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书、分书实乃两种不同的字体--关于隶书命名的思考

一直以来,学者们普遍认为,汉字学意义上的隶书包含了分书,蚕头燕尾、波磔明显的分书是隶书成熟的标志。而实际上,人们日常所称、所见、所写的隶书,却都是蚕头燕尾、波磔明显的汉字书写形态——分书。仔细考察隶书与分书的产生、发展过程,对照出土的历史资料,我们发现,隶书和分书各有自己的产生背景、发展过程、形体结构和书写特点,是两种不同的字体。与小篆、分书相比较,主要书写于简牍上的隶书平直简易,是本源意义上的隶书,我们可命之为简书。只有这样,才可避免隶书称谓和使用上的混乱。

湛甘泉对程、朱的批判和改造

湛甘泉对程、朱的批判和改造,主要表现在对"理、气"关系上纠正了程、朱把"理气"、"理欲"分为二事的说法,认为两者是一体的,是"心"的不同表现,而非有"轻重"、"主次"、"先后"之别,把传统理学关于"心统性情"、"体用一源"的理论,引向了心学的范畴。在"知、行"的关系上,湛氏则强调两者的统一性,于是调和并解决了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与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在"知、行"问题上的矛盾。

“理一分殊”与世界伦理——试论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伦理”构想的可能贡献

筹划实施“世界伦理计划” ,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年来为解决全球性危机和应对全球化进程所提出的问题的积极回应 ;参与该计划的中国学者刘述先教授提出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一分殊”来消解客观存在着的文化差异以达成共识。但对“理一分殊”命题中的“理一” ,似不应作狭隘的理解 ,而应当深入各类文明和各种文化现象的内部探索其内在蕴藏着的深层结构 ,从结构及其功能的关系以揭明更加普遍的东西。从人的存在及其规定性出发 ,揭明以人的方式对待自己和他人以致于自己的整个外部世界 ,是每一个人正确理解和合理处理自己的全部对象性关系的基本规范 。

文人、文祸、典籍——从《史记》看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时期发生的重要政治、文化事件。文章根据《史记》记载,参考了近年来出土的秦简及前人研究成果,对这两个事件进行了重新审视和评价。"焚书""坑儒",并不是要焚毁所有儒家经典和坑尽儒生,而是镇压那些利用《诗》《书》来诽谤朝政和违抗秦始皇旨意的诸生(儒生、术士),焚毁"天下书不中用者"。"焚书""坑儒"是秦朝实行政治、思想、文化专制的体现。

程朱理学的现代审视

程朱理学继承孔孟道统,专讲义理性命之学。它将人际伦理提升到宇宙本体论的哲学高度来重整人际伦常秩序,确立人的道德主体性。程朱理学既有以道德相对主义(社会性道德)把自然道德化的"真善相悖"的一面,也有以绝对道德主义(宗教性道德)把自然审美化的"美善相乐"的一面。程朱理学完全可与康德的德道哲学相媲美,它构筑了可与天地比肩的人类伟大尊严,追求哲学敬畏人生、宗教超越人生、艺术赞美人生的崇高精神境界。它最富有思辨性的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的精华。

朱熹“理一分殊”思想的形成——以《延平答问》为核心的思想史研究

朱熹的"理一分殊"思想有两种传统解释,分别受到西方哲学式和苏联唯物辩证法论式的影响。二者都是从《朱子语类》出发,结合自己的范式进行解释。八十年代以来,朱熹思想史研究对传统解释提出了质疑。对《延平答问》的文本研究,揭示了朱熹接受理一分殊的历史情境,显示"理一分殊"最初是作为辨别异端的标准和伦理命题被朱熹接受,后来被朱熹扩展到本体论和功夫领域。对于延平时期的朱熹,《论语》和《孟子》的重要性大于理学文本,《论语》"一贯"章对于朱熹理一分殊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而面对"如何领会理一"的问题,朱熹在走向程颐和《大学》的道路中,将理一分殊扩展到认识和功夫领域。正是由于对"理一"本身的思考,才使得朱学呈现出"道问学"的特色。

《焚书》中与李贽交游的麻城人物初探

李贽在麻城期间,与一大批麻城人物交游往来,谈学论道,在思想及学术上互通有无,对相互间的学术成长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李贽思想英译对中国典籍文化“走出去”的启示——以《焚书》和《续焚书》英译本为例

中国典籍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提出文化“走出去”战略,文化典籍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提高其翻译质量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李贽作为明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阳明后学左翼泰州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在哲学、史学、文学诸多方面都卓有建树,著作很多。其哲学思想、史学思想和文学理论对全球化时代的人类社会而言,都是可资借鉴和发掘的思想宝库。西方对李贽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其译著对我们今天典籍汉译仍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通过对不同版本《焚书》和《续焚书》译著进行概括梳理,探索其对新时代下典籍作品翻译的启示,进而提高中国典籍翻译质量,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理一分殊”的本体诠释:兼论经学的本体学性质

今日论经学,其目的在发挥儒学,提倡国学,而其实质修持则不能不回归本体之学,其方法用行则不能不深入本体诠释之学。"理一分殊"是宋明理学的核心命题,在近年来的新儒学讨论中具有重要地位,涉及到本体学、知识学与伦理学三个层面,但其讨论还仅仅限于经典诠释式的讨论,如何在进一步融合上述分析以了解其含义,更分析地说明其不同意涵,以补充其内容,这是"理一分殊"所需要的本体诠释之探讨。我们很难确证"理一分殊"的佛学来源,但易学的思想基础是清楚而直接的。或许,正因为有华严宗的思想作为参考,方使理学家更好地关注到易学中体现的理气分化而统一之道理,从而发展出理一分殊的思想。至于心学家则重视心的主动整合能力,此也不必完全归于禅学的影响,当可追溯到先秦儒学(如孟子)处。要想审视"理一分殊"概念的发展过程,便不能不兼有理气之学以作为背景认识,尤其应重视《西铭》中体现的个人与宇宙间一体的气之体验以及程颢对天理之体验。在此两者的体验基础上才能平等地分析气与理的平等对应性与相互参与性。由此以见理一分殊,既是理的统一性、分化性的彰显,也是气的统一性、分化型的彰显,两者不一不二,骨肉相连,血脉相通,犹如一钱之两面,一物之两层,一事之两端,电磁共振,质能互换。在这个认识之上,如何建立以仁义为基础的现代儒学,显然需要一个整体的宇宙与人的关系之认识。这种关系既是理的关系也是气的关系。从仁的德行来说,更体现整体性;从义的德行来说,更体现分化性。仁更偏向气质的同情共感,义则偏向于理性的差别认知。以仁义为基础的伦理学所要掌握的命题,不仅是"理一分殊",还应包括"一本万殊"及理气互动而共存等命题。

从“理一分殊”看当代新儒学的发展

"理一分殊"是宋明理学的重要概念,关涉到普遍性与特殊性、同一与差异、抽象和具体等义,与传统哲学中的一多之辨、体用之论、总别和同异之议均有关系。当代新儒家直接承续了宋明理学的精神,面对时代问题,不断地吸收传统智慧以作新解,进而转化为当下思考的资源。从诠释学的观点来看,"理一分殊"的思想包含了十分重要的方法论内容,对于我们理解当代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思考儒学的未来发展,都有着直接的启迪意义。在今天这样一个价值迷失和工具理性极度膨胀的社会里,义理世界渐渐失去了其同一性,甚至无"理"可讲,本根意识的杂乱无章或者消解,使得社会的同构性趋向于减弱,每一个生命都成为无所依归的个体原子,本能式的个人主义大行其道。这种意义丧失、道德视野褪色而社会陷于分裂的境况,迫使我们不能不讲"理一"。因为,只有回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存在性关联当中,在休戚与共的一体关系里面,才能够重新找到渐次失落的意义本源,维持价值理性的同一性。但"理一"又不能够脱离开"分殊"来讲,而必须要置于"分殊"之中,在具体的情景下,在万事万物的个别性存有里面来明"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