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之天象书写

楚国具有源远流长的天学传统,因而楚辞中有大量的天象书写。在巫文化和理性思潮的双重影响下,屈原对天象的态度具有矛盾性,既在创作中大量运用神话化的天象,又在《天问》中质疑天文神话。楚辞之天象书写具有抒情性、象喻性,在遣词造句、谋篇布局上影响了汉赋之天象书写。

由齐、楚设喻论《子虚上林赋》的大一统主旨

司马迁评《子虚上林赋》“卒章归之节俭,因以风谏”,考司马相如此赋作于建元三年之前,其时及此前汉廷并无奢侈之虞,且与相如《难蜀父老》等文思想不合。从齐、楚设喻的角度,即从子虚、乌有先生、无是公所代表的实体楚国、齐国、汉廷论析,可知《子虚上林赋》主旨在“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东方诸侯齐、楚臣服于西方天子,在文学层面上促成华夏民族统一精神的实现;天子“出德号,省刑罚……与天下为始”则把华夏民族的统一理想置于高远、坚实的文明基础之上。司马相如与董仲舒、公孙弘等共同促进了汉朝由黄老无为之治向“彬彬多文学之士”的文治政府的转变。

《老子》“同文复出”现象的初步研究

《老子》简本、帛书本、今本有“同文复出”及与之类似的语言现象。“同文复出”是“晚出”的、后人加入的。《老子》原本中的文句近似现象，仅追求意义的相同，并不苛求“文”同。“同文复出”既非“错简”，也非“误入”，而是“引经作注”──一种很特殊的注语。“同文复出”对于认识《老子》文本在流传过程中的说变，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

《孔雀东南飞》与中国古代“出妇”婚俗

通过文献研究阐述了中国古代出妇婚俗,并从出妇婚俗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进行了解读。出妇礼俗是古代婚姻礼俗制度的构成部分,其内容包括"七出之制"即出妻的七种规定,出妇行为遵循特定的礼仪程式进行,出妇享有一定的尊严和财产所有权。《孔雀东南飞》是一首出妇(妻)诗。兰芝被遣属"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的情形,诗歌叙写了兰芝被遣的过程,反映了她对自己私物拥有处置权的事实。

朱熹辞赋与楚辞关系探微

朱熹辞赋固然体现其理学思想,同时也与楚辞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朱熹辞赋共11篇,10篇为骚体辞。朱熹在其辞赋创作中重视楚辞中的思想意蕴:“主敬涵养”“格物致知”观使其在修养身心中实现对屈原人格的尊崇;“道心”“人心”“居敬穷理”观使其在追寻“曾点之境”中表达对理想国君的向往;“修辞立诚”“知行合一”观使其在思想观念上体现对骚体的尊崇,创作实践上在语汇、句式和意境等方面从楚辞中汲取养料,体现其独特的骚体价值。朱熹辞赋的意义与价值体现其独特的辞赋观:一是对楚辞平易之风的体认,二是实现理学与文学的完美融通,三是对辞赋二体有其独特的认识。

论马其昶《屈赋微》阐明微言的注评特色

马其昶阐明屈赋微言的原因,一是适应时代潮流,凸现爱国思想;二是认为前人因未充分发明屈赋的旨趣而没有真正了解屈原作品。马其昶阐明微言的具体内容包括字词句义、章意题旨等多方面,其层次有二:一是在博采众说的基础上渗入,二是直接阐发个人见解;其内容主要是结合屈原生平、思想、经历以及典籍所载的楚国史实,发掘屈赋的内在意义,并以此来激发民众的爱国情怀;其不足之处主要是存在一些主观臆测之词。

宋玉著述真伪续辨

宋玉著述的真伪,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一桩公案。20世纪初期,受疑古主义思潮的影响,宋玉的著述几乎全部被断定为伪作。20世纪末期,随着宋玉散体赋《御赋》的出土,怀疑宋玉散体赋为伪作的推断自然不攻自破,从而使人们对宋玉著述的真伪有了全新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后,我们现在可以断定,传世的19篇宋玉作品中,《报友人书》、《对友人问》、《对或人问》三篇为伪作,《高唐对》、《郢中对》两篇为《高唐赋》和《对楚王问》的异文,《舞赋》疑为东汉傅毅《舞赋》的摘录;而《楚辞章句》所收的《九辩》、《招魂》两篇,《文选》所收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五篇,《古文苑》所收的《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五篇,《文选补遗》所收的《微咏赋》,加上银雀山出土的《御赋》,共14篇作品,则都确是宋玉所作;而《隋书.经籍志.小说类》所载署名宋玉所撰的《宋玉子》一书当是后人从民间收录的有关宋玉的逸事和言行的著作,其作者不可能是宋玉。

楚辞与汉代骚体赋流变

汉人辞、赋不分,及王逸《楚辞章句》以书定名、南朝《文心雕龙》《文选》辞、赋二分,不害本来为一。屈原人格精神系于三代理想与楚人气性,屈《骚》等怨怼激发,以抒情为主线,重沓繁复,散语长短参差,广托名物,富于描写,多述楚地、楚物及远古三代“虚无”之事,迥异《诗》四言重章叠句的咏唱,别立一体,独守乡风,略无祖《诗》之证。汉儒将《诗》《书》等据为经典,从经义立场对屈原及其作品予以扬抑褒贬,固无所契。汉代骚体赋取效屈宋等,所祖不一,衍为弔屈与自悼、《太玄》与《思玄》、自我抒情或代为抒情、述志纪行,以及骚体叙物,或参大赋,大都系于一己进退、宠辱、生死,或“心存魏阙”,以理节情,归于经义,叙事纪行,由虚转实,结构严谨,句式整饬,多以议论抒情,名物、描写为寡,卒至不克铺陈。

楚文字新读二则

本文是关于战国楚文字材料的二则札记,对大府镐铭的第二句作了新的释读,把楚简中一般读为“冢”的字改读为“豬”。

体变而嗣绝响 心怨而续骚意——初唐四杰赋对楚辞句式的承续和拓展

《楚辞》与《诗经》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巨大。《楚辞》的浪漫主义精神及其诗心骚意为后人所取法。这种怨骚之情的表现既取法乎上天入地之骋想,也渊循于婉曲绵韵之殊句异词。本文从初唐四杰对楚辞句式的承续与拓展着眼窥蠡楚辞的衍变之迹。

古代“祓除”、“衅浴”仪式演变的文化解析

“祓除”、“衅浴”是古代一种除凶去垢的原始宗教仪式。它在后世不论是内涵还是外在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化途径有二:(1)最终成为一种具有新的意义的民俗活动;(2)为上层文化所吸收。而这两种途径都与儒家思想的传播、影响有关。本文即以这一仪式的演变为例,分析儒家文化对早期原始宗教文化的吸收与消解作用。

包山楚简“郙”即巴国说

湖北包山楚墓出土竹简中,纪年简文有“大司马悼滑将楚邦之师徒以救郙之岁”一简,其中的“郙”是国名,即巴国。

论从屈原到宋玉的四大转型

宋玉是战国晚期楚国著名的辞赋作家,历来与屈原并尊为"中国文学之祖"。但屈原是楚辞的代表作家,而宋玉则是楚赋的代表作家;屈原所创作的楚辞重抒情,而宋玉所创作的楚赋重体物;屈原喜犯颜直谏,宋玉好微辞讽谏;屈原崇高伟大,宋玉自然亲切。从屈原到宋玉,实现了由楚辞向楚赋的转移、由缘情向体物的嬗变、由直谏向曲谏的发展、由崇高向世俗的回落。这些都标志着中国文学的重大转型,对后代作家及其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楚赋与儒家文化

楚辞的代表作家是屈原 ,而楚赋的代表作家则是宋玉。从宋玉赋中 ,我们可以看出 ,他继承和发扬了儒家的仁学思想 ,他深受儒家音乐教化思想的影响。赞美雅乐 ,斥责郑声。他深受孔门《易》学思想的影响 ,他以儒家的“圣人”自比 ,主张儒家的道德。宋玉这套话语系统 。

屈复《楚辞新注》中的“遗民情结”

从历史角度来看,屈复并没有经历明清易代的过程,彻彻底底是一个"清朝人"。然而,在屈复的著作中,却往往会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明朝"遗臣行人"的感伤情志和心理特征,即"遗民情结"。屈复在其晚年所作《楚辞新注》中流露出强烈的"遗民情结"。他自发把注疏《楚辞》,作为一种纾解自我"遗民情结"的途径与方式,并当作寄托个人"遗民情志"的特殊载具。文中字里行间常常流露出一种与屈原异代同心、感同身受的"黍离之悲",这是屈复"遗民心境"的写照与感触;而屈复所高度肯定、钦慕推崇的忠君忧国的"屈原之志",更是"精神遗民"屈复自我激励、砥砺志节的信念和精神支柱。《楚辞新注》中强烈浓厚的"遗民情结",使它染有屈复独立特行的个人色彩,在清代众多楚辞注疏中显得含蓄深沉、情志高远、极富个性。

唐人祖述屈骚探微

明代李梦阳出于复古心态反思唐代赋学而提出"唐无赋"之说,实则忽略了有唐一代辞赋的发展。宋本《文苑英华》的《杂文·骚》类辑录骚体赋四十二篇,又《杂文·问答》亦辑录九首骚体作品。数量虽不是最多,但骚情意绪,愁思郁结,正是唐人对楚辞骚体形式的再创与延续。其中更不乏对屈原的惋惜与追念,如柳宗元作《吊屈原》、刘蜕作《吊屈原辞》均是对屈原其人的直接伤悼与追惜。

朱子“中和之悟”的工夫论解读

目前关于朱子"中和之悟"的研究多偏重于考证和"知识论"的一面,而未能把它放在朱子探求为学之方的大背景下来解读,结果是我们自己关注的问题常常游离于朱子思想的内在逻辑之外。朱子对该问题的思考,重在解决个人的道德践履问题,而非单纯地构建理论体系,这是把握朱子基本为学精神的基础。

赋体起源和宋玉的文体创造──兼论汉代赋论家的赋体探源

赋体起源问题在学术界一直聚讼纷纭,迄无定论。弄清这一问题,能加深对于赋的文体特征的认识,更准确地把握赋体文学。汉代赋论家的赋体探源虽然受到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并有把文学体裁和文学方法、起源和来源等混为一谈的毛病,但他们都看到了楚地作家和楚文学与赋体文学的密切联系。不过,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无论是从文化精神还是从文体风格上都与赋体文学有较大差异,荀子赋作乃其晚年入楚所作,时间晚于宋玉作品,因此赋体文学的真正创始者是宋玉。赋的文体特征反映了势尊道卑的政治语境下文人参与社会生活的情感与心态,同时也显示了文人由王者之师的角色期待向言语侍从之臣的现实处境转化的文化轨迹。宋玉的处境和心情对于后世文人具有普遍的意义,他的文体创造开启了有汉一代之文学。

《周易·离》卦卦辞及九四爻辞新诠

本文据《周易》通行本,结合新出简帛资料,对《离卦》卦辞和九四爻辞加以整合,并参照秦简《封诊式·出子》篇的案例,对九四爻辞重新加以诠释,还论及《周易》筮辞的取象与图像诸问题。

伏羲女娲、楚帛书与南方民族洪水神话

女娲、伏羲神话是中国神话史上流传最长、演变最多的神话,较早时期各自独立叙述,女娲神话在北方地区广泛流传,显示出一种农耕民族"地母"和女性始祖神的特质。伏羲神话的流传地区似乎与女娲神话流传地区相近;以后,逐渐靠拢。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显示他们互相联系的最早文本是出土于南方的长沙子弹库楚墓帛书乙篇,这就似乎为这样一种假说提供了证据,即伏羲、女娲相互联系起来以至与洪水兄妹婚神话三者联系起来可能是在南方完成的。于是,女娲在作为女性氏族首领、地母、造人神、高禖神等等之后,与伏羲连称并列,更明显地突出了其生育崇拜的意味,与伏羲一道成为整个人类女性和男性始祖神,以至阴和阳的象征(在北方地区)。当其随着民族的迁徙流传到南方以后,与南方各民族的洪水神话结合起来,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神话中藏葫芦避洪水繁衍人类的姐弟或兄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