思想传入中国。中国第一部女权思想著作《女界钟》融合维新派女学观念,形成了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女国民思想,主要包括“民权与女权”“公德与私德”“破坏与建设”三个面向。与莫尔的《乌托邦》对读,它是一部具有“批判的乌托邦”特质的文本。作者在指出女界沉沦于黑暗的同时,将20世纪文明美好的未来寄托于女权革命,彰显了乌托邦思想推动进步、创造未来的力量。

“双性同体”——女性主义乌托邦的“思想实验”

《黑暗的左手》是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厄休拉·勒奎恩的代表作之一。作者通过小说,表达了对消除二元对立、实现世界和谐的人文关怀和生态关怀。因此,从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角度来探讨这部作品,对人文责任日趋淡漠、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当今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男性的乌托邦——《杨柳清风》女性主义解读

《杨柳清风》描绘的不仅是生动隽永的童话世界,也是男性专属的乌托邦。本文将采用女性主义的批评方法,通过对文本解读,来剖析小说中的女性缺席现象,并试图解释女性缺席的原因和合理性。

女性视角下的荷兰社会景观——《安东尼娅家族》观后

《安东尼娅家族》是荷兰导演马琳·格里斯的一部电影作品。文章将影片放置于荷兰的历史文化中,探究这部影片如何展示故事情节、社会环境以及隐射观者所看到的象征寓意。《安东尼娅家族》实际上是一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荷兰四代女性的家庭故事片和英雄传奇片。美丽、温和、亲切而充满诗意,是一首对女性美德充满希望的赞歌。

两性乌托邦

如何建立理想的两性关系,重塑女性形象和价值,是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的核心话题。本文以美国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中的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为对象,阐述其建构的三类性别模式。通过分析不同性别模式所蕴含的女性主义的思想及其哲学基础,探讨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的积极意义和局限之处,以及它对社会变革和文学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理想与现实的对话——论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范式

乌托邦与女性主义运动的强烈的政治色彩使得两者珠联璧合,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成为女性主义运动的天然阵地。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以"希望原则"为指导,在文学建构中折射不同时期女性的困境与诉求,并在理想与现实的对话基础上激进地预见女性主义运动的未来,充分展示了乌托邦的女性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