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郎机火铳最早传入中国的时间考

在明清时期的中西科技文化交流中,最先引起中国政府重视、迅速加以引进并进行大规模研究制造的,是西方火铳。火铳同火药和其他爆炸性火器一样,也是中国发明的。可是,中国火铳发展的速度较为缓慢,而它在13-14世纪先后传入阿拉伯和欧洲后,则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到了16世纪(明朝中期),西方的火铳已发展得更为先进,并且又开始返传到中国来了。

明人佛郎机观初探

被称作佛郎机的葡萄牙是最为明代中国人所熟知的欧洲国家。明人之佛郎机认识已经涵盖了葡萄牙的不少方面,其中关于地理方位、人种归属、火器战船、殖民扩张以及物产风俗之认识已经达到一定深度。明人佛郎机观相对于以往华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既体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又表现出明显不足,而且对明朝中后期之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

关于16—17世纪中国佛郎机火炮的射程问题

16世纪初,欧洲制式佛郎机火炮被传到中国,它的结构、火力、射程、命中率诸方面,均超过了明朝的神机枪炮。明廷迫于军事上的需要,积极吸收、推广和改进此项技术,使之成为明嘉靖朝至万历朝年间最犀利的火器。但是,它的射程问题东西双方历来少有人问津,现根据古今中外有关佛郎机火炮研究的史料,对其作去伪存真的分析,推断出其有效射程为1华里左右,最大射程在3华里之内。其射程数据被虚夸实有一定的社会原因。

明清中国负面西方印象的初步生成——以汉语语境中的三个佛郎机国为中心

被中国人称作佛郎机的葡萄牙、西班牙、法兰西,是新航路开辟后与明清中国相继交往、互动不断的三个标志性西方大国。但与历史上以大秦为代表的较为正面的西方印象相比,明清之际的三个佛郎机国却给中国人留下相当深刻的负面印象。这主要表现为体貌怪异的白番印象、凶狡桀骜的强番印象、横行海上的好战印象、掠食小儿的食人番印象和四处扩张的侵略者印象。随着明清中国对天主教负面认知的日益固化,以及佛郎机与传教士、天主教间密切关系的更多披露,负面佛郎机印象又在大西洋观念作用下幻化过渡为整个西方的负面印象。而西方殖民势力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对中国主导的天下秩序的强力挑战,以及天主教对儒家教化伦理的巨大冲击,共同构成了明清中国之负面西方的认知依据。

明清时期对外认识中的“佛郎机现象”

“佛郎机现象”是明清时期中国中心观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源于中国地理知识的陈旧，兴于中国文化观念的保守，主要表现为排斥或漠视新航路开辟后来华的欧洲国家。在欧洲势力不断向世界推进之时，“佛郎机现象”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进步。

试论晚明外交中的“佛郎机情结”

明人"佛郎机情结"是中国传统外交模式遭遇葡萄牙人强力挑战、西方商业殖民势力长期租住中国领土行将造成尾大之势以后,晚明朝野对佛郎机问题敏感、困惑、内心焦虑的一种反应。它因对葡外交之伤痛经验和传统华夷观念的双重作用而产生,突出表现在对佛郎机问题无法释怀、不断检讨对葡政策的成败得失以及借"佛郎机故事"警示对欧外交等方面。晚明"佛郎机情结"不仅左右着明代中欧关系的历史进程,而且影响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实质推进。

明末耶稣会传教士与佛郎机——传教士是侵略者观念的形成

明末来华耶稣会传教士与葡萄牙人(佛郎机)的关系,成为中国人将传教士视为是侵略者的重要原因。由于中国人视葡萄牙人为侵略者,导致传教士来华传教之初竭力掩盖与葡萄牙人的关系。1616年的南京教案,传教士被驱逐到澳门。然徐光启上强兵策,建议明朝军队引入西洋火器,并请传教士与澳门的葡萄牙人担任军事顾问。在传教士重返北京的同时,给中国人留下了传教士与葡萄牙人是同一集团的强烈印象。于是葡萄牙人是侵略者的看法被转移到传教士身上,导致传教士是侵略者的观念形成。

从“佛郎机”到“西班牙”——清代中国对西班牙认知的发展

"佛郎机"一词在明末清初文献中主要有四种含义:第一,指葡萄牙;第二,指西班牙;第三,指法兰西;第四,指西洋火器。由此可见当时中国社会对于西方认知的匮乏和混乱。"西班牙"这一准确译名称呼的出现,可以体现出清代中后期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文明开始初步的了解,而通过对于从"佛郎机"到"西班牙"这一转变的过程的分析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看待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历程。

明代对佛郎机炮的引进与发展

16世纪初,西方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来到中国。当时,明朝人称之为佛郎机、葡都丽加、干系腊。“宫军得其炮,即名为佛郎机”。明朝人称葡萄牙炮为佛郎机,或佛郎机铳、佛郎机炮、佛郎机神器。那时,“佛郎机最凶狡,兵械较诸蕃独精”。佛郎机炮是当时世界上先进的火器(17世纪的先进重型火炮是荷兰的红夷炮。明朝对它的引进,笔者已另撰文阐述),比之于明朝及其四周邻国的火器独步精良。明朝兵家对这种火炮及其制造工艺迅速地进行了引进,并将火器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本文对此试作考述,冀图探讨古代对西方科学技术引进的历史和经验。舛误之处,请读者指正。

胡琏与佛郎机史事考

今年12月20日,澳门将回归祖国。几百年来,中国人民为了抵御外国侵略者的入侵,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本文论证了我省沭阳人胡琏在明代率军反击葡萄牙殖民者入侵,缴获并引进佛朗机的一段史实。本刊特以此文纪念澳门的回归。

戴裔煊教授新著《〈明史·佛郎机传〉笺正》出版

我校历史系戴裔煊教授,长期潜心研究澳门史,并把《明史·佛郎机传》作为明代中葡关系和澳门历史的一个重要课题来研究。他发现传文由于时代的局限、语言文字的隔阂和误信误据错误的记载,以致在牵涉重大问题的史实本身,疏漏舛讹百出。于是,对传文重新探索考核,补阙正误,写成《〈明史·佛郎机传〉笺正》一书,于一九八四年一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1517:大明相遇佛郎机

【广州城外三声炮响】顾应祥,字惟贤,本是长洲(今江苏苏州)浒墅人,占籍湖州,高中进士,此后辗转南北,屡居要职,政绩卓越,为一时所重。大明官场上饱读诗书,精通八股者比比皆是,可通晓数学者却寥寥可数。顾应祥对数学充满了兴趣,并具有较高成就,奈何所处的时代,以他的数学成就,并不能开启科学之门。正德十二年(1517年),顾应祥担任广东按察司佥事。负责海防事宜的巡海副使汪鋐赴京进表,由顾应祥代管海道。

明末清初的岭南佛寺与中外交通——以广州光孝寺和韶州南华寺为中心

明末清初的近百年间,即16—17世纪,乃西方所称的"大航海时代",葡萄牙、荷兰等早期殖民势力抵达中国南部沿海,紧随其后的传教士也接踵而来,从而拉开了中国与西方交往与冲突的序幕。明季伊始,"西洋"逐渐代替"西域"成为中西交通的主体,南海道上,来自欧罗巴的"西洋"人逐渐取代来自印度、阿拉伯的"西域"人而成为中西交流的主要对手,维持了千余年的朝贡贸易体系开始遭到西方契约贸易体系的不断撞击。岭南佛教寺院在这场"西风变换"的转折时期,扮演了某种微妙的角色:最初来华的传教士被广东地方官员视为出家僧人而安置于寺院之中;而来穗贸易、朝贡的西方商贾和使臣,虽与宗教或僧人无涉,也往往被安置于佛寺之中。这一有趣现象,反映了岭南海峤之地在中外交通中的特殊地位、朝廷对外交通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地方官员对外国人的恐惧心理。种种因缘巧合,遂使唐宋以后本已淡出中西交通主流的岭南佛寺再次成为对外交往的前沿,成为广东地方官员与来华洋人交往、周旋的中介和缓冲,见证了一系列中西交通的历史事件,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有案可稽却又不太引人注目的精彩一笔。

周维强:《佛朗机铳在中国》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6月,226页）葡萄牙佛郎机铳输入中国及其在华应用的历程,是了解16-17世纪东西方物质文明接触、吸收和融合的关键问题之一。诚然,中国研发和使用火炮的历史源远流长,但中国士人在接受及改良西方火炮同样有着相当的热情和实绩。

日本“南蛮屏风”中的帆船与贸易

“南蛮”本是中国古代中原地区对南方少数民族歧视性的称谓,在日本战国时代晚期的16世纪,则专指葡萄牙或西班牙人,相当于明代中国人所称的“佛郎机人”。当时日本人的地理概念相当模糊,只知道这些人多从南亚、东南亚或南海泛舟而来,故称之为“南蛮”(Nanban)。他们乘坐的大帆船,则被称为“南蛮船”。16、17世纪日本的绘画中,有许多关于“南蛮船”的描绘,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狩野内膳(1570—1616)绘制的“南蛮屏风”画了。

明朝海防战船欧化变革的历史考察

嘉靖朝以降,倭寇、海盗、欧洲势力持续侵扰,为应对海防需要,明朝战船的舰炮和船舶发生了一系列变革。变革过程呈现前后相继的两个波次:嘉靖万历朝,以引入佛郎机为中心,发明发熕、神飞炮、百子铳等欧式火炮,改造威远炮,仿制蜈蚣船、叭喇唬船,创制桅杆帮接技术;天启崇祯朝,以引入红衣大炮为中心,设置铳车、舷窗、炮孔、火炮甲板,创制熕船和舷侧炮技术。明朝战船变革呈现出明显的“重利炮,轻坚船”特征,即舰炮变动频繁,向重炮方向发展,强化炮击战术,与欧洲舰炮的变革节奏和方向一致;船舶变化迟缓,以应因舰炮需要为主,未发生欧化变革。面对欧洲技术冲击,明朝战船“重利炮,轻坚船”的技术偏好,植根于明朝火炮、船舶技术传统与欧州技术传统的兼容和排斥。

明代佛郎机铳核心技术特征及其转变研究

自明正德年间初传中国,至崇祯初年(1628年)其地位被红夷炮所取代,佛郎机铳是这一历史时期明代应用最为广泛的西洋火器,在明末军事技术领域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明代仿制的佛郎机具备三大核心技术特征:核心结构特征——子母铳的结构,关键制约因素——母铳铳长不超过六尺,核心技术参数——子铳长径比在10左右或以下。而佛郎机的核心技术特征,伴随更为先进的火器出现,又发生着分化。1568年左右,轻型佛郎机被鸟铳所取代,明代仿制的佛郎机铳逐渐向重型佛郎机炮集中。至萨尔浒之役后,红夷大炮填补了佛郎机在超大型火器(铳长六尺以上)上的空白。崇祯元年,明廷仿制出与重型佛郎机炮体型相当的红夷炮,佛郎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正嘉之际明朝对葡外交之确定——以丘道隆《请却佛郎机贡献疏》为中心

正嘉之际是中葡两国实质交往的第一重要阶段,这期间葡使来华,谋求建立与中国的通商贸易关系。面对素未闻知的全新外交对象,明朝亦开始了对葡外交的探索过程。在此过程中,奏呈《请却佛郎机贡献疏》的丘道隆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丘道隆从道义原则和现实利害两个方面建议拒绝葡萄牙人的"封贡"请求,勒令葡归还业已侵占的马六甲疆土,从而为明朝处理早期中葡关系提供了可资参照的决策思路。此后出台的明朝对葡政策,大体依循了丘道隆的建议,是对丘道隆奏疏的最终落实。

早期中葡关系与澳门开埠

葡萄牙是西方国家在从事海外扩张和殖瓦掠夺过程中,最早通过水路,即所谓“香料之路”,同中国直接接触的国家。从1513丰第一个葡萄牙人驾驶马来帆船到珠江口“通商贸易”,至今,中葡两国之问的关系已有400多年历史。葡萄牙人初来中国东南沿海,是叩关求市,还是扩张掠夺?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明廷及广东官府是如何加以对待的?葡萄牙人立足澳门,是借居、租居?还是“助剿海盗得赐澳门?”这些都是探讨早期中葡关系及澳门历史时,必须首先认真澄清的问题。“九九”回归在即,国人更渴望对澳门开埠的历史有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为此,本文依据中外载籍,力求通过分析和论述16世纪葡萄牙人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活动,客观、公正地再现这段颇为复杂的历史。

明代中葡关系与澳门之地位

明代中葡关系与澳门之地位朱亚非自从１５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方殖民者开始了对亚洲的入侵。明朝正德年间，葡萄牙殖民者占领了满刺加，成为第一个在亚州夺取殖民地的西方国家．葡人控制满刺加不久，就把目标对准了垂涎已久的中国。他们采用各种手段力图敲开明政府因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