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数字化激励、企业数字化水平与企业创新

选取2013—2020年中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中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企业成长理论探讨政府数字化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政府数字化激励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企业数字化水平在两者间发挥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政府数字化激励对国有企业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相较于非创业板上市公司,政府数字化激励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研发投入水平的影响更显著。政府应重视数字化激励,鼓励企业走上创新发展的道路。结论可为政府顶层设计提供参考依据,同时为企业数字化发展及创新实践提供启示。

外资进入促进了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吗?——基于中国微观企业的经验证据

外资进入是否改变了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在刻画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的动态演进基础上,探讨了外资进入对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的影响。研究表明:2000—2013年中国企业上游嵌入度不断提升但程度较小,下游嵌入度相对较大却持续下降,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整体为负但攀升态势明显;外资进入推动了企业上游环节的嵌入度,对下游环节嵌入度产生明显锁定效应,整体上外资进入的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效应表现出显著负向作用;一般贸易企业、外资企业、劳动密集型及低技术水平企业同行业外资进入的全球价值链地位负向效应明显;进一步的动态效应和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外资进入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表现出显著动态抑制作用,会通过融资约束效应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从而有利于缓解外资进入的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风险。

信息化建设与企业出口行为--基于“两化融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信息化建设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培育新兴产业和经济增长点的强大引擎,与微观企业的出口行为亦息息相关。然而关于政府以产业政策的形式主导推动的信息化建设是否存在贸易促进效应,现有研究往往语焉不详。文章基于2004—2013年我国工业企业数据,以2009年首批两化融合试验区的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以两化融合试验区表示的信息化建设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两化融合试验区虽然促进了城市信息化水平提高,但对企业的出口概率和出口规模均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两化融合试验区主要通过“抑制生产率提升”和“拓展国内市场”两条渠道影响企业出口行为。最后,基于异质性分析发现,两化融合试验区对非国有企业、大中型企业、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及东部地区企业的出口抑制作用更大。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对两化融合试验区经济效果和微观企业出口行为的理解,为政府进一步合理推进两化融合战略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ESG表现、创新投资决策与企业价值

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背景下,企业积极履行ESG责任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价值的问题备受各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选取2009—2021年中国沪深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实证检验了ESG表现对企业账面价值和市场价值的影响效应,同时立足于企业创新投资决策的视角,分别探讨了企业创新投资水平和创新投资结构在上述过程中发挥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ESG表现对企业账面价值和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良好的ESG表现有利于企业账面价值的提升,但对企业市场价值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ESG表现通过提高企业创新投资水平对企业账面价值和市场价值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尚未通过调整企业创新投资结构这一传导渠道影响企业的账面价值和市场价值。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企业ESG表现对企业价值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的研究成果,而且为激发企业ESG履责内在动力、以创新投资决策赋能企业价值提升提供了可行的实践启示。

渠道多元化、跨渠道冲突与渠道内冲突:市场化水平的调节效应

文章以开放系统理论为基础,讨论制造商采用多元化的渠道对两种不同形式的渠道冲突的作用,以及市场化水平对渠道多元化与跨渠道冲突、渠道内冲突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从中国制造商一方收集520份调查数据,引入市场化指数二手数据,应用统计方法分析数据和检验假设。文章的数据检验结果发现:第一,制造商采用多元化的销售渠道会导致制造商内部各条渠道之间产生冲突,也会加剧制造商与同一条渠道内合作经销商之间的冲突;第二,制造商采用多元化渠道通过加剧与同一条渠道中经销商之间的渠道内冲突,进而降低企业绩效;第三,市场化水平会弱化渠道多元化对跨渠道冲突的正向影响。文章最后从理论贡献、实际应用和研究不足等方面对研究结果进行了讨论。

基于公司层面的物流网络组织——以南方物流公司为例

物流网络组织是近代经济地理学和交通地理学关注不多的领域。在全球生产网络理论兴起的今天,基于公司层面的物流网络的组织应成为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本文构建了基于战略网络、空间网络和运营网络的物流网络组织的理论框架,以开展对微观层次(尤指公司层面)的物流网络组织的研究和理解,并以南方物流集团为案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物流组织的战略网络包括两种,一种是物流公司与客户的合作联盟,一种是物流公司与物流公司之间的合作联盟,战略关系管理是物流公司的重要发展战略;空间网络一般呈现总公司-分公司-办事处的等级结构,空间网络的选址受到市场导向因素、公司经营战略和企业运营成本等因素的影响;运营网络是一个由运输、仓储、报关、配送等多个过程组成的流程,受物流业务外包程度的影响,参与主体对信息的共享是运营网络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外向型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公司生产率——对母公司特征和子公司进入策略的考察

基于2002—2008年我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本文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着重考察了母公司特征和子公司进入策略在其中的作用。本文运用扩展的Olley-Pakes(1996)方法来估算企业生产率,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考察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效应,得到了如下结论:(1)总体而言企业生产率确实能够从对外直接投资中获益,从首次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后一年开始其生产率会显著高于无对外投资的企业。这种生产率效应会因母公司特征和子公司进入策略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2)对于吸收能力强的企业,其生产率提升效应从投资当年就开始显著;且这种生产率效应对非国有企业更加明显。(3)投资到OECD国家的企业生产率获益会高于投资到非OECD国家的企业。绿地投资能显著促进企业生产率提高,而兼并收购会给母公司带来更大挑战,但对能够在较长期成功应对挑战的母公司会带来更大的生产率获益。最后,本文还运用不同的生产率度量方法和实证估计方法检验了本文主要结论的稳健性。

全球网络、本地网络对集群企业技术能力的影响

虽然全球价值链、产业集群等理论研究非常关注知识学习和创造的过程与机制,但是分析视角的"中观"属性使这些理论的研究较少与"微观"企业层次的能力积累建立直接的关联。然而,对于参与国际竞争的集群企业来说,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恰恰是如何充分利用外部网络中包含的各种知识源来强化自身的竞争能力。这种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引发了两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全球网络与本地网络中的各种知识转移效应和机制是否能够作用于集群企业能力的构建?如果外部网络机制和效应的影响确实存在,那么各自的程度又如何?基于全球价值链、产业集群以及企业层次技术能力研究的已有文献,通过对中国浙江两个专业化产业集群进行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所获得的数据,对外部网络效应与集群企业技术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后显示:(1)并非所有的外部网络效应都能够影响集群企业的技术能力;(2)即使某些效应确实能够对集群企业的技术能力产生影响,其对不同技术子能力的影响程度也存在差异。

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对中国企业出口的适用性检验

本文通过我国2005年工业普查的企业数据,对Melitz(2003)的异质企业模型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进行了验证。本研究主要检验企业要素生产率、企业所有制形式、企业所处区域和企业要素比率等因素对我国企业出口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生产率越高越容易出口;外商投资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更容易出口。关于企业要素比率的结论是,从整体来看,企业要素比率的作用不确定,这说明了我国出口不再仅仅依赖丰裕的劳动禀赋,出口结构也在不断升级。分行业的检验结果显示,在一些资本密集性的企业,资本与劳动比率的提高,会显著促进企业的出口,表明我国部分资本密集型企业也具有出口竞争力。

中国股票波动性的分解实证研究

本文建立了股票总体波动性的分解模型和市场波动以及个别波动的度量、估计方法,同时对不同波动成分的趋势进行分析和检验,得出了不同波动性成分随时间变化的确定性趋势。

中国控制权私利的国际比较及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的控制权私利水平高于普通法系国家,也高于东亚的大部分国家。控制权私利与净资产收益率显著负相关,与资本债务比率显著正相关,公司规模和股权制衡机制对于控股股东掠夺控制权私利有一定的限制作用,但是作用并不明显,市场化指数并不能解释各地区控制权私利水平的差异。

次贷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渠道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2006—2009年中国976500条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考察了次贷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识别了次贷危机对企业经营绩效影响的两种渠道:贸易渠道和金融渠道。实证研究发现,次贷危机对危机前行业出口依存度越高的企业的利润和销售增长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同时对危机前行业财务状况越脆弱的企业的利润和销售增长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表明次贷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影响的贸易渠道和金融渠道是存在的,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次贷危机对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企业绩效的影响渠道是有差异的,具有明显的指向性特征。

企业异质性、贸易自由化与就业变动——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实证分析

基于企业就业的二元边际视角,利用高度细化的关税数据和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中国制造业最终品和投入品贸易自由化水平,并在考虑企业异质性的基础上,实证分析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最终品和投入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对不同生产率企业的就业变动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会引起低生产率企业的就业损失和高生产率企业的就业创造,同时导致低生产率企业死亡率上升以及高生产率企业死亡率下降;相较于投入品贸易自由化,最终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效应更大。

设计驱动型创新国内外研究述评与未来展望

设计驱动型创新是指基于产品特有的语言和意义,通过扩展和详细阐述产品的形式概念,更好地获得产品的交际和语义维度。它是创新研究的前沿话题,也是实践界创新改革的一个方向。然而,目前相关研究尚属起步阶段,其内涵机理有待进一步厘清。在回顾设计驱动型创新内涵、前因后果等基础上,从企业、二元和网络3个层次梳理已有研究成果,最后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任务导向董事会群体断裂带、努力程度与企业价值

利用沪深300成份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了任务导向董事会群体断裂带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董事会努力程度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任务导向董事会群体断裂带对董事会努力程度和企业价值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且董事会努力程度在任务导向董事会群体断裂带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即董事会群体断裂带通过董事会努力程度对企业价值具有一定的间接功效。

中国设计公司国际化水平研究——基于国际市场最大200家设计公司对比分析

根据美国《工程新闻记录》(ENR)期刊历年来关于国际市场最大200家设计公司的统计情况,分析国际工程设计市场近五年的变化趋势,并着重介绍入围ENR 200强的中国设计公司在国际工程设计市场的现状及发展情况。参考建筑企业国际化评价模型,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目前中国设计公司的国际化水平进行定量评价,提出中国设计公司的综合能力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

制造企业组织柔性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以服务化程度为中介变量

探讨组织柔性对企业绩效影响的作用机制,即组织柔性能否通过服务化程度的中介作用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构建"组织柔性—服务化程度—企业绩效"概念模型,以陕西省制造企业为调研对象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组织柔性对服务化程度和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服务化程度在结构柔性、人员柔性、资源柔性、文化柔性影响企业绩效的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在创新柔性影响企业绩效的过程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在过程柔性影响企业绩效的过程中中介作用不显著。

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技术创新——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有何影响是一个亟待解答的理论问题。本文使用2004—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和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加剧银行信贷风险,致使企业面临较强的融资约束,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相对于国有企业,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更强;相对于东部地区,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中西部地区企业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更大。

审计重要性水平、事务所规模与审计意见

文章以财务重述公司为样本,探讨了审计重要性水平、事务所规模与审计意见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重要性水平影响审计意见的类型,超过重要性水平的错误更容易被出具非标意见;不同规模的事务所对重要性水平的执行标准是有差异的,规模大的事务所对超过重要性水平的错误更加敏感,"大所"在执行审计业务时,对超过重要性水平的错误报表更容易出具非标意见。研究结论支持"大所"出具的审计意见更严格、审计服务质量更高这一论断。

研发创新抑制波动机制分析——基于企业生产供给波动视角

本文基于种类扩展型技术进步框架构建了理论模型,分析研发创新对企业层面生产供给波动的影响效应以及其作用机理,并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验证。本文发现,研发创新带来的更多技术种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御生产波动的风险,企业研发创新强度越大、全要素生产率越高,则企业产出波动性和生产率波动性越小。进一步研究发现,研发投入是通过扩展技术种类范围、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间接地抑制波动,而研发产出会对企业层面波动产生直接和间接的抑制作用。因此,本文揭示了"创新性毁灭"之外研发创新影响企业层面波动的另一种机制,为改善供给状况、平抑实体经济波动提供了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