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迭转中“同治中兴”诗歌的众声与别调

咸同时期,内忧外患的社会变局迫使士人乱极思治、危世图存。以治世为理想的士人援引历代治乱之道,属望中兴。诗人的中兴书写,以同治改元与同治三四年间江南克复两度达到高潮,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寓意:前一节点的中兴书写重在激励,以稳民心;后一节点重在歌咏,以庆中兴。在书写中兴之局时,亦有诗人创作了一些针砭现实之作,这构成了中兴诗歌写作中的别调。这些别调之音在咸同、光绪的迭代中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倾向,前一时期侧重于中兴之局的名不副实,而后一时期倾向于通过回忆中兴之局针砭现实。诗人对同治中兴的书写,不管是众声还是别调,都是现实境况的一体两面,既展现了诗人于变局下的盛世夙愿,亦体现了他们藉作品讽谕现实的济世情怀。

风湿仙丹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53例临床观察

根据温补与清补相结合、阴阳双补,佐以活血化痰解毒的原则配伍成风湿仙丹,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RA)53例,并与用消炎痛治疗的53例作对比观察。结果治疗组治愈显效率54.7％,总有效率92.4％,对照组分别为26.4％和66.0％,两组疗效差异有显著性(P<0.01);临床主要症状体征改善程度除关节疼痛个数外均优于对照组(P<0.05或P<0.01);血沉(ESR)、类风湿因子(RF)、C-反应蛋白(CRP)、免疫球蛋白、T淋巴细胞亚群、甲襞微循环和出现贫血患者的红细胞(RBC)、血红蛋白(Hb)改善的幅度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或P<0.01);两组治疗前红细胞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和血浆脂质过氧化物(LPO)均较正常组有明显差异(P<0.05或P<0.01),治疗后治疗组SOD、LPO水平较治疗前明显趋于正常(P<0.05或P<0.01),且治疗组LPO下降幅度显著优于对照组(P<0.01);治疗组除极少数有轻微的消化道症状外,无其它不良反应,而对照组有较多的不良反应。说明风湿仙丹对RA有显著疗效,不仅能控制RA的症状,而且能改善其病理损害并阻止其发展,且副作用少,值得推广应用。

“先锋”号动车组异步牵引电动机用轴承磨损的分析

从“先锋”号动车组用异步牵引电动机轴承磨损的检测解体出发,探讨轴承磨损的原因,提出改进方案。急加速试验和温升特性试验表明,改进后的轴承能可靠地运用在“先锋”号的异步牵引电动机上。

一段散落的思想遗珍——王逢贤晚年教育规律研究述评

面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教育规律的质疑,王逢贤先生晚年在其对博士生开设的"当代重大教育理论前沿问题"课程的讲授中,对教育规律是否存在、是否可知、有何特点、如何表述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颇具独创的研究。经过一番深思,王先生最终将教育规律表述为"两种需要与两种可能的契合"。整体而言,王先生晚年的教育规律思想既具逻辑自洽性又富理论解释力,值得后辈学习与发扬。

《宋元学案》巩丰、巩岘关系考订

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丽泽诸儒学案表"列有巩丰、巩嵘、巩岘三人,然传记只立巩丰、巩嵘两传,巩岘合传,全祖望补传称巩岘为杨氏"长子"。而清人王梓材在校定《宋元学案》时所作案语,或猜巩岘"即栗斋之改名",或"疑杨夫人为巩君继室,长子岘当是前夫人之子"。然考之相关文献,上述说法皆误,巩岘实为巩丰伯父巩湘之仲子,乃巩丰之堂兄。

冯宪章治疗脓疱型银屑病经验

脓疱型银屑病发病与毒热关系密切,或由感受外邪,入里生热化毒,或感受药毒蕴于血分,外发而致病。冯宪章教授在“先天”“后天”分型的基础上将脓疱型银屑病根据临床表现分为高热期、发热缓解期及恢复期。高热期“先天”者治疗以清热凉血解毒为主,兼健脾养阴,方用清营汤合竹叶石膏汤加味;“后天”者治疗以清热凉血解毒为主,兼解表、除湿,方用犀角地黄汤合黄连解毒汤加味。发热缓解期“先天”者治疗以养阴清热解毒为主,方用竹叶石膏汤合知柏地黄丸加味;“后天”者治疗以竹叶石膏汤合凉血五根汤加减。恢复期“先天”者治以益气养阴、滋补肝肾,间断予以增液汤合六味地黄丸加减;“后天”者治以清热凉血消斑,佐以重镇,方用凉血五根汤合龙骨、牡蛎、珍珠母。冯教授还强调高热期应配合西药抗炎退热类药物,并选择合适的外用药物以利于病情控制,从而提高患者依从性。该病患者以儿童居多,小儿脏腑娇嫩,在治疗过程中需注意顾护脾胃。

渤海封氏与慕容鲜卑关系试探

渤海封氏与慕容鲜卑渊源甚深,是最早与慕容鲜卑进行政治合作的北方士族之一,封氏在慕容鲜卑建立的诸燕政权中,占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地位,为慕容诸燕政权作出过重要贡献。当然,封氏也从与慕容鲜卑的合作中,获取了很大利益,其在十六国北朝长盛不衰的政治基础,就是在与慕容鲜卑的政治合作中奠定的。

开创中国柞蚕教育 致力柞蚕人才培养——记中国柞蚕教育的先驱者陆明贤教授和冯绳祖教授

本文介绍了中国柞蚕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至关重要的两位开创者。陆明贤教授(1927-2016),国际知名昆虫生理学家,江苏省昆山市人,1953年12月获北京农业大学硕士学位,1954年1月到沈阳农学院植物保护系任教,历任植物保护系副主任、蚕学系主任、沈阳农业大学图书馆馆长、辽宁省蚕学会理事长、全国昆虫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蚕业科学》编委和沈阳市第九届政协委员。1992年9月离休,享司局级待遇及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冯绳祖教授(1930-),国际知名野蚕学家,江苏省苏州市人,1956年毕业于浙江农学院蚕桑专业,同年留校任蚕桑系助教,为筹建蚕学专业于1958年调至沈阳农学院植物保护系工作,历任柞蚕教研室主任、农业部柞蚕研究室主任。陆明贤和冯绳祖两位教授在我国唯一专门为柞蚕产业培养高级人才的蚕学专业创建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见证了沈阳农业大学蚕学专业的创建、发展与辉煌。陆明贤教授侧重于柞蚕解剖与生理学等基础科学研究,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昆虫形态学方面的专著《柞蚕解剖》;冯绳祖教授侧重于柞蚕放养与良种繁育等应用研究,主持编写了我国第一部柞蚕科学领域的农业部规划教材《柞蚕学》,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柞蚕领域优秀人才。

对戊午科场案的考察

按照清代制度,科举戒律森严。但因其为进身之阶,还是有很多人铤而走险。咸丰初年,条子关节之风已经盛行,大庭广众之中不以为讳。咸丰帝决心整顿,结果是上相弃市,士人满狱,震惊朝野,影响深远。有人认为此案系载垣等公报私仇,实际上完全由咸丰帝决断。

冯宪章运用龙胆泻肝汤治疗皮肤病经验

冯宪章教授擅用中医四诊八纲、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内治与外治相结合的学术思想指导临床,治疗皮肤科的常见病和疑难杂症,疗效颇佳。龙胆泻肝汤具有泻肝胆实火、清下焦湿热的功效,主治肝胆实火上炎证或肝胆湿热下注证。冯教授认为,带状疱疹病机为虚、瘀、湿、热、毒,病性为本虚标实,急性期方选龙胆泻肝汤加减;后期则加用益气扶正的药物。湿疹病机与湿、热、虚、瘀有关,急性湿疹以湿热为主,亚急性湿疹以脾虚湿蕴为主,慢性湿疹以血虚风燥、血瘀为主,热重于湿型以龙胆泻肝汤和五味消毒饮加减;湿重于热型以龙胆泻肝汤和除湿胃苓汤加减。皮肤瘙痒症的病因病机为风、湿、热、燥,治以清热除风止痒、清热除湿止痒、滋阴润燥止痒,方选龙胆泻肝汤加祛风止痒药物。除此之外,冯教授将龙胆泻肝汤加减运用于接触性皮炎、玫瑰痤疮、神经性皮炎、结节性红斑、多形红斑、足癣感染、寻常型天疱疮等多种皮肤病辨证为湿热型者,均可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

清朝道咸时期盛京地区的官风和民风

清朝嘉庆年间,盛京地区官风已开始败坏。至道光、咸丰时期,官吏贪婪不法呈常态化趋势,为追求财富而不择手段。在官风带动、清政府统治能力下降、封禁政策受到强烈冲击及社会矛盾激化等多重作用下,盛京地区民风日益下移,主要表现在赌博风行,鸦片烟毒开始蔓延;社会治安恶化,盗窃、抢劫普遍,暴力案件频发;地方黑恶势力称霸一方。官风堕落,加剧了吏治腐败,导致同治年间大规模反清武装的兴起,也促使清政府于光绪初年推行改革。民风下移,与游民的流入不无关系,大规模反清武装失败后,游民群体反而壮大,民风随之继续恶化。清末胡匪、马贼猖獗难治,即反映出道咸时期民风下移的影响。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帝制夷方略浅析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帝在抵制列强侵略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制夷"方略:抚剿兼施、用民剿夷和以夷制夷。由于阶级局限,加之国势衰颓,"制夷"方略终难奏效。

论晚清贵州佛教的衰落

贵州佛教经过明末清初的鼎盛发展之后,至晚清乃呈衰落之势。考其原因,从主观上讲,是由于贵州佛教日益世俗化、功利化,流于形式;从客观上看,则与“咸同之乱”和“庙产兴学”有直接关系,境内佛教寺庙,或被战火毁坏殆尽,或被“庙产兴学”占用,致使晚清贵州佛教遭到重创而一蹶不振。

禅录俗语词“风后先生”解读

前人对禅录俗语词“风（封）后先生”的解释欠妥当。禅籍“风后”一词与“风前”相对。“风”与“锋”通用,又写作“封”。“锋”指尖锐或犀利的言辞,“锋（风）前”即言说之前,禅籍特指“第一机”“第一义”或“第一句”,这是超越一切言句知解的宗门妙语,一旦形之于语言文字,就是“风后”,即“第二机”“第二义”或“第二句”。“风后先生”指称用言辞说略等方便法门接引中下根机的禅师。

禅录俗语词“风后先生”商诂

有学者认为禅录“风后”与“风前”相对,属言辞说教.此说混淆了“后”“後”二字,难以信从.禅录“风后先生”就是传说的黄帝之臣,前人解说不误.

咸丰《冕宁县志》的资料来源、篇目特点及纳西族史料价值

咸丰《冕宁县志》的资料主要来自于几部较早的县志及采访调查,其篇目具有突出的地域性特点。在这部县志的记载中,有关清代冕宁莫梭人的历史资料尤为重要,不仅对纳西族史和纳西族与其他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而且对藏彝走廊南部边缘———川西南地区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和融合的研究也具有重要价值。

《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献疑》之献疑——也说《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评价问题

《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献疑》一文,对《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作出了与传统解读大相径庭的评价,其对《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作出批评的各方面,几近涵盖了学界从反面视角批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时立足的全部角度。首先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结合"文学批评论"的相关理论,对《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献疑》一文中诸多理据提出质疑,而后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文本出发,立足于文本的外部形式和文本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两个角度,力图多层次、多角度地对《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作出客观评价。

杜诗系年新说二题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般认为作于天宝十四载(755)岁暮,实际上应系于天宝十三载(754)十二月。《去矣行》一般认为作于杜甫已经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而决心放弃之时,实际上应适当提前,至少要提到天宝十四载(755)十月《官定后戏赠》一诗之前。

论史地因素对高凉冼冯世族兴衰的影响

梁隋间,以冼夫人为首的高凉冼冯势力鹤然崛起,在岭南占据重要地位,然至唐中叶后其后裔势力骤衰。分析原因,认为除政治斗争外,其兴衰还与高凉交通地位变化,东晋以后历次人口大迁移,俚汉融合及其对粤西、海南的开发与争夺,海上贸易通道变化等史地因素密切相关。

我国20世纪初西方诗歌翻译对新诗形成的影响

20世纪初,中国新诗形成与当时西方诗歌的翻译分不开。翻译不仅向本土文学注入了异域文学意识形态,同时也引进了新的文学形式,特别是,当一个民族文学处于岌岌可危,遭致信任危机时,翻译文学将替代本土文学而占据中心地位。无论是诗歌改良者黄遵宪、或是诗界革命者梁启超、还是新诗的主张者胡适,都主张向西方文学学习,而学习的第一步就是翻译介绍西方优秀的诗歌作品,且包括冯至、郭沫若在内的新诗的实践者正是在消化吸收西方诗歌艺术的基础上达至自己的艺术成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