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诉讼裁判的时机

裁判的时机成熟是民事诉讼达到可以由受诉法院作出终局裁判的状态,是所有类型的终局裁判的必要条件。裁判的时机成熟时,法院必须尽早地作出终局裁判以结束该审级的诉讼。对裁判具有重要性的事实如果已被充分地解明,并且当事人已穷尽其主张、举证或进一步提出诉讼资料不被允许,则该诉讼已达到裁判的时机。诉的合法性裁判与本案裁判在裁判的时机具体识别上存在差异。法院在裁判的时机达到时作出终局裁判乃其应尽的义务;例外的场合,基于合目的性考量,法院可裁量是否作出终局裁判。在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中,“事实清楚”作为终局裁判作出的诉讼资料基准未能彰显裁判的时机成熟的全部要义,“审限”制度更是有违裁判的时机成熟的基本原理。

论历史人物评价中的“盖棺定论”问题

人物评价是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盖棺定论”思想根深蒂固。但从历史学的发展史上看,很少有历史人物能有定论。从评价客体的复杂性及其活动价值随着社会发展而不一致方面来讲,“盖棺定论”是不可能的。从评价主体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以及认识要不断的反复方面来讲,同样不可能有“盖棺定论”。“盖棺定论”限制了史家主体意识的发挥,弱化了人们的思维,因此要改变“定论”模式,充分发挥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以宽容的态度研究历史人物,方能使历史人物评价不断向真理方向发展,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浅议知识产权确权行政终局决定的司法审查

本文分析了我国现行知识产权法有关知识产权确权的规定，参考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国内司法实践，指出了对知识产权确权行政终局决定进行司法审查的必要性，最后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之下，就实用新型专利司法确权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科技期刊稿件终审质量评价

评审稿件时,编辑部(初审、终审)常与审稿者(审稿专家、编委)意见出现分歧,甚至相左,为综合考虑两方面的意见,客观评价稿件终审质量.基于稿件评审过程中的指标多具有模糊性,以综合类期刊为例,建立科技期刊稿件终审数学模型,利用数学的模糊综合评判方法评价稿件质量,给出定量分析结果.该方法可避免主编定稿时的个人主观因素影响,兼顾稿件学术质量和编辑质量、编辑与审稿者的意见,更加客观全面的评价稿件质量.

台湾地区刑事再审程序改革研究

台湾地区刑事再审程序被称为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中的"化石条款",自1935年以来未有过实质性修改。2015年台湾地区修改刑事再审程序启动事由,对"崭新性"和"显著性"要件作了修正,拉开了刑事再审程序修改的大幕。台湾地区刑事再审修改与对再审功能之反思、无辜者行动计划、人权保障运动发展等息息相关。从改革实效来看,台湾地区刑事再审程序改革基本实现了修法初衷,但刑事再审难的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

未决羁押正当性的实体透视与程序推演

未决羁押正当性的实体目的是防止未决羁押期限超过法官最终确认的徒刑期限,其制度设计的直接目的,当然是设置一种程序机制来尽可能准确预测法官的最终判决。达成未决羁押正当性的措施以实现审判结构的科学性为前提,在此前提下主要考虑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确立对未决羁押的司法审查程序,包括对自然羁押与正式羁押的区分以及警察、检察官的风险选择;另一方面实现侦查权与关押权的分离。

司法判决“终局性”问题研究——以内地司法判决在香港承认与执行为中心

终局性问题成为内地判决在香港顺利获得承认执行的主要障碍。香港法院通过一系列判决建立起了针对内地司法判决终局性的完整规则体系。通过对普通法法域终局性规则晚近发展的考察,并依据普通法判决理由的确定理论,建议香港法院采纳灵活的终局性标准,即判断终局性的关键应在于内地司法判决是否在当事人之间创设了确定的债权债务关系。

试析钱谦益的“弇州晚年定论”——兼及钱钟书对“定论”的评价

钱谦益反对七子派的文学复古,除理论主张外,还独创"州晚年定论",揭示后七子领袖王世贞晚年发生变化,进行自赎和改悔,反省和修正过去的观点,符合其"多历情变"的实际,也用来为自己的诗学理论张目。其中一字之异,将《归太仆像赞》中"久而始伤"的"始"改为"自",不能回避"舞文曲笔"之嫌,但与大体符实地"定论"相比,毕竟是次要的,以此将其文学理论说成"每不足信",是一种非事实求是的一偏之见。

曹丕《典论·论文》穷原竟委

历代视曹丕《典论·论文》是纯粹的文学专论,认为它强调了文学的价值,批评了文人的陋习,区分了文学的体裁,品评了建安七子,并提出了文气说。然而,笔者以为它还有许多言外之意,这篇文章既是曹丕为建安七子的盖棺定论之作,又有着特殊的写作动机及正本清源的目的,政治效用不言而喻。

民事终审裁判生效时间的比较考量

中国民事终审裁判生效时间节点迄今尚无统一的法律规制。在民事终审裁判理论和实践中,裁判作出生效存在无法满足生效时间的确定性和明示性、对当事人处分权的非均衡性限制的制度困境;送达生效存在同一终审裁判生效时间的非一致性、送达的不可控性与裁判生效时间确定性的矛盾的制度困境。宣告生效则能保障终审裁判效力的确定性,实现与审限规定制度的无缝对接,与宣告后的自缚效力深度契合,并推进法院案件审结方式理性改革的应然回归,是可行选择。

末位淘汰制及其适用性考查

作为一项颇受争议的管理制度,末位淘汰制对企业及其员工具有很强的激励作用,但其制度缺陷也会产生诸多负面影响,所以必须要对其有个全面的了解。首先对该制度的益处与不足进行了分析,随后通过对末位淘汰制的各影响因素进行文献检索分析和关联性分析,提取出了5个主要影响因素,进而构建了影响函数和因素关系图。最后,从绩效管理、激励盲区的消除和全员参与3个角度提出了配套措施,以保证该制度的成功实施。

论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中的“确定性要件”

外国判决具有"确定性"是其得到域外承认与执行的基本前提之一。然而,对于判决"确定"的标准,各国、各法系之间尚存在诸多差异,这影响着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鉴于"确定性要件"日益突出的重要性,海牙判决公约计划就"确定性要件"达成了折中方案,意在引入为各国普遍接受的判决确定性标准。我国《民事诉讼法》等国内法要求外国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双边司法协助协定引入了"确定性要件",而我国司法实践并未充分关注"确定性要件"的适用。"确定性要件"的合理架构及适用应成为我国未来有关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立法及司法完善的重要方面。关于"确定性要件"的完善进路,应充分考虑海牙判决公约方案的开放性、国际性立场。

王宫双门棋博弈系统中的关键问题研究

王宫双门棋作为一种藏区益智类游戏,其计算机博弈系统的研究还相对较少。本文主要对王宫双门棋计算机博弈系统中存在的几个关键问题进行探讨,包括不规则棋盘、走法产生和终局判断问题,形成基本的解决对策,这将有利于各类藏棋的保护性研究和进一步的软件开发。

内地和香港民商事判决相互承认执行的最新发展

2006年7月,内地和香港签署了《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从其主要内容来看,它在一定程度上包容了内地的审判监督制度,并将内地所有具有涉外民商事案件审判权的法院的判决纳入进来,具有突破意义。但是,它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为了进一步促进两地民商事判决流通的合作,我们应该赋予互惠原则新的涵义并完善内地的审判监督制度。同时,香港也应该逐渐建立对内地的司法信任。

我国民事诉讼审级制度初探

确保公平正义，兼顾诉讼经济，是一国审级制度应当遵从 的价值 取向。目前我国再审率连年上升，终审判决的严肃性受到严重挑战，不利于诉讼经济。鉴于 再审程序在理论和实践中的不足，建议拓展审级，有条件地实施三审终审制。

香港承认与执行内地民商事判决的确定性判决条件探讨

内地法院民商事判决在香港承认与执行时多会以判决不具备确定性或终局性条件而被拒绝,旨在维护法律权威的判决确定性制度在我国法律文化中缺乏存在土壤,香港法院应当尊重内地法律文化,从内地法律制度的视角出发认识内地法院判决,实现两法域之间司法权的互相尊重与协调。

西方社会文化道德行为约束与宗教“末日审判”情结的关联

西方高水平的社会道德水平受到全世界的关注。而除了法律的约束,宗教是一个不可以忽略的部分。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在西方,基督教作为第一大宗教,其对于西方道德文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本文通过对于基督教中"末日审判"的研究,探讨其对于西方社会道德的积极作用。

刑事审级制度的现实挑战与应对转型——基于当下刑事司法改革的思考

中国实行四级两审终审的审级制度,这种审级制度设置源于法律移植、历史传统、地缘环境以及认知理念等因素的考量。但是当下正在积极推行试点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改革、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强烈冲击了司法裁判生效过程的一元化特征,并对各级刑事审判机关的职能划分提出了挑战,进而影响刑事审级制度的设置。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司法改革的推进,中国刑事审级制度的设置应当进行调整,实现司法裁判生效过程的多元化,并重塑各级刑事审判机关的职能划分。

涉诉信访终结相关理论问题之澄清

对涉诉信访终结问题的研究应当结合我国法制环境的变迁。在目前诉、访分离的法制背景下,涉诉信访的性质与普通行政信访相同,涉诉信访终结的对象不再是"诉",而只能是"访",因而也不存在合法性的挑战。涉诉信访终结对于规范涉诉信访程序,提升涉诉信访机制的实效具有促进作用。操作中应坚持党委领导、多方参与、公开透明、保障信访人参与权、终结决定普遍有效等原则。

当前司法实践中影响公平正义实现的若干问题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是我国司法工作的最高标准和根本目标。当前,司法机关公平正义的供给与人民群众的期待还有一定差距,特别是司法机关内部还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认识偏差、思想误区、不当做法,影响着公平正义的顺利实现。其中,如何准确认识和处理好办案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审理者裁判与院庭长监督,诉源治理与立案登记制,依法纠错与终局裁判,诉讼权利保障与不当诉讼行为规制等几个方面的问题,对实现公平正义尤为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