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与武汉抗战

在武汉抗战中,陈诚作为武汉卫戍区总司令在政治动员、舆论宣传、军事部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将武汉三镇及其周边完全纳入了战时轨道。作为第九战区司令官,他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取得万家岭大捷等胜利,为粉碎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迷梦作出了贡献。作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他以持久战理念发动全民投入抗战,同时也施行了许多限制共产党、维护国民党统治的措施。作为湖北省政府主席,他提出了新湖北建设的指导原则,为保护湖北教育事业基础采取了一些重要举措。他还成功主持了武汉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矿企业内迁,为坚持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爱国主义是陈诚人生旋律的基调,武汉抗战是他展现并践行爱国主义情怀的重要阶段。

新生活运动“失败论”析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新生活运动的评价有一个基本观点,即认为历时15年之久的新生活运动其结果“收效甚微”,是一场“骗局”,“不得人心”,“根本行不通”。本文对此提出不同看法,主张对新生活运动须作分阶段的具体、细致分析。

蒋介石的反“台独”立场述论

二战结束以后尤其是偏安台湾一隅的四分之一世纪里,蒋介石始终坚持反"台独"立场,不仅对岛内外"台独"组织及其活动坚决取缔,严厉打击,而且对日本政府及右翼政客支持"台独"的行径进行了谴责,对其策动台湾当局"独立"的建议予以拒绝。这是"台独"势力在此期间未能坐大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图谋未能得逞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日记看蒋介石处理“武力剿共”与“军事抗日”关系的心路历程——以九·一八事变为中心的考察

蒋介石在思想意识上是根本反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1927年4月,蒋率先武力"清党",实行残酷的武装镇压和血腥大屠杀,对共产党人决无半点手软。1931年夏,万宝山及中村事件发生,面对日军即将武装侵略东北的严重危机,蒋介石采取"全力剿共不计其他"的误国政策;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坚持"先剿共,而后谋抗日"的方针,对日不抵抗、对内压制学生运动,以对日妥协争取全力剿共的时间和空间,结果导致东北迅速沦陷。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仍然坚持"剿共为先,而后抗日"的主张,但是其"剿共"和"抗日"两个方面开始发生某些微妙的变化。

抗战时期日军两次入侵对广西工业生产力的破坏

抗战时期日军两次入侵广西,通过轰炸、烧杀、抢掠等手段,大肆破坏工矿业。同时,为了避免资敌,广西境内的一些工矿企业也被迫拆卸、转移、自毁,工业生产力因此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广西是一个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发展工业生产力的地区,评价日军入侵的影响,既要考察工矿业受损的程度,也要考察整个工业生产力系统的受损程度;既要立足于现实生产力,也要着眼于潜在生产力。

战前李烈钧对冯玉祥政治态度转变的影响

"九一八"之后,李烈钧曾建议冯玉祥在北方起事倒蒋。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李被邀入京,了解到蒋介石有抗战的决心,以及亲睹长城抗战中中方的失败,认识到抗日的艰难。遂对蒋介石及其政府有所理解。从此李烈钧成为调节蒋冯关系的主要中间人。察哈尔抗日期间,李烈钧的主张大体而言是促冯南下与蒋合作,从而避免了内战的发生。察哈尔抗战之后,李烈钧几次受蒋介石所托,北上劝说冯玉祥晋京与蒋介石合作抗日,最终在其影响下冯玉祥方能不计前嫌参加国民党五大,在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协和各方,以促蒋抗战。

李烈钧与察哈尔抗战的关系再研究

中原大战之后,李烈钧对蒋介石及其政府非常不满,认为国民党内部的分裂责任主要在蒋介石,故支持冯玉祥在北方倒蒋。长城抗战之后,李烈钧对抗日有了新认识,认为抗日救国惟有团结在蒋介石周围方有希望,而冯玉祥却仍力谋倒蒋。对于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抗战,李烈钧一方面予以支持,一方面对政府表示理解,从整个局势出发,还是力劝冯玉祥下野南行与蒋介石合作,这才是李烈钧的基本政治态度。

中共联蒋抗日方针的确立和实现

1930年代前半期的中国面临严重民族危机,国共两党关系也走到新抉择的关口。在蒋介石仍坚持"攘外安内"方针之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日,毛泽东领导中共中央以民族大义为重,适时调整对蒋策略方针,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直至最终实现"联蒋抗日"。

中共"逼蒋抗日"方针制定的原因探析

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是中共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的一个重大变化。中共制定"逼蒋抗日"方针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建立了新的根据地。二是中日民族矛盾激化,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要求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是日本加紧对华北进攻,危害英美在华利益,英美开始反击日本。四是国民党蒋介石为了维护自身和英美在华利益,对日政策逐渐改变。五是国民党军政大员和地方实力派中,有些人开始转移到抗日上来。六是国共两党代表有联系和接触。

陈立夫与战时国防科学技术策进会研究

国防科学技术策进会由顾毓琇最初倡议,在蒋介石的推动下于1942年末成立。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积极活动,意欲使之成为由其掌控的科学研究实体机构。该会组织章程草案历经数度更改,最后“定位为社会团体”。由于在职掌及工作内容和方式上都与最初的设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际上从成立之日起就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虽然在科学家们的努力之下该会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发挥了相当作用,但是由于战时环境艰难以及经费不足等原因,策进会的工作受到各种制约而“壮志难酬”。

《八一宣言》前后中共抗日政策快速转变的原因

《八一宣言》作为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政策的重要文献,对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和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八一宣言》在国内的传播促使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发生了急速的转变,以《八一宣言》为分界,中国共产党从"反蒋抗日"迅速转变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究其原因,除了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抗日政策必然要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而改变这个重要因素之外,也是为了顺应国内抗战热情高涨的潮流以最大限度的争取民心,同时改变中央苏区和红军当时的窘境,给中国共产党休养生息的发展时机。

“虽古而新”:战时六艺教育思想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出现的“回归传统”思潮,加上改善社会风气、缓解教育问题的现实需要,促使六艺教育思想应时而生,并具有“虽古而新”的特征。战时六艺教育思想的内容涉及救国教育、建国教育以及军事教育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张力,成为活跃的思想资源。国民政府将其纳入战时教育体系中,社会各界也积极开展多种活动和理论反思。战时六艺教育思想的出现与隐没,揭示出文化演进过程中的古今联动,其所带来的深刻思考,为今后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与历史智慧。

何以持久:国民党青岛保安部队及其敌后抗战

抗战时期,国民党青岛保安部队在敌后坚持抗战直至胜利。在李先良的掌控与领导下,青岛保安部队维持了主体稳定,历经改编不断壮大,成为青岛地区主要的敌后抗战力量。青岛保安部队一方面通过市政府从中央获得拨款补助,一方面结合本地实际,利用各种手段获取经费和物资,确保了基本生存所需。根据地理环境和自身实力,青岛保安部队以游击战为主,在不断袭扰、打击日伪的同时,虏获了大量武器装备,打开了抗战局面。青岛保安部队的敌后抗战再次证明,任何成功的持久抗战都不是单纯的军事斗争,而是包涵经济、政治等因素的综合斗争。经历波折之后,李先良在抗战胜利之日正式获任青岛市市长,并在投降日军协助下率青岛保安部队接收青岛。

近代日本之扬子江扩张及其战争规划再研究

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确立及其在扬子江的战争历史,是日本陆、海军战略家共同的战略利益追求的结果,历来备受关注,成果甚丰,但也存在较多空白之点与研究歧见。早在1879年,羽毛未丰的日本海军突破清日《修好条规》限制,非法侵入扬子江。甲午战争前后,日本逐步控制了扬子江的航行权。辛亥革命期间,日军派出"中清派遣军",进驻武汉长达12年,企图以扬子江为支柱,控制中国腹心要地。其后,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沿江上溯,西击武汉,实为其近代以来各类战争规划及经验总结的实战版本。

全国抗战时期中共山东敌后武工队研究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冀鲁边区环境恶化较早,1940年即出现敌后武工队性质的组织。1942年夏季之后,中共在山东陆续组建敌后武工队。武工队精干灵活,行动多样。作为开展敌占区工作的突击力量,打击、争取与分化瓦解伪军、伪组织是其主要任务;宣传组织民众,建立基层党组织与抗日政权,变敌占区为游击区进而为隐蔽的游击根据地是其重要目标。抗战后期,武工队活动区域扩展,武器配备与队伍建设加强,在城市近郊、铁路沿线与矿山等战略要地与日军华北特别警备队展开“秘密战”,成为坚持边沿区工作的组织形式和向战略要地渗透的尖兵。山东敌后武工队在坚持抗战、恢复与扩大根据地、准备抗日反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嘉峪关为中华东西干线之中心”: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略河西走廊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东部大片领土被日军占领,西北成为国民政府抗战建国之重要基地。1941年,国民政府开始着力经略河西走廊,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前往甘青宁三省,游说马步芳、马步青兄弟换防。1942年,中央军入驻河西走廊,蒋介石巡视西北一个月,密切中央与西北各地的联系。国民政府加强在河西走廊的军政控制,对于解决新疆问题、维护西北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嘉峪关为中华东西干线之中心”的提出,一改国人视嘉峪关外为偏远之地的既有看法,显示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西北边疆的重视和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之决心。

全国抗战时期蒋介石争取美国军机的援助

全国抗战时期,争取制空权非常重要,蒋介石为此向美国寻求飞机援助。由于美国实施“先欧后亚”战略,飞机主要用于援助英国和满足自身需要;珍珠港事变爆发前,美国害怕卷入中日冲突,其对华援助以不触怒日本为原则。这些因素导致蒋介石寻求美国飞机援助经历很多困难。1940年年中以前,蒋介石希望通过对美借款购买美国军机,但无效果。1940年6月以后,蒋介石加大了争取美国军机援助的力度,通过派宋子文、毛邦初等赴美游说,并亲自与来访的美国特使居里会谈争取,但至珍珠港事变爆发前,中国只得到100架美国军机。珍珠港事变爆发后,中美成为盟国,蒋介石理直气壮地寻求美方租贷飞机,美国也逐渐增加了对华军事援助。中方通过争取,到1942年年底接收美机169架。1943年,美国开始向中国提供新式飞机。自1944年下半年开始,美方开始大量援华飞机。美国援华飞机对于中国抗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因美国在抗战后期才向中国大量输入飞机,所以这些飞机后来也成为国民党蒋介石挑起内战的军事资本。

略论国民党政府反日舆论宣传的政策逻辑——从济南惨案到“八一三”事变

面对日本"拧紧螺丝"的局部侵略对中华民族的严重威胁,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攘外必先安内"框架内展开了反日舆论民族主义操控。其反日舆论政策形成于"五三"惨案,"九·一八"至"一·二八"走向失控,淞沪停战签订后蒋介石着手调适,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在内外压力下转向抗战动员。这一政策的本质是在"战略反日"旨趣下利用国家民族主义,以动员、安抚、分流与规制等手段规训抗议型民族主义,将民众纳入国民党政府反日路线的"正轨"。国民党反日舆论宣传政策深受宁粤权势结构的制衡,漏洞百出、矛盾重重,在全民族抗战大局压力下虽胜犹败。国民党的反日舆论政策集中了违反舆论宣传规律的各种表现,彰显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进步性,其经验教训是一部有历史价值的"反面教材"。

抗日战争之“无间道”——侵华日军和中共抗日武装谍报战档案解读

解放军档案馆珍藏着数百份抗战期间侵华日军和中共抗日武装谍报战档案。研究这些珍贵历史档案,可以深入了解日军对谍报人员的挑选、训练和使用情况,探究日军间谍机构、谍报网的情报搜集工作,以及中共及其抗日武装反敌特工作,全面揭示隐蔽战线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真实还原抗日战争中的"无间道"。

人民战争:晋绥民兵的反碉堡作战(1942—1945)

从1942年开始,针对日伪愈发疯狂地利用碉堡对晋绥根据地进行封锁、分割、蚕食与"扫荡"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巨大破坏,晋绥分局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发起了攻势强大的"挤敌人"斗争。在斗争中,民兵作为重要的群众武装,在八路军及武工队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军事训练、钻研作战技巧、研发制敌武器,以麻雀战、冷枪战、地雷战、劳武结合、联防战等多种灵活方式接连不断地对日伪碉堡进行骚扰、围困、破坏,并成功逼退、拔除了部分日伪碉堡、据点。1944年后,日军因大量抽调华北兵力南下作战,战斗力大不如前,此种情形为晋绥民兵发动更大规模、更灵活、更激烈的围困战并最终取得胜利创造了条件。作为不穿军装的队伍,民兵组织激发了群众的创造力,配合了主力军作战,涌现出大量的民兵英雄及战例战术。晋绥民兵在反碉堡作战中取得的大量战果,在充分印证中共"放手发动群众""只有人民战争,才能打败日本"的理论之准确性的同时,也宣告了日伪碉堡政策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