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确认机制的体系协调与功效衔接

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确认机制能实现交易成本最小化,保障意思自治最大化,彰显司法权威终极化。在机制的体系协调上,要从多元机制的协调、程序对接的协调、实体审查的协调、角色转换的协调四个层面把握;在机制的功效衔接上,要从诉调对接和错误救济两个维度入手。在诉调对接中,调解协议、司法确认与诉讼判决之间的效力衔接因不同情形呈现出“多面变幻性”;在错误救济中,应改变一审终审的做法,允许上诉或撤销司法确认裁定,根据虚假调解、恶意调解、损害案外人利益、权利基础发生变化、裁定文书错误等不同类型,综合调解促成的主观恶性、既判力情形和履行状况等因素来分别处理。

刍议我国行政诉讼收费制度

行政诉讼收费制度是关系到相对人接受司法成本、“民告官”实现的程度,关系到法院运行的经费保障的重要制度。但是目前其面临着改革既要促进国民接近司法,又要保障法院独立运营的财政基础的两难的境地。完善诉讼费用管理若干具体的制度作为探索我国行政诉讼收费制度改革的路径,将对我国的诉讼收费制度改革有所助益和推动。

芬兰行政诉讼制度述评

芬兰的行政案件由行政法院审理,行政争议的任何一方都能够作为原告起诉,起诉停止被诉行政决定的执行。行政案件传统上实行书面审,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具有主动性。存在颇具特色的特别起诉制度。

WTO协定与行政诉讼中的法律适用

WTO协定是对其所有的成员国具有拘束力的国际法。它要求其成员建立符合其规定的司法审查制度。对于WTO协定在我国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应在维护我国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的同时又参照各国通行的做法,采用混合适用的方式。若WTO规则与国内法规定发生冲突,应优先适用WTO规则。同时,还应适当参照或援引WTO争端解决机构通过的专家组决定和上诉机构的裁决。

和谐社会呼唤拓宽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

任何诉讼都有自身的原告和被告,行政诉讼也不例外。在当今社会中,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发展非常迅速,呈现逐步放宽的趋势,而在我国的《行政诉讼法》中,对原告资格的限制过多,门槛过高,不符合国际行政诉讼法制现代化的潮流,不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拓宽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势在必行。

保护规范理论反思与本土化修正

保护规范理论的引入不仅关乎原告资格的确定,因为与实体法上的公权利相勾连,其如何适用直接关涉个人权利在公法中的析出路径与范围。就保护规范理论本身而言,其将权益基础限定为公法,使得主观公权利难以识别;其意在行政法内部建立独立的权利义务体系,无法有效应对公私法交织融合的现实;反射利益理论对解决滥诉有益,但也为将权利解释为利益提供了理由。出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产生于经济政治改革之下的权力监督背景、基本权利条款司法辐射功能缺失等原因,保护规范理论在我国的适用中产生公权利析出范围过窄等现象。批判本土标准不确定性的论者,实际上是没有对本土实践展开充分的理论塑造。我们应该在借鉴保护规范理论权益实定化路径的同时,结合本土已有的要件化判断实践,将原告资格的实定法基础拓展至私法,并增加因果关系要件作为判断辅助。

论政府采购行政诉讼中的原告资格

政府采购在现代社会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政府采购实践的发展,此类行政诉讼纠纷逐渐增多。在政府采购及其诉讼的整个过程中,涉及供应商、采购人(及集中采购机构)、第三人以及检察机关的各方主体的利益,其在该类诉讼中均存在有原告资格的合理性,应当以法律规则为基础,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逐步确定各方主体的原告资格。

反向行政诉讼:全域性控权与实质性解决争议的新思路

反向行政诉讼,是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在某些特殊类型的行政案件中将诉讼程序的启动权赋予行政机关,在结构和形式意义上由行政机关起诉相对人的制度。反向行政诉讼在相对人违反行政协议、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行政机关的债权保障等领域显现出其难以替代的优势,符合行政机关角色转变的要求,符合权利救济、司法最终解决、诉权平等的理念,有充足的域外经验支持。反向行政诉讼虽然是"官告民",但依然遵循行政诉讼的宗旨和目的,只是在受案范围、起诉资格、举证责任、判决类型等方面有相应改变,是一种在坚守行政诉讼固有理念前提下的理论和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