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少数文学”——“卡夫卡热”的当代意义及其缘由探析

与生前几乎默默无闻相比,今天卡夫卡似乎太有名气了。虽然不能说世界已经都变成卡夫卡式的,但卡夫卡式已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重要特征之一了。卡夫卡思想的深刻性、哲理性和预言性,艺术表现的独创性、开拓性、悖谬性以及所涉及领域的广阔性,让卡夫卡成为学术关注和研究的热点。卡夫卡是众多著名作家敬仰且能够公开表示喜欢的作家。阎连科被认为是在创作理念与创作方法上非常接近于卡夫卡的中国当代作家,他对卡夫卡推崇备至。阎连科指出卡夫卡发明了“零因果”的创作方法,引领着20世纪文学创作的方向。卡夫卡的作品预言了我们共处的这个“卡夫卡式”时代。希利斯·米勒认为,当今时代研究卡夫卡作品和大屠杀小说责无旁贷,卡夫卡笔下那些看似与主线毫无关系的细节描写,实际上是在推迟即将到来的“大屠杀”。卡夫卡的作品是“现代性的反面乌托邦”,在抵制阐释中不断被阐释。卡夫卡的作品也是众多思想家、哲学家关注的对象,尤其是本雅明的卡夫卡阐释和研究,影响了诸多后来的思想家、哲学家和作家。阿伦特将卡夫卡视为针对全部现实的幽默作家和批评家,阿甘本则从语言学出发,结合法哲学探讨分析卡夫卡的著作。卡夫卡的作品就是一道“门”,向全世界所有的读者敞开。

卡夫卡《论寓言》及其先驱

卡夫卡短篇名作《论寓言》既是其文本“寓言性”的展示,也是其写作过程的“寓言性展示”,以及内在于文学世界的“文学—现实”之不确定二元关系这一“寓言式结构”的说明,可视作“元寓言”“最后的寓言”或“关于寓言的寓言”。在这一寓言提供的视野中,寓言世界与现实世界相互转化、彼此依存;文学对现实进行解释与转化以及文学批评对文学文本进行解释与转化之生生不息驱动力,皆来自于这一寓言结构。从比较文学渊源学及语文学角度来看,卡夫卡这一作品及其所包含洞见的“先驱”,可被追溯至古代中国的庄子与古代希腊的欧里庇得斯,由此,内在于古今文学关系之“古—今结构”的寓言性可得到阐明。

卡夫卡《城堡》中的伪装身份研究

《城堡》是弗兰兹·卡夫卡最重要的一部小说,也是理解卡夫卡的关键,小说主人公K.的身份又是理解《城堡》的关键。K.自称是城堡聘请的土地测量员,但K.的这一说法直至小说结尾也没有得到证实。小说中那些自称为助手、信差、村长、老板娘的村民,他们的身份也存在种种疑点。实际上,K.和这些村民都在撒谎和伪装。他们伪装的身份在谎言中构建,也在谎言中被消解。身份伪装不仅推动着小说情节的发展,也折射出“城堡”的现代意义。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城堡”——卡夫卡逝世百年纪念

百年前的今天卡夫卡离开了这个世界,然而,他却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丰富厚重的文学遗产。卡夫卡用其短促的一生构建了一座宏伟的文字“城堡”。这座城堡就是一个象征符号,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心中。身心开放的写作,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这就是卡夫卡内心深处的“城堡”。城堡还是骑士歌手的一首悠长情歌,歌者尽情歌颂爱情,但却永远无法抵达爱情的终点。城堡也是犹太人的“迦南之地”,归属之乡,当然也是一个属于普通人的安全的小家和一份稳固的工作。城堡就是一座迷宫。一座意义丰富多变并充满悖论的“城堡”,就是一部关于失败的小说。

卡夫卡“我是一个中国人”中的乌托邦叙述

德语犹太作家卡夫卡1916年于书信中写道“我是一个中国人”,这句话仅仅成为其与中国文化紧密相连的论据,它背后的内涵却长期遭到忽视。本文结合1900年前后德奥有关乌托邦中国的集体想象与卡夫卡言说的具体语境,认为这一言语并非异国情调的肤浅兴趣,也脱离了清代诗人袁枚《寒夜》中“婚姻与写作”的关系隐喻,而是在道家思想与“身体文化”、布伯哲学“统一性”相勾连的语境下形成的一种“乌托邦”叙述。这种乌托邦叙述在1917—1920年的冥想沉思中再次沿用,但内涵已经变成道教“无为”与政治乌托邦、弥赛亚“隐匿”的关联性。所以,“中国人”不仅成为卡夫卡暂时的理想存在,更是其在不同阶段思考不同问题的载体。

虚拟空间的自我建构:卡夫卡的“变形”美学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平台应用得到普及,深刻影响了个体主观性的操作和调控,从而造就了一批新时代的“变形人”。本文运用文本细读法和归纳总结法,重读弗兰茨·卡夫卡的经典小说《变形记》,探讨卡夫卡的“变形人”在现实人生和虚拟世界交互关系中的生存策略,阐释卡夫卡的变形美学对当代网络空间自我虚拟人格建构的重要思想启示。卡夫卡把现实世界中人类反抗异化的行动融入有限生命的无穷精神诉求中,虚拟世界中个体的自我建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危机。如今的人们面临更为复杂多元的生活形态,加上自我建构中诸多社会性和个体性因素的影响,“变形”已然成为普遍的生存状态和抗争模式。人类在现实与虚拟、自由与枷锁之间找寻着在世界中的和谐状态。

卡夫卡与流动性

卡夫卡是20世纪最富有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特质的作家之一,他的思想创作与时代的流动特征密切相关。他是一个具有非凡独创性的作家,与流动时代的关系并非简单的顺乎同一,而是显示出相当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在流动的同时,卡夫卡也在追求一种静止的生活方式和写作方式,这就是“卡夫卡式”悖论,一种滑动的反论:流动与静止相互依存。卡夫卡形象与卡夫卡学也一直在流动、变化、侨易,不可将其固定在一个地方。

怎样做父亲与如何做儿子——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与卡夫卡《致父亲》的比较分析

1919年鲁迅与卡夫卡都在关注一个问题,即父子关系问题。1919年10月,鲁迅写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同年11月,远在欧洲奥匈帝国的卡夫卡写了那封著名的长信《致父亲》。如果将鲁迅与卡夫卡的观点和论述进行比较分析,便像是一场蕴含着中西文化不同特质的隔空对话。鲁迅的文章不啻是一篇批判封建伦常的檄文;卡夫卡所写的不过是一篇希望父子和解的家书。鲁迅更关注如何做父亲,卡夫卡则更关注怎样做儿子。鲁迅的文章立论明晰,尽管含义丰富、意蕴无穷;卡夫卡的家书表意含混,观点游移,作者的意图难以捕捉和把握。鲁迅与卡夫卡都是值得我们“久久凝视”的作家,是属于同一时代且“可做同解”的作家。

约瑟之梦:菲德勒对犹太作家的原型定位与出路探讨

美国犹太批评家菲德勒热衷于神话原型批评,他在文章《梦的主人——非犹太世界里的犹太人》中为包括自己在内的犹太作家进行原型定位。他认为《旧约》中约瑟是所有犹太作家的原型,卡夫卡和弗洛伊德是其继任者,他们分别是“做梦者”和“解梦者”,共同定义了现代世界中的犹太作家,承担着“犹太梦想”。正如约瑟的“成功”只有父亲的同在,才会带来最终的“幸福”,犹太人只有不忘“父亲”、扎根传统,才能走向未来。菲德勒的文章是一种寓言式阐释,却试图建立古代神话与现代犹太文学意识之间的联系。

语言的焦虑——卡夫卡小说《变形记》主题新探

人们普遍认为《变形记》表现了人类的异化,但其实《变形记》还暗含有一种更深的意蕴:人类需要语言来相互沟通,而已经变成甲虫的主人公格里高尔却失落了人类的语言,无法与他人沟通,最后在孤独中死去。因此卡夫卡在《变形记》中实际上还表现了一个具有现代性和哲理意味的主题:语言的焦虑。而主人公异化为甲虫则使得读者能够转换一种新的体验角度,从而更真切地体会那种语言的焦虑及其折射出的人类的沟通困境。

异化的社会 宿命的抗争——卡夫卡的《变形记》解读一种

从社会学和心理学角度分析了卡夫卡短篇小说《变形记》的主人公格里高尔变形所揭示的异化的社会现实,及其内心深处对生活、命运的反抗意识,同时分析了作者对宿命抗争的思想。

从川端康成到卡夫卡——余华小说创作的转型与新时期小说审美范式的变化

余华的小说创作深受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影响,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余华经历了两次创作转型:由抒情转向叙事、从想象/观念世界走向现实/真实世界,两次转型不是告别川端康成和卡夫卡,而是更加贴近两位大师的精神世界。余华的创作转型与整个新时期文学整体审美范式的转变几乎同步进行,从川端康成到卡夫卡不只是余华一个人的创作现象,而是一种共相,是新时期文学告别感性走向理性、求变创新走向世界的诉求与标志。

也论卡夫卡小说的荒诞性

评论界一般认为,卡夫卡小说的情节框架是想象的、梦幻的、超现实的,因此实际上他的小说具有“荒诞性”。这类观点没能完全理解“荒诞”这一范畴的内涵。实际上,用“荒诞性”来阐释卡夫卡的小说时,它主要是指称卡夫卡小说所表现的意义被颠倒、正义被颠倒的生存现实之特性。卡夫卡在情节、细节、语词等三个形象层面的构筑中,力图处处展示生存现实的荒诞性。

卡夫卡《变形记》中的爱欲戏剧

卡夫卡《变形记》开篇处所描写的"一幅女士画像",出自虐恋作家莫索克的《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这为理解格里高尔的爱欲性质提供了背景。在精神分析透视下,第二部分中"苹果场景"成为与自我起源相关的"初始事件",而第三部分中的"三个房客"则包含着一个黄色玩笑。在女性主义视野中,"音乐会"既是格里高尔争夺妹妹的战场,也是展示其乱伦爱欲的舞台,而故事结尾处妹妹格雷特的"新梦"预示了新女性的愿景。

卡夫卡:现代世界的守夜人

卡夫卡通过小说中人物存在的境遇,言说现代人的异化感、孤独感、负罪感、恐惧感、陌生感和无归宿感。卡夫卡的文学创造是审美现代性的历程中对荒谬世界的一个模型建构。这个建构模型突现了卡夫卡现代主义文学话语的现代性意义,并开创了现代主义小说的言说方式与话语空间。

中国“文革”小说与卡夫卡

西方现代派小说作家卡夫卡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对中国“文革”小说产生了极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存在的荒诞性和存在的悖论的展现之上，同时也体现在对一种“冷酷”的文学风格的追随模仿之上，着力展示人生不可避免的痛苦和死亡。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中国“文革”小说发展演变的轨迹。

卡夫卡《变形记》早期评论回顾

卡夫卡《变形记》的研究文献众多,但从中找出一些清楚明白的"意思"并予以清晰叙述,殊非易事。文本对超自然事件与平凡生活场景的混合,在梦与清醒两种意识状态之间的转换,以及叙述视角的不确定,是造成"评论者的绝望"的若干原因。如果说,在生活的自然真实与文学对生活的变形及再现之间,存在某种不言自明的界限的话,那么,《变形记》早期评论则已表明:解读者必定被迫把这一界限复杂化,并将其拓展、膨胀为有待进一步澄清的意义空间。

论卡夫卡《变形记》中的隐性叙事手法

近年来,从叙事学角度对卡夫卡作品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叙事视角、叙事风格、叙事策略等方面,而对作品中的隐性叙事手法却少有涉及。如申丹教授所言,很多叙事作品在情节的发展上存在双重叙事运动。《变形记》的显性情节背后就存在一种描述主人公焦虑体验的隐性叙事进程,这一股由格里高尔的语言焦虑、身份焦虑和情感焦虑所建构的叙事暗流,像漩涡一样层层交织又不断加剧,隐性叙事进程和显性叙事进程互为补充、并列前行,微妙地勾勒出现代西方社会个体在社会压力下的焦虑体验,揭示出西方社会对个体心灵的扭曲。对《变形记》隐性进程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作为作家的卡夫卡的精神孤独和焦虑体验,洞悉卡夫卡作品深厚的哲学内涵和美学蕴藉。

“格里高尔—甲虫”:生命颓废的隐喻形式--论卡夫卡《变形记》对尼采哲学核心问题的艺术化

尼采是卡夫卡精神上的先驱,“颓废”是尼采哲学的核心问题,而卡夫卡也同样以其天才的艺术直觉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现代人的普遍病症,并将其形诸多部作品。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提出过“虫人”概念,而“巧合”的是卡夫卡在《变形记》中恰恰是以“格里高尔—甲虫”这一魔幻艺术形式隐喻了现代人生命颓废的严峻问题。悲惨万状又麻木不自知的格里高尔“被变形”为生物链最低端“肚大腿小、有壳无翅、焦虑破碎”的甲虫,这一匠心独运的“人—虫”艺术结构中蕴含着卡夫卡对现代人生存境遇的独到洞见:在时间、空间、精神与情感“多重贫困”的遭遇中,颓废的生命势必因窒息而死亡。

孤独的殉道者——析卡夫卡及其《饥饿艺术家》

《饥饿艺术家》是奥地利作家弗朗茨.卡夫卡创作的一部优秀短篇小说。它寓意深刻,描绘了一出弱者奋斗的悲剧——不仅是饥饿艺术家的悲剧,同时也是卡夫卡人生境遇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