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Transition of Growth Drivers and Derivative Effects of Final Demand on China＇s Economic Expansion

This paper presents an analysis of the sources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nal demand and provides a new approach to China＇s growth pattern. Using input-output data from China＇s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NBS）, this paper employs an input-output model for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driving forces behind China＇s economic growth between 1987 and 2007. The findings illustrate a few points. First, final demand including consumption, investment, and export, experienced a downward trend. The majority of the output derivative effect came from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with a significant shift from light industries to heavy industries. Second, between 1987 and 2007 the structure of China＇s economy transitioned from dependence on domestic demand to export-driven growth. Third, China＇s economic growth was driven by final demands, but the driving force mix experienced fundamental changes. Lastly, this paper makes suggestions for China＇s economic growth model based 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外需隐含国内就业——兼论产业数字化的影响

外需是拉动就业的重要引擎。从全球价值链角度探究如何有效提高外需隐含国内就业,是促进就业增长的重要议题。基于2005—2014年中国行业数据,考察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外需隐含国内就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分析产业数字化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提升促进了外需隐含国内就业增加。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就业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服务业、中低技术行业;相较于后向参与度,前向参与度的提升对外需隐含国内就业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影响机制分析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可以通过外需规模扩张和劳动生产率提升促进外需隐含国内就业增加。调节效应分析表明:产业数字化正向调节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外需隐含国内就业的促进作用,相较于数字化制造,数字化服务的正向调节效应更明显。

上海市能源碳排放回顾性分解与前瞻性预测

经济和社会发展离不开能源的使用,巨大的能源消耗将会产生大量碳排放。论文建立了经济能源碳排放(EECE)模型,对上海市碳排放进行回顾性分解(2000—2017年)和前瞻性预测(2025年和2030年)。具体而言,通过结构分解分析、双比例平衡法以及时间序列法,从系统层面建立了历史分析与未来分析之间的动态联系。研究发现,上海市化石能源产生碳排放量最多的能源类型为煤炭行业,其次为石油行业。天然气行业是产生碳排放量最少的化石能源。电力和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服务业与金属冶炼和轧制加工业是上海市历年产生碳排放最多的部门。最终需求水平是上海市能源消耗产生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碳排放产生强度是上海市降低能源消耗产生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力。在碳达峰条件下,2025年与2030年碳排放数量大幅降低。

去工业化成因的比较分析——基于15个去工业化国家的投入产出分析

近年来,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份额和就业份额已经出现了显著的下降趋势,展现出了“过早”、“过快”去工业化的发展态势,中央为此提出了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的发展要求。文章通过对15个去工业化国家的投入产出分解分析,将制造业增加值份额的下降分为了相对增加值率、国内供给率、生产结构、最终需求结构和最终需求量五个因素所引起的变化。分解发现,国内供给率、生产结构、最终需求结构因素是导致大部分国家去工业化的主要原因,而生产结构、最终需求结构和最终需求量因素是导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份额下降的原因。中国最终需求中对制造业需求降低是由于消费结构中制造业份额下降和出口需求降低。为此,要确保中国制造业份额稳定和经济的平稳发展需要进一步推动自主创新,扩大国际国内制造业市场;提升中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创造制造业新需求;发展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生产性服务业,缓解去工业化导致的经济增长放缓。

中国能源消费增长的分解——基于投入产出方法

能源是当前中国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分析其消费增长各个环节的能耗效应是制定节能措施的基础。论文利用投入产出表将1990～1995、1997～2002年中国能源消费增长分解为中间需求效应、技术效应和最终需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技术效应是减少能源消费的关键因素,在1997～2002年间,技术效应的作用更加明显。中间需求效应与技术效应具有明显的负相关性,有可能通过替代效应对技术效应做出反应,因此,行业之间全面的技术进步很重要,尤其是对那些中间需求调整敏感的行业而言。从单个行业来看,对耗能大户和最终需求量增加快的行业应重点加强技术进步。此外,最终需求效应与国际贸易结构密不可分,应该依据产品附加值和产品能耗对进出口结构进行调整以减少能源消费。

投入产出弹性系数研究

为了研究产业结构变动和产业部门间的关联程度,需要计算投入产出弹性系数。根据矩阵理论,对投入产出弹性系数进行分析,提出了一种新的确定弹性系数的方法。该方法不仅考虑直接消耗系数变动所引起的各个部门产出的相对变动,而且还考虑了最终需求结构对部门产出的影响。最后计算了中国1992年和1995年18部门的弹性系数,同时将投入产出表中部门间相互关系最为敏感的连接通过图表示出来,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结果,数值结果表明本方法是有效的有效性。

经济结构变动对中国碳排放影响——基于IO-SDA方法的分析

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对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提出了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经济结构得到了一定的改变,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产业经济结构自身还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本文基于1992、1997、2002、2007、2010年的投入产出表,采用IO-SDA方法(Input-Output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将碳排放量的变化分解为能源结构效应、能源强度效应、增加值效应、Leontief逆矩阵效应、最终需求效应,从而得到经济结构历史变化对于CO2排放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我国能源消耗导致的排放增加主要是最终需求效应与Leontief逆矩阵效应;除2002-2007年,能源强度效应始终为负,且为促进CO2排放减少的主要因素;我国终端能源结构除了1997-2002年得到了优化,其他阶段却一直在朝着高碳化的方向发展。通过构建碳排放影响力系数和碳排放感应度系数对各个部门的评价结果显示,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行业大多是高耗能的行业,未来节能减排重点需要逐步降低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但在具体部门层次上应制定有所区别的政策: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等部门应保持一定的比重,不可一味降低,可更多从技术进步方面制定节能政策;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等部门可以考虑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方面改进;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部门可以在保证人们生产生活的基础上来尽可能地降低比重;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等第二产业部门及房地产业至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业部门应大力提高其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

东亚区域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依赖关系——基于TiVA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依据Koopman(2010)的全球价值链分解原理,将东亚区域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依赖关系分为"上游依赖"和"最终需求依赖"两个层面,并相应构建了"后向关联度"和"最终需求贡献率"两个指标体系加以衡量。利用WTO-OECD发布的附加值贸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在"上游依赖"层面,东亚区域的内部依赖大于外部依赖,区域内部在生产分工中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同时,中国在东亚区域的上游供给者地位正在上升,日本在下降。在"最终需求依赖"层面,东亚区域对欧美国家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外部依赖",但是外部依赖和内部依赖都呈现出"倒V型"发展趋势,东亚区域的内部经济发展动力有待增强。

最终需求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变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区别于传统视角的碳排放强度研究,本文从供给和需求,产出和增加值的内在联系出发,提出了最终需求视角下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及其消费的完全碳排放强度、投资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和出口的完全碳排放强度相关概念和计算方法,并根据合并WIOD形成的1996-2009年的中国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完成了对各类完全碳排放强度的测算,以及对完全碳排放强度的变动的直接贡献率分解,同时对各类完全碳排放强度的变动进行了直接碳排放系数效应、中间投入技术结构效应、增加值系数效应和最终需求规模效应4种驱动因素的SDA分解。结果显示:第一,期间消费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均小于投资和出口的完全碳排放强度,且消费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对完全碳排放强度变动的直接贡献率要大于投资和出口,表明消费中隐含的碳排放与增加值的比例沿着"集约型"路径不断优化,而出口和投资的增长路径则相对"粗放"。第二,各类完全碳排放强度的减排路径大体一致,直接碳排放系数效应为正,而中间投入技术结构效应、增加值系数效应和最终需求规模效应均为负,暗含投入产出结构、各类需求的隐含增加值系数以及规模变动对碳排放强度下降并没有起到积极作用,而主要源泉还是直接碳排放系数下降。其中直接碳排放系数、中间产品技术结构效应和增加值系数效应的变化在投资的完全碳排放强度中作用较大,而最终需求规模的变化在消费的完全碳排放强度中作用较大。第三,各类完全碳排放强度变化以及其背后的驱动力具有明显的分阶段特征。2002-2004年投资和出口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变化促使了完全碳排放强度上升,而2004-2009年则对完全碳排放强度的下降有一定的正贡献。入世以前增加值系数对各类需求的完全碳排放强度下降的贡献为正,而其后贡献为负。其中,在2003-2007年投资和出口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变化中表现更为明显。因此,降低碳排放强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减排技术仍是最直接和有效的措施,而需求模式调整也是降低碳排放强度的重要手段之一,特别是降低出口和投资的中隐含碳和提高出口和投资中的增加值率,同时也要警惕消费结构变动中如汽车等高能耗产品普及带来的不利影响。

最终需求拉动下区域产业用水驱动因素分解

要实现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中用水总量控制的目标,需要正确判断相关因素对用水量变化的影响强度和作用机理。影响产业用水量变化的因素涉及从生产层面到消费层面,从结构因素到效率因素。本文从最终需求的视角,同时考虑生产和消费的影响因素,运用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法,考察了1997-2010年五个时段相关因素的变化对产业用水变化的总贡献和部门贡献。研究结果表明,国内最终需求成长效应和出口成长效应是拉动江苏省产业用水增加的主要原因,产业技术效应和用水强度效应是江苏省产业用水减少的主要因素;第一产业中国内最终需求成长效应是关键拉动效应,国内最终需求结构效应是抑制效应;第二产业中出口成长效应是关键的拉动效应,用水强度效应是关键抑制效应;第三产业中国内最终需求成长效应是关键拉动效应,用水强度效应是关键抑制效应;六大分解因素对各个部门呈现不同的驱动强度。研究结果为不同产业制定相应水管理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工业低碳发展与需求模式调整

使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法,构建了工业CO2排放的最终需求结构分解模型,对2010年中国工业三个层次24个行业的CO2排放进行了诱发机制分析和最终需求结构分解。结果表明:CO2排放的诱因依次是建筑业和部分工业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工业产品的出口以及最终消费;工业内部CO2排放的最终需求结构呈现出明显差异。提出需求模式调整是实现低碳发展的战略方向之一,指出了低碳需求模式调整的重点和需要关注的行业。

我国区域间GDP增长根源的实证研究——基于地区间投入产出表的试算

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是驱动一个地区GDP增长的最终根源。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各种原因使得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比较和探究地区间经济发展的根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我国各大区域间经济增长的特点,对于我国决策机构有效地统筹区域发展具有极大帮助。然而,由于过去我们一直缺乏可用于这一方面研究的有效的实证研究工具,因此对于我国区域间GDP增长根源的研究很不深入,始终停留在表面的定性研究上,未能揭示出我国各大区域间经济增长的真正根源。本文就是要通过研制的地区间投入产出模型,从我国各大区域的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的贡献做实证性追溯。希望通过此项研究对我国的区域发展给予理论支持。

中国建筑业碳排放增长的结构分解分析

为分析建筑业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基于投入产出技术与完全分解方法构建了结构分解分析模型,将影响建筑业碳排放的因素分解为列昂惕夫效应、强度效应和终端需求规模效应,并对1997~2012年间中国建筑业碳排放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997~2012年建筑业碳排放增长了2.9845×109 t。其中,终端需求规模效应（155%）是拉动建筑业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原因,其次是列昂惕夫效应（43%）,而强度效应（-98%）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碳排放增长;从部门层面看,对碳排放增长拉动作用显著的部门主要包括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从能源类型层面看,建筑业碳排放增长主要由煤炭（72.67%）和焦炭（12.47%）决定。

“三驾马车”诱发效应与产业部门最终依存度牵扯

通过比较2002年和2007年投资和出口的生产诱发系数发现,近年来投资和出口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在不断增强。根据生产诱发系数,可将产业划分为典型消费拉动型、典型投资拉动型和典型出口拉动型部门。国家制定产业政策时需要根据各个产业主要诱导力的不同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同时,大力鼓励消费,提高消费对产业增加值的贡献率。

从最终需求看我国长期经济增长

本文从最终需求的角度,即从出口、投资和消费这三个方面,对影响中国当前和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首先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对中国外向型经济所可能造成的实际影响,指出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冲击是有限的,有可能通过增加内部需求来消除;其次分析了影响中国内需的主要因素,并着重指出近年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导致了国内需求的失衡,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是扩大内需、保持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增长的重要途径。

最终需求间接能耗核算模型的改进研究——基于投入产出法的变形与转换

为克服最终需求间接能耗初始核算模型存在的两点主要不足,笔者对其进行一次变形与二次转换,实现对最终需求间接能耗核算模型的改进,满足对最终需求间接能耗连续性估算的要求。结果表明在行业分类一致的前提下,最终需求间接能耗初始与改进核算模型的结果较为接近,平均相对误差低于5%,表明在无投入产出表年份,可以借助改进核算模型进行估算;核算模型要求行业分类尽可能精细,分类越宽泛,结果越粗糙,高估可能越大;再者由于最终需求项目数据可得性的难易程度不同,其间接能耗估算结果的精确性存在差异;最后改进核算模型的应用性可针对与行业密切相关的间接能耗污染排放与其他资源消耗以及其污染排放等进行拓展。

我国产业基于最终需求拉动效应的竞争力评价

部门的经济发展受部门自身的最终需求拉动,也受其它部门的最终需求影响。最终需求拉动效应的结构性变动体现了这一时期该部门在国民经济系统中发展的竞争力强弱。为测定各部门剔除进口品影响后的经济发展受最终需求拉动的主要部门,本文将基于投入产出技术的原归因矩阵分离出增长态归因矩阵,给予其数学性质和经济含义,并根据增长态归因矩阵建立了基于最终需求拉动效应的我国部门发展的竞争力评价体系。从1992-2002年中国三次产业的18个部门的计算结果来看,第二产业发展的竞争力优势地位显著,其中食品制造和烟草加工业、化学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4个部门受自身最终需求影响而发展的竞争力一直很强,农业较弱,第三产业的计算结果受资料限制有所偏差。应该说,利用增长态归因矩阵来衡量本国部门受最终需求影响而发展的竞争力,进而为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参考依据。

广东省最终需求结构变动对能源消耗强度的影响

在输入内生的条件下,构造最终需求产品结构的能源消耗强度因素模型,进而实证分析广东省最终需求结构变动对能源消耗强度的影响。分析表明,消费结构因素、最终需求项目结构因素影响能源消耗强度作用不太明显,资本形成结构因素、输出结构因素影响能源消耗强度作用非常明显,提高输出比例和降低资本形成比例都有助于降低广东省能源消耗强度。预测表明,随着广东省最终需求结构的变动,广东省2010年按不变价计算的能源消耗强度有一定程度下降,但"十一五"时期要实现2010年能源强度比2005年下降20%左右的目标,仅依靠结构因素还达不到,还要从技术方面努力。

基于最终需求视角的中国碳排放分析

基于最终需求的研究视角,运用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了居民消费、资本形成和出口所导致的碳排放。结果表明,2007年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固定资本形成、存货增加、出口所导致的碳排放量分别占各行业碳排放总量的5.29%、17.08%、5.51%、38.39%、1.83%和31.91%。平均而言,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每1元的消费支出分别导致所有行业总计排放0.18和0.196千克的CO2;每1元的固定资本形成导致所有行业总计排放0.3千克的CO2;每1元的出口导致所有行业总计排放0.28千克的CO2。

北京人口和产业政策的经济影响分析--利用扩展的投入产出模型

本文分析北京控制人口增长和产业政策引发的经济影响,通过延伸的北京投入产出模型计算最终需求(产出、收入、税收和GDP)乘数和产出驱动(产出、收入、税收和GDP)乘数,测算北京人口控制和产业疏解引发的经济影响和土地开发限制引发的经济影响。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是人口控制、产业疏解,还是土地开发限制,对北京的经济影响都是相当显著的,计算的主要经济指标(分行业的产出、收入、税收和GDP)的绝对值和增长率都表明了这个结论。因此,北京在控制人口和疏解产业的同时,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消除控制城市增长的人口和产业政策带来的税收、收入等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