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rst Symposium and Expert Appointment Ceremony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Studies Center Held in Beijing

On the afternoon of July 20,the first symposium cum expert appointment ceremony of the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Studies Center,which was inaugurated on the morning of the same day,was held in Beijing.

金元时期陕北地区正一道的流布与全真道的勃兴--以出土碑铭资料为中心

金元时期中国道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新教派纷纷出现且在宗教理论、传教方式、组织形式等方面都逐渐成熟完善。从对陕北地区发现的道教碑刻资料的考察可知,金元时期该区域内道教流派最初以正一派为主,全真教创立后,通过采取拉拢上层官绅、争取下层百姓、道观间相互扶持、发展道观经济、对儒释吸收融合的综合发展模式,一大批全真教道观陆续兴建,教众迅速增加,从而形成以延安城、鄜州葫芦河川、甘泉北洛河中游、宜川鹦鹉川和绥德州镇川寨长春观为核心的道教传播地带。金元时期道教在陕北地区的广泛传播,起到了教化百姓、稳定社会的作用。

再谈《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信息答周钧韬先生

本来,认为袁中郎的《董思白》一信写于万历二十四年,是所有袁中郎研究者的共识,也并非是韩南、魏子云两先生的独创。只要承认这一系年,那《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信息就在这一年,无可争辩。周先生为了挑战这一说法,特别挑出了韩南、魏子云两位先生的大名,无非是为了表示“自觉追求”“与权威的论争中创新”是他从事研究的“信条”。但妙的是,他用以否定“万历二十四年”的立论根据,恰恰是用了韩、魏的所谓“共游”说,而这个“共游”说又恰恰是被他硬按给韩、魏头上的,无非是借用这两“权威”来为自己壮色。这就在同一个问题上,他处在既要挑战两权威,又要借重两权威的矛盾境地。在论述中,不但虚造了韩南说过“共游洞庭山”的话,而且又误读或曲解了一系列的文章。其关键是,陶石篑两次来苏州,明说万历二十三年的那次没有游洞庭,二十四年他带了一批亲朋好友游洞庭。袁中郎的诗文谈及二十四年陶游洞庭时,都表明自己在病中,未曾陪同。袁中郎另有一篇《西洞庭》写的是后来他一人游洞庭。所以,陶与袁从未“共游”过洞庭。周先生既没有读懂《董思白》,又误读了《西洞庭》,在虚构的韩、魏“共游”说的引导下,就咬定陶、袁“共游”过;既然他们“共游”过,那不是二十四年,就一定是二十三年了。于是“第一信息”就来自万历二十三年了。从中可见,做学问不能从打倒权威出发,而是要从求真求实出发。用材料说话,还要读懂材料,要有实事求是的学风。写这篇文章,特与周先生共勉。

四库进呈本《秘阁元龟政要》考略

四库进呈本《秘阁元龟政要》为四库存目之书,现存两种,一种为藏书家孙仰曾呈献之明抄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一种为近年新发现的两淮盐政李质颖采进之清抄本,现藏于河北大学图书馆。文章对四库进呈本《秘阁元龟政要》的版本、源流以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秘阁元龟政要》中关于该书的撰者、撰写时间、阙佚等进行了考证。经考证,四库进呈本《秘阁元龟政要》不但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而且内容丰富,可以补《明太祖实录》《东潜文稿》等历史文献之不足,还具有重要历史文献价值。

宋金元时期心悸病证治特点探析

宋金元时期心悸病的证治理论得到极大的丰富和完善。北宋时期,心悸病的发展多承晋唐“类分”思想之遗风,医家们注重对前朝医药理论的整理和继承,但又有所发挥。北宋医者新提出时气热毒、热邪两种病因,补入心实热、心中风和肾虚3种脏腑证型,扩充了他病致悸的种类,心悸的通用药物被首次提出,历代效验方在方书中也得到全面的总结和整理。南宋时期,医家们受理学影响本经典、重求理,对心悸的病名和分类方式进行规范,发挥火热、脾胃气虚、血虚、气郁、痰浊等病机,并对心悸方剂进行精简,创立诸多名方,同时注重用药的次第问题,丰富了心悸的治法治则。纵观宋金元时期,心悸病的部分用药存在古今变迁,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对病机的理解及治法用药亦与当代不同,值得学习与借鉴。

宋金元时期伤寒类医著对《诸病源候论》引用研究

本文以“中国基本古籍库”中收录的古代医籍为研究范围,探析宋金元时期“伤寒类”医籍对《诸病源候论》的引用情况,发现《诸病源候论》之成书对后世医学理论的发展与传承具有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且“伤寒类”医籍发展的历程为《诸病源候论》在后世的流传保留了珍贵有效的史料与语料,给后人探寻古籍原貌提供重要依据。

浅析新见辽宋金元碑刻文字简化符号替代现象

辽宋金元碑刻虽时代靠后,但资料仍很丰富,传承异体字较多,因其特殊记录方式,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文字本真样貌,能直观反映近代汉字阶段发展状况。全面考察新见辽宋金元碑刻隶楷书汉字,可发现其中很多俗字都体现出简化倾向。汉字简化有多种方式,符号替代是较为特殊的一种。辽宋金元碑刻隶楷书简体字料有多种简化符号替代方式,其过程具有同一构件用不同符号替代、同一符号替代不同构件、跨构件替代等替代机制,具备与行草书相关、类推性、区别性、结构一致性、固定化、记号化的特征,替代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汉字工具性特点、受书写材料与书体影响和书刻者的主观改造。

山西金元亭榭建筑补间铺作配置探讨

山西金元亭榭补间配置多跳出李诫《营造法式》的制式框架,出巧思奇招,表现出鲜活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基于园林建筑设计的视角,对山西17例金元亭榭从补间铺作与亭榭立面造型,补间铺作与亭榭屋架结构,补间铺作的“解构”与“重构”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总结了山西金元亭榭补间铺作的设计思路,以期为公元10至14世纪亭榭建筑设计寻求突破。

辽金元女性头饰文化探赜

女性作为建构社会的重要角色之一,在该群体中呼应产生的头饰文化不仅是历史时序下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集结物和艺术品,更是促成女性审美文化之一的必需品。选取辽金元时期女性头饰中的发饰与耳饰作为研究主体并探寻其中的文化意蕴,试图将文章的分析重点放置于历史承衍发展的视角下,并基于文化语义的基础探究辽金元女性头饰中文化生成的主因与结果特征,评析辽金元女性头饰文化的融合性与承接性。

两宋金元时期纸币面额的类型及其演进趋势研究

纸币面额由不同数额和货币单位组成,是纸币名义价值最重要的核心标识。两宋金元时期,纸币面额可分为“贯陌”两等制、“贯文”四等制、“两钱分厘”四等制三种类型,主要以既有的金属货币为依据,通过“以钱计值”“兑银计值”“以银计值”三种方式设定。纸币面额所代表的金属货币价值,逐步从铁钱的价值向铜钱和银两的价值转换,单张纸币面额所标识的名义价值量逐步降低。这不仅是纸币流通范围扩大、日益深入基层市场的直观反映,而且体现了白银货币化和货币白银化进程中,货币流通格局从“钱楮并用”到“银钞相权”的演进。纸币自身的作用,也随之完成了从浓缩大额铁钱(铜钱)的价值,到替代铜(铁)钱、拆零等分银两的转变。纸币面额的类型及其演变,是总结中国古代发明纸币的成就和经验,认识中国古代纸币性质和特点的重要切入点。

论古代山西词的历史发展及创作特征

古代山西词是中国词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山西词坛起步较早,自晚唐五代词体完成由齐言体向长短句的转变之后,山西词便进入了发展阶段。其中宋代与明代是山西词坛较为沉寂的两个时期,金元时期与清代的词坛相对繁盛。金元时期的山西词人群体是当时创作规模与影响力最大的地域性词人群体。清代的山西词亦极为兴盛,词人词作数量众多,凡前代所出现题材与风格在这一时期都有所呈现,体现出集大成的特色。

金元医籍名词作状语的表达式类型及其分布特征

金元时期是唐宋与明清的关键过渡期,承前启后。作为近代汉语特殊时期的医籍语料,语言具有较强的口语性和地方性,而名词作状语是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独特语法现象。通过共时穷尽描写,发现名词作状语的表达式类型与分布特征,总结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语法现象与规律:状语表达形式NP+VP+(O)在金元时期表现出了与典型的介宾短语作状语表达形式Pre+NP+VP+(O)齐头并进、一争高下的态势,而且在金元医家的代表性医籍竞争中占优势地位。这是特定历史时代在语言中的反映。

海东青崇拜与辽金元政治生态的平衡

鹰猎文化在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中世代承传,作为鹰中极品的海东青,坚韧不拔、不畏强敌,一直是他们崇拜的对象。辽金元三个王朝的崛起,与他们忠勇尚武的民族精神息息相关,海东青崇拜也是构成这种民族精神的重要一环。海东青获取不易,进而影响到三个民族与周边民族及地区之间的特殊关系。海东青正常流动时,不同民族与地区关系较为和谐,君臣关系比较融洽;而超出正常使用范畴的求取,加剧了海东青输出民族与地区的负担,造成了政治生态的紧张,进而威胁到自身统治。

明代团衫考

从分析一批形制类似的明代女性礼服文物出发,通过梳理文献记载并结合实物的对比研究,整理出这类服装在明代的名称变化和形制变化,同时对金元明3代团衫的沿革和形制特点进行了详细探讨。

浅析五运六气与金元四大家学术观点的关系

五运六气首见于《黄帝内经》,在宋金元时期蓬勃发展。其中为代表的宋金元时期的医家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被后世誉为金元四大家。他们所处时代前后相距不到300年,学术观点却寒热温凉,各有所宜。本文从金元四大家各自所处“六气大司天”背景特点的客观和其各自对运气理论阐发的主观两大角度挖掘,研究发现金元四大家学术观点寒热温凉的不同,均与各自所值“六气大司天”特点相契合;金元四大家皆推崇五运六气理论及运气思维下六气与人体经络脏腑气化密切联系的六经气化学说。本文探讨运气学说与金元四大家学术观点的关系,以冀对五运六气与各家学说研究提供一点浅见。

宋金时期西北吐蕃若干人名探微——以《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之唐古特语为中心

由于缺乏藏文史料,学界在翻译宋金时期吐蕃人名时,多是根据个人理解,既不统一,也存在很多误译现象。清代对宋金时期吐蕃人名做了大量改译,其改译依据是乾隆朝编纂的《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该书运用了很多唐古特语解释改译原因,反映出古代藏族文化对其他民族影响之深远,从李立遵、董毡等人名的翻译可以看出,充分利用《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是我们正确还原宋金时期吐蕃人名的重要方法。

黄骅市盐场遗址及其价值

2020年3月,黄骅市博物馆对沧州盐业集团长芦黄骅盐业有限公司基建时发现的一处金元时期制盐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遗址面积达900平方米。该遗址是渤海湾西岸地区首个科学发掘的金元时期盐业遗址,填补了黄骅市乃至河北省金元时期制盐业历史的空白,清理出首个与制盐作坊同时期的盐工生活区,对研究金元时期的制盐工艺、作坊布局、盐场管理及盐工生活等提供了重要实证材料。

清初辽金元三史满蒙翻译的史料取舍考析

与清太祖实录的编纂相同,清初辽金元三史满蒙翻译是清朝入关前的重大文化举措,反映清代的历史认同、史鉴需求和文献流播情况.根据三史译本的局部对勘发现,三史译本不仅以三史本纪为主体,还从志、表、传编译了不少内容.另外,三史译本各有三史以外的史源,《元史》译本甚至有取自蒙古文史书的内容.翻译三史时清朝尚处刚建立国家时期,而当时文士还能参酌不同史源,勘同蒙汉文献,表明清初的文献流播和文化交流已经达到非常丰实紧密的程度.

金末政治生态与文人心态略论--以杨奂仕行为中心

有“关西夫子”之称的杨奂早年在儒学家教及经历的影响下,试图通过科考入仕来实现自己的儒家政治理想。本文通过对杨奂兴定五年(1221)科考失败和正大元年(1224)上万言策流产的两次事件之归因做深入探究,以此揭露宣宗朝吏权大盛,激化了儒吏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导致儒士的仕途之路受到严重挤压,至哀宗朝,文士被彻底排除到权利核心之外的政治生态环境。由此彻底摧毁了以杨奂为代表的金末儒士群体对金朝的最后期许。政治生态的变化迫使文人的积极入仕心态逐渐转变,其家国情怀逐渐被摧毁,文人群体与国家政权之间最终走上了从希望到失望最后至绝望的悲剧结局。

金末元初东平学派的学术思想

本文主要探讨金末元初以东平府学为基地形成的东平学派的学术思想,从圣贤教化的为政关键、天理的三纲五常的为政根本、正心诚意的理学传统、以诚为本的文学观和对佛教道教的认识几个方面来论述。认为东平学派的主要思想是继承宋金的理学和经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