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云霄、郑善夫等四人的吴中酬唱与创作风貌

明代第一次复古运动在刘瑾乱政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正德六年至八年,复古派作家殷云霄、郑善夫、孙一元、方豪等四人在吴中地区交游酬唱,成为这一时期复古派席卷宇内、散播弥广的表征。其酬唱之作既有对混乱时局的忧危之念、坎坷境遇下的喟叹勉励,又展现出种种游赏之乐和文人情趣,渗透着寻仙慕道的超脱情怀,响应了七子派的复古主张。吴中酬唱是殷、郑、孙、方等复古羽翼相互砥砺下的真情书写,为复古思潮由京师向地方扩散,提供了新的考察视点。

楚文字新读二则

本文是关于战国楚文字材料的二则札记,对大府镐铭的第二句作了新的释读,把楚简中一般读为“冢”的字改读为“豬”。

《尺素频通》与晚清宁波商贸

台湾政治大学收藏的《尺素频通》,主要内容是清末泉州商人金叔在宁波经商期间所形成的商业信件。这些信件表明,宁波不仅是当时中国南北货的交易中心,而且还是国际贸易体系的组成部分。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也对宁波市场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信件还表明,清末宁波市的商业竞争十分激烈,为了取得市场优势,生活在宁波的泉州商人还借助电报来传递商品信息。

伏羲炎黄尧舜故里考

湖南是中华文明的最早发祥地,是中华龙凤文化的最早家园,根据丰富的历史典籍、出土文物和方志家谱等民间民俗文化资料研究证实: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太皞伏羲氏公元前5800年左右诞生于湖南怀化的洪江高庙;炎帝神农公元前5080年辛巳诞生于湖南怀化的会同连山乡;黄帝轩辕氏公元前4660年左右诞生于湖南的长沙寿丘(即今岳阳君山的轩辕之丘);帝少皞青阳氏公元前4600年前诞生于湖南怀化芷江县;颛顼公元前4491年诞生于湖南怀化会同县的若水镇(或洪江的高庙);尧帝放勋公元前2317年甲申诞生于湖南株洲市攸县皇图岭镇;舜帝重华公元前2277年甲子,诞生于湖南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此外,战神蚩尤和"霸九州""平九土""步十日四时"的江淮"水正"共工等人亦于公元前4300年以前分别诞生于湖南娄底市的新化大熊山麓和怀化洪江的高庙。

京城老字号“天福号”招幌的变迁与发展

文章通过对京城老字号"天福号"招幌发展与变迁的调研与分析,从"天福号"招幌结合"天福号"企业文化的建立过程,了解"天福号"品牌的发展历史,在弘扬中国传统老字号文化的同时,对"天福号"品牌视觉形象推广的发展提出合理化的建议。

金代中后期四家的唐诗之论

金代中后期,赵秉文较早主张将唐人诗歌当作典范加以师法;稍后的李纯甫和王若虚分别从师心自用和情真、"自得"的角度出发,对中唐韩、孟、李贺、卢仝及杜甫、白居易等人各加标树;发展到元好问,则从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肯定唐诗的典范作用及多方面价值,并提出了"以唐人为指归"之论,他将金人对唐诗的论评最终推上了一个台阶。

郝敬“诗六义”研究

郝敬对"诗六义"进行深入研究,他认为赋比兴之间存在明显区别。他不满足前人对赋比兴的定义,重新给赋比兴定义。这样一来将赋比兴明确区分开来。不仅如此,他对赋比兴之间的关系论述得比较透彻,认为三者又统一于一诗之中。此外,对比的类型分析很具体,这些都能让读者对赋比兴有更深入的了解。他的赋比兴的观点能够成一家之言,有着重要的影响,也受到较高的评价。

元好问与“夫子删诗”公案

孔子删诗是文学史上的公案,历代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这场思想交锋中诸家各执己见、相持不下。元好问无意参与论争,但并未缄口,而是从艺术本体、艺术传播、艺术感知出发,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元代名儒郝经对李白杜甫的接受与传播

元初著名文人郝经对李白杜甫非常尊崇,他称赞李杜"兼魏晋以追风雅",是"自《三百篇》之后的极致"。他以书法象喻李杜,称杜甫之诗为楷,李白之诗为草。他在作品中反复呼唤、问询李白,要与李白游,与李白语,羡慕李白"醉眼高一时","挥洒多文辞"。他对杜甫十分景仰,将其与孔子对举,认为孔子、杜甫虽为贫士,但贫士孔子却"道弥高",贫士杜甫却"诗益公"。他受杜甫喜爱咏赞诸如骏马、雄鹰等矫健动物的启发,有感于赵邈龊的画虎,油然而生"要得猛士建太平,坐令四海皆澄清"的壮怀。他引赵秉文的话,称赞他的业师元好问的《箕山》《琴台》等诗歌是"少陵以来无此作",由此可见他对杜甫跨越时空价值的一种认同与礼赞。

忧患意识与幽暗意识论析

忧患意识与幽暗意识,两个看似相像的概念,在本质上有很大的区别。二者对人性的认识以及对民主政治的诉求均不相同。忧患意识主张人性本善,进而追求高调的民主;幽暗意识认为人性中有极幽暗的一面,需要时刻警惕,故而倡导低调的民主。结合我国宪政民主发展的状况来看,培育幽暗意识,警惕人性之幽暗,加强制度建设,积极开展宪政实践,对于转型中国的宪政建设更有意义。

孟浩然交游补笺

孟浩然集中所涉及交游人物约 2 0 0人左右。对其中部分以行第、职官代人名的交游人物进行了重点考察 ,弄清楚了他们的大致生平概况 ,以及其与孟浩然的交往史等 ,有助于对孟浩然其人其作的研究与认识。

叶芝诗歌“Sailing to Byzantium”四个中译本评析

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著名长诗"Sailing to Byzantium"是象征主义的代表作之一,自问世以来就有很多译者将其译为中文,其中流传较广的四个译本分别出自查良铮、余光中、袁可嘉和傅浩。本文从形式、语言风格和意义三个方面,比较分析该诗四个中译本的得失。

试论郝经学术传承的渊源

郝经是元初重要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在当时北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颇具代表性。郝经的学术传承有三个渊源,第一是陵川郝氏的家学;第二是以元好问为代表的北方文人的思想、文学风气;第三是以赵复为传播者的北传理学在文人中的影响。

羲城与河南淮阳史前聚落遗址

羲城是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记载的太昊伏羲时代的遗址,淮阳当地有些学者根据古代文献的相关记载,推测羲城当是太昊伏羲之都。我们根据传说中太昊伏羲事迹及称谓的考辩与河南淮阳地区上古聚落遗址的发现认为,《水经注》记载的羲城是否为太昊伏羲之都,不仅要有传世文献的依据,还需要考古发现的证明。淮阳地区发现的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平粮台遗址与属于龙山文化的朱丘寺遗址,与能够印证伏羲时代的大地湾遗址至少有上千年的差距,尽管朱丘寺遗址与《水经注》记载的羲城方位与距离相吻合,也不足以证明羲城即为太昊伏羲之都。而根据传世文献,太昊伏羲之都在淮阳区域范围内,大致可信。

论《绝妙好词》与《乐府指迷》《词源》之关系及宋元之际雅词理论体系的建立

《绝妙好词》与《乐府指迷》《词源》是宋末著名的词学选本与理论专论,目前学界对三者的关系关注不多。《绝妙好词》以"清丽雅正"为选词标准,对《乐府指迷》词学观有所酌取,同时又对《词源》产生了一定影响。较之以前选本,《绝妙好词》选词旨趣更为纯正,并以选本形式参与雅词理论建设,《乐府指迷》与《词源》则以相对完整自足的话语对宋代雅词作出理论总结,三者关联密切,共同建构起宋元之际雅词理论体系。

文化运动与现实政治交汇下的二程学术

二程的学术受到了文化运动与现实政治的双重影响。首先,他们的学说以精神的实现为根本,并由此来贯通道义原则和行为的规范。另一方面,他们的学术又有着明显的践行特点:在践行中实现人与道的合一,并进而通过不断地行义来获得现实的效验,这分别体现在二程的工夫论与义命观之中。二程所倡导的践行总体上更侧重于德性之落实,与有实学性质的习行是相区别的。但是也应该注意到,他们的学术是有着很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的。而且,在追求学术圆融的基础上,二程致力于天下秩序的建设,彰显了其学术的宏观指向。

商代亚弜族及亚弜铜器群研究

殷墟妇好墓和一些贵族墓葬中出土过一类带有“亚弜”铭文青铜器,“亚弜”又可简称“弜”,是弜族的族徽铭文。亚弜青铜器主要见于殷墟早期,殷墟晚期数量较少,这与甲骨文材料中的弜族活动时间相符,说明弜族活跃于商王武丁时期。弜族是商王祖乙的后代,是王室的分支,与商王武丁、王后妇好都保持着密切的关联,因而为武丁所依赖,并被封为诸侯。随着武丁早中期的弜族首领的去世,弜族与王室关系逐渐疏远,不复盛况。对弜族及亚弜铜器群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商代中央政府与地方封国关系。

“妇好墓展”与“海昏侯展”中所见“墓葬”展示的“他传”难度

妇好墓展与海昏侯展是以"他传个人史"为视角展开相应社会生活图景的两个典型展览,这两个展览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人物生平展示介绍的一种展示结构。在完全以出土"私人物品"为展示对象的展示中,信息残缺严重的情况下,可以将墓主人的身份进行"模糊处理",即仍需将其大致归于一个人群,同时将能够说明的问题进行细致分类。这是一种在个体认同无法确知的情况下,尝试解决问题的新途径,这一方法是对用考古资源展示"个体"过程中一般规律的探讨。

殷墟妇好墓出土铜镜寓意试探

殷墟妇好墓出土四面铜镜,可分为两种,每种背面的纹饰完全一致,应该具有固定的寓意。其中一种为古代对十二中气太阳运动轨迹模拟的"七衡六间图",一种是战国以前的星象分区图式。两种铜镜以天象图式表达着古代的盖天观念,并确立了中国铜镜圆以象天的传统。春秋战国时期在这种传统中又加入了方的图式,最终形成天圆地方的整体盖天寓意,并在汉代达于极致。

殷墟妇好墓出土有领玉璧与有领玉环研究

本文分析殷墟妇好墓出土的21件有领玉璧和有领玉环,以及由有领玉璧及其残件改制的各种玉雕作品,提出4件素面有领玉璧的制作年代,1件可能是二里头文化的作品,3件是商代作品;同心圆线纹有领玉璧,是先制作成素面有领玉璧,再施刻同心圆线纹或宽凹弦纹纹饰,制作年代可能都属商代晚期;有领玉环是由有领玉璧改制的,改制年代可能在殷墟一二期。本文还认为这些有领玉璧的使用功能可能都是手腕部的装饰品与护腕保护品;同心圆线纹或宽凹弦纹有领玉璧上的纹饰的产生,可能是素面有领玉璧使用功能进一步发展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