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两个中心论”统一的内在逻辑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民为中心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贯穿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全部奋斗历程。准确把握和正确处理好“两个中心”的辩证统一关系,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良性互动。

刘少奇新中国经济建设思想研究

刘少奇同志在长期实践和探索中,提出了“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民主主义思想,这一思想历史意义重大,且至今仍深刻影响着我国国民经济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指出:在建设时期,除开必要的国防外,一切工作和其他建设均配合经济建设,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要求把经济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在深入考察中国城乡现状的基础上,刘少奇提出一系列极具远见的思想主张:新民主主义经济既有社会主义成分,也有资本主义成分;生产关系的改变要符合生产力的发展;农业集体化之后也可以实行个人负责制;民主化与工业化是不能分离的;按劳取酬,多劳多得,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刘少奇在他的讲话和著述中,深刻阐述了其独具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在当年,是具有震撼力的;在今天,则为我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石。

科学发展观对邓小平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发展

邓小平政治合法性理论是以经济绩效为主、意识形态为辅。有合理性也有局限性。科学发展观是对邓小平政治合法性理论的丰富发展,为新时期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指明了方向。

我党工作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径探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经济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中心地位,明确宣告全党要把经济建设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这表明我党已经深刻认识到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意义。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表现在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这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实意义。

“三个不适应”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关系辨析

目前学界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中出现的"三个不适应"现象完全是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致,这实际上是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观误读。因此,准确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概念及其所产生的客观影响,有助于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有效解决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中的"三个不适应"问题。

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两次历史性转变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观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和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发生过两次历史性转变:第一次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发展观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观,谋求人民富裕和国家富强;第二次是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转变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转变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体现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法制建设

法制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党的基本路线决定的。文章从当前法制工作的现实出发,提出完成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点转移,建立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体系,是九十年代我国法制建设的中心任务。

三大变化与重振中国经济应对之策的思考

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仍未出现重大好转,其中有疫情和外部经济形势冲击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由于近些年逐渐积累起来并造成深远影响的三大重大变化:(1)中美两国大国战略重大变化;(2)政府监管和政策变化过多、过频、过急、过激;(3)观念性因素和社会舆论导向发生偏差。正确应对这些重大变化,需要回到常识和基准,回到历史、逻辑和实践,需要关于市场经济的再次思想启蒙。无论是稳住经济社会大盘、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还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更关键的是要依靠基石性的好的营商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而不是多变、易变、时刻改变的政府政策。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改革开放以及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改革举措通过制度固化下来才是提振信心、增加信任、稳定预期的关键,要充分认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极度重要性,充分认识社会伦理规范在市场经济中的极度重要性,以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

“以人民为中心”的逻辑理路及价值主线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超越西方“人本主义”话语的实践悖论和中国古代朴素的“民本”情怀,继承和接续马克思人民主体思想的“人民”底色,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彰显和中国共产党“人民初心”的实践表达。其中,“以人民为中心”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发展”主线相互贯通,将人民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思想维度互补,时间跨度涵盖,发展向度承继;“以人民为中心”立足“人民”逻辑,批判西方“物本”逻辑潜隐的发展界限、人的异化难题以及资本的基因缺陷,保障人民的经济权益、政治权益、文化权益、社会权益和生态权益,推进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间关系的真正和解。因此,“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坚守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人民主体的根本动力、人民共享的根本目标和人民评判的检验标准,贯穿于脱贫攻坚、创造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