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的“补敝起废”——《太史公自序》“余闻董生曰”新解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太史公”回答中大夫壶遂的那一段话,也被班固撰写《汉书·司马迁传》时全部转抄,两史连载,影响深远。但它应该是“太史公”所谓“余闻董生曰”的内容,整个都是援引董仲舒的,并非太史公本人的观点阐发。《春秋》“新王”受命而改正朔,制正月,不再奉周之正朔,重新建构出一个道统。《春秋》经虽非历史却能够创设历史,足以成一代之法统。历史的最高点不在现实的王朝更替中呈现,在《春秋》的经义之中历史才能达到境界升华。公羊学话语系统中的《春秋》绝不只是一部史书,而是一部阐发王道、揭橥正义的伟大经典,因而它超越了具体史实和繁琐事务,指向事情背后的意义、价值,具有形上高度和超越能力,却不“空言”,注重在“行事”中展开理性分析和思辨阐发,而成为一部典型的政治哲学教科书。

“《春秋》者礼义之大宗”命题的多维度考察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的著名命题。这一命题深刻而中肯地揭示了孔子作《春秋》的指导思想和《春秋》经的思想内涵都是以“礼”作为价值标准。南朝梁人皇侃强调礼在六经中的统摄地位说:“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皇侃的这一论述与司马迁关于《春秋》为“礼义之大宗”的命题是相通的,有异曲同工之妙,非常明确而中肯地阐明了《春秋》经的主导思想就是礼。纵观历史上众多学者有关《春秋》经的论述,可知古今众多学者大都认可《春秋》经的指导思想或价值标准就是礼。汉代的“春秋决狱”,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汉代学界和政界依照《春秋》礼义精神进行的司法实践。宋人张大亨的《春秋五礼例宗》和元人吴澄的《春秋纂言》,把《春秋》所载各种事件按五礼分类编排。清人毛奇龄的《春秋毛氏传》则将《春秋》纪事分为二十二门类,并认为:“《春秋》二十二门皆典礼也。”凡此种种,均从一定维度上反映出《春秋》经纪事的指导思想就是“礼义”。

《史记》早期文献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考

司马迁《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两种本子及其在西汉藏、传情况,是该书早期文献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它与《史记》文献诸多方面的研究密切相关。客观地说,"藏之名山"本当为正本,实藏于国家书府太史公府;"副在京师"本当为副本,传于司马迁外孙杨恽。正、副两本皆作者生前录写,俱为百三十篇完帙,是具有同等文献价值的原始文本。《太史公书》正本密藏不宣,副本在宣帝时由杨恽宣布。西汉民间流传的《太史公书》若干篇卷,乃出自副本系统。两汉末年世乱,京师典籍迭遭浩劫,由于《太史公书》有藏、传两种本子存行于世,该书虽有少数篇缺佚或局部文字错乱,但其文本总体上仍保持稳定。

论《史记》的“太史公曰”和“互见法”

《史记》中颇有一些“太史公曰”偏离了传记的主旨,显得言不由衷。“太史公曰”承“君子曰”而来,本应发挥裁决史实的责任,但汉代史官丧失了神权,而司马迁从个体命运出发的史著也脱离了史官传统。这些冠冕堂皇的“太史公曰”不过显示了司马迁的职业意识和对史官传统的依恋之情。《史记》“互见法”深受古史“十功不能赎一过”观念的影响。司马迁相信在其他传记中出现的过失记载,并不影响人们据本传而对人物所作出的评价。“互见法”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求得人物在本传中道德和精神的明确单一,以便于评判,而这又与史官的撰述传统相联系。“互见法”显示了司马迁为遵从古史体制而对自己情感的抑制,也反映了史传由记事转而为述人的某种限制。

《史记》“太史公曰”中的设问及其互文性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曰"中有一定量的设问。作为元语言的"太史公曰"中的设问因其语形语义上的特殊性,相对于《史记》中更为常见的对象语言(叙事性话语)更具思辨性。此外,元语言和对象语言整体上互文见义。就结构形式而言,这些设问主要有单一标记型、复合标记型、并用标记型等类型,零标记型极少,复合标记型最为常见,复合标记型包括连续式和离散式两类,后者如"岂……哉"等,更易于互文见义。就语用逻辑而言,"太史公曰"中的设问也可蕴涵一定的断定,总体上有助于凸显思考问题的深度,升华史识。

元代贡氏三家诗文集考略

元代中后期,皖地宁国(宣城)、徽州二路诗文家辈出,群星灿烂。在宁国诗人群体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个显郝的诗文世家,即宣城贡氏。贡奎有《云林集》六卷附录一卷、贡师泰有《玩斋集》十卷拾遗一卷、贡性之有《南湖集》二卷存世。祖孙三代著名诗坛,其各自生平及家族传承,诗文集之板本源流、散佚辑佚、题材内容、艺术价值亟待综理考辨,论证判定。

近四十年来《史记》论赞研究回顾与展望

学界对《史记》论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史论角度对《史记》论赞进行研究,二是从文学创作角度对《史记》论赞进行研究。此外,历代史记评点中的论赞研究以及"太史公曰"与"论赞"概念辨析是近年来《史记》论赞研究的新方向。《史记》论赞研究方兴未艾,未来学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必将以文史互通的眼光和多学科融会贯通的视角,取得新的成绩。

论《史记》的心灵史书写及其三个面向

《史记》乃乙部之首,不仅是一部早期中国的社会演进史和思想文化史,也是一部华夏心灵史。作为心灵史的《史记》不但涵括了客体层面上的历史个体、社会类群和民族文化的精神面貌,而且蕴藉着主体层面上的传述者心绪,即"太史公之心",二者藉"借宾形主,寓主于宾"等方法而熔铸为《史记》的心灵世界。司马迁以通古今之变的哲思,提炼特定群体的心理共相,勾画数千年时空迁延中的民族之魂,其逻辑起点是省察历史个体的浮沉悲喜。就存在论而言,《史记》是一部浩然雄深的心灵史;就结构论而言,《史记》是一部主客融摄的心灵史;就认识论而言,《史记》是一部逻辑判然的心灵史。对《史记》心灵史书写及其面向的阐抉,不仅是经典认知的深化,也是探赜其经典性边界的尝试。

略论汉代序文之新变

两汉之际,序文趋于定型,较之先秦时期呈现出诸多新变,具体表现为:整理《尚书》,使我国第一部散文序文集重现于世;产生了具有全新形态的自序,其中以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为代表;序文的学术功能更加突出,学术价值日益凸显;其题写范围日趋广泛,出现了赋序、史书序、子书序、辞书序、诗序、铭文序、佛典序等,几乎涵盖了当时的所有文体,有力地推动了序文的深入发展。

《左传》“君子曰”与《史记》“太史公曰”比异

《左传》"君子曰"与《史记》"太史公曰"虽然都是史家对所录历史的感悟与看法,但二者在策略、主旨、风格等几个方面有明显的不同。"太史公曰"对"君子曰"评论模式的突破,对我国史论发展有重大意义。

论两代太史公的发愤著史之心——兼谈《伯夷列传》的破体隐衷

古贤时彦曾以“太史公之心”或“司马迁之心”指称《史记》心灵史书写的主体蕴藉,但若基于语义逻辑,“太史公之心”不惟涵摄“司马迁之心”,亦应涵括“司马谈之心”。发愤著史是两代太史公的心理共振;不过,司马谈期待的是一部表彰盛世的当代史,司马迁则希冀一部继述《春秋》的万世之史,此其心相之异。《伯夷列传》事略文简,论说逾半而传述寥寥,其微旨是以史笔担公义,以史著替天道,为人立传,为世立法;其破体隐衷与《太史公自序》等篇互见,均彰显了司马迁的“继《春秋》”之心。

立言传统背景下的自序——以《史记·太史公自序》为例

＂立言＂是秦汉以来士大夫阶层人生价值观和学术著述领域的重要传统,也是自序诞生的重要文化背景。本文将以文学史上第一篇自序《太史公自序》为例,探讨在＂立言＂背景下,文本作者将为儒家经典撰写的他序转变为自我抒怀的自序,承担阐释宗旨、彰显文本、立身扬名等重任的历史必然性,以及自序在准确阐释和抒写怀抱两方面拥有的独特视角与优势。

《汉书·艺文志》研究三札

《汉书·艺文志》之《易》类等并无"蒙省"的著录方式,《易》类是以类别划分的形式进行著录的,每一个类别都以标志性的书籍或书籍体裁为类名,并围绕着这一类名著录相关的书籍;《春秋》类著录的《太史公》4篇与《太史公》130篇中的相应之篇有重复,这4篇的著录不是"别裁",而是刘向误著录于《春秋》类中的,然后再被刘歆著录于《七略》之《春秋》类中;《诗赋略》杂赋类著录的《客主赋》的题名脱一"杂"字,歌诗类著录的《河南周歌声曲折》的题名则脱一"诗"字。

《史记》中“太史公曰”之人文观照

探讨人文意蕴,必当以人为本。司马迁《史记》"太史公曰"将个体作为置于特定的历史时代、特殊的人物个性下,以特别磊落的史家胸怀作了辩证人文的观照。其可谓是认知和弘扬人文精神的典范。

元代宣城贡氏之儒士家风研究

宣城贡氏起于南宋而盛于元代,秉承儒家崇德修身、孝悌齐家、济时行道的思想观念,在个人修身、家族建设、国家大义等不同层面都努力践行儒家的伦理道德,形成了尚德义、重孝悌、秉节义的优良家风。有元一代贡氏传承四世,元初贡士濬以德兴家,其子孙贡奎、贡师泰等孝悌传家,至元末明初贡性之隐逸山林,优良的儒士家风使宣城贡氏成为绵连数代、声名卓著的文化世家,其家风建设对当下的文化传承具有启示意义。

20世纪《史记》“太史公曰”研究述评

从 2 0世纪 80年代开始至本世纪初 ,《史记》“太史公曰”的研究已经有了二十年的历史了 ,它是《史记》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在广泛搜集有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 ,就2 0年来“太史公曰”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作了初步的分析与评估 ,并指出这个领域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 ,为学人的研究提供思路。

论《史记·列传》之编次

《史记》列传之编次问题,自司马贞始论之,其所疑者,在西南夷之安置,其他编章之顺序则未尝提及。然其所疑,千百载下,莫得其解。《太史公自序》自本纪以迄列传之缘由,详叙其始末,可以为一说。然所言乃概述著作内容,于承先启后之要素,未能提及,故论之者众,亦难释其疑。审司马迁于《太史公自序》中所言,与《序卦》体例相同,在世家中亦可见司马迁曾读《序卦》,故其序言或受《序卦》之影响。《序卦》将《周易》六十四卦分别部居,不相杂厕,并在其间通过意义的引申排比,作为今本《周易》卦序之导言,于六十四卦之了解,有莫大帮助。司马迁作自序,其体例与《序卦》同,皆是以陈一篇之旨,故其编次顺序,亦可由列传诸篇中得之。遍览七十篇列传,顺序似无固定法则,然自时间编排看,而得其要旨;复审其文,则可以知太史公当有编排之内在理路,而非"随得随编"。故于七十列传中,寻其连续之因,以申相继之理,得知在时序之外,或有以学风近似而相续之;或有事迹同类则串连之;或有处事相涉便贯通之;或有地域相近似故序列之。是皆可以见史公编排之妙趣,文中析七十篇,以察编次之理,试考史公之旨,以成一说。

《史记》“太史公曰”读法示例

《史记》是部大著作,“太史公曰”是各篇点睛之笔,也是理解司马迁著述之旨的线索,因而不能孤立地看,“太史公曰”、《太史公自序》小序以及正文应合起来读。“太史公曰”与《太史公自序》小序内容与形式各具特点,或分述褒贬,或各论一截,放在一块,大旨乃全。《史记》正文常“寓论断于叙事”之中,此论断多与“太史公曰”相应。《史记》“近于圆而神”,诸篇“太史公曰”合起来是一篇大文字,可以通观。

《聊斋志异》曲终奏雅艺术探析——评“异史氏曰”的得失

《聊斋志异》是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集大成之作,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特殊地位。其篇末"异史氏曰"既承袭了史传文学的传统,又独具特殊效用,或发唱惊挺,或寄慨良深,或补充叙述,实是其篇章结构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学界对这一曲终奏雅的艺术形式虽有所论及,但褒贬不一,终无确评,其中仍有许多值得深入探究之处,此文拟对之做初步的梳理及探究,以利于更好地评价"异史氏曰"的得失。

《太史公书》入《六艺略·春秋》家说辩

《太史公书》著录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前人对此多有解说,或认为“刘氏之世,史书甚寡”,或认为当时“史家亦未别为一类也”,或认为“经史同源”“六经皆史”。然三说均不得其要。《太史公书》著录在《春秋》家之下,本质上是因为《春秋》与《太史公书》是源与流的关系,《太史公书》的写作理念继承自《春秋》,司马谈的临终嘱托和自身经历也是司马迁继承《春秋》写作理念的重要原因。《太史公书》的写作方式继承自《春秋》,司马迁在写作中使用了《春秋》事、文、义相结合的方式。《太史公书》的春秋时期的史料继承自《左传》,但是《左传》是为解说《春秋》而作的,显然《太史公书》也间接继承了《春秋》。著录在《春秋》家下的其他史书,它们与《太史公书》也具有源流关系,散在其他门类下的史书则与《春秋》并无源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