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华洲主任治疗斑秃经验简析

[目的]总结傅华洲主任治疗斑秃的临证经验。[方法]通过跟师临诊,悉心揣摩辨证思路并整理相关的病例资料,总结导师辨治斑秃的学术观点和临床经验,附验案举隅。[结果]傅华洲主任认为,斑秃的病位在少阴和厥阴,与肝肾关系较为密切,临床以虚者较多,其中以肝肾亏虚为主,体现了精血同源。气血在机体内相辅相成,气虚则血虚,血虚则气亦虚,肺合皮毛,气虚致肺宣发功能下降,更易脱发。大致可分为血虚风盛、气滞血瘀、气血不足、肝肾不足四证型,治疗时根据患者临证表现来辨证施治,同时兼用中药浸出液外用,助新发的再生,疗效显著。[结论]傅华洲主任对斑秃的治疗重视从肝肾论治,内外兼施,独具匠心,疗效确切,值得学习及推广。

也说“罢官”与“弃官”——与李宇林等先生商榷杜甫离开华州任的原因

在历史典籍中,“罢官”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是当事者主动辞掉官职,一是当事者被免除官职。杜甫的离职属于前者。杜甫离职的原因既不是由于“荒怠政务”被惩处,也不是由于“身患疟疾”难以为任,而是由于对肃宗的彻底失望。

杜甫华州去官是弃官还是流放?

杜甫华州去官长期以来均遵从历史定评,即“弃官逃荒说”。这种说法来自《旧唐书》和《新唐书》的杜甫本传,但两书所载皆有重大缺漏,故此说实为谬误。杜甫本出自肃宗一派,但在房琯事件中,他从儒家伦理出发,反对肃宗清洗旧臣,以疏救房琯表达对玄宗的支持,继而引发对肃宗擅自继位的质疑。因此,杜甫被肃宗罢官,再流放陇蜀,直至代宗继位,才得以复官。杜甫为“尊者讳”的三首“杜鹃诗”即为佐证。

杜甫华州罢官西行秦州考论

《新唐书·杜甫传》载:"(乾元元年,甫)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关辅饥,辄弃官去,客秦州……"遂为后世所宗,古今皆无异辞,然而这个说法并不成立。首先,《新唐书》"弃官"说文献上缺少依据;另外,古今治杜者归纳地杜甫"弃官"的其他理由亦不充分。按杜诗中尝自言"罢官",而罢官是符合事实的。杜甫罢官的原因与他华州任内荒怠职务有关,尤其与他任内触犯禁内外官员"私出州县界"法律规定有关。杜甫因为牢骚太盛而行为有失检点,导致罢官是必然结果,而西行秦州则是他罢官后无奈中的仓促选择。学界为了完成诗人的完美形象,故乐于弃官说而未能深究罢官的真相。

杜甫罢官华州原因探析

杜甫于肃宗乾元二年秋离开华州司功参军的职位是罢官,而不是弃官。对其罢官原因有多种说法,其中“荒怠政务”说颇值得商榷。笔者以为杜甫罢官的原因不是荒怠政务,而是身患重病,难以应付繁重的公务。二者有质的区别,必须将其区分开来。

论杜甫人生心态在华州弃官前后的改变

杜甫早年执著于通过参与政治而跻身精英阶层以实现兼济天下的理想。在至德二年(757)春到乾元二年(759)秋的两年多时间里,整个社会态势的恶化和个人机遇的一再丧失,使杜甫放弃了自我实现的目标,转而回归于在乱世中远祸全身的人生本位,以与世推移的态度应对现实。他在成都用托迹官府、寄食友人的方式获得了暂时的安定,但生计问题始终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对持久安定的渴望和对生活前景的迷惘糅合为沉重的抑郁感,笼罩着杜甫弃官后的人生道路。

傅华洲干预肿瘤相关性抑郁的临床思路

[目的]总结傅华洲主任干预肿瘤相关性抑郁的临床思路。[方法]通过跟师临诊观察,收集临床相关病例和肿瘤相关性抑郁文献资料,总结导师傅华洲辨治肿瘤相关性抑郁的学术观点和临床思路。[结果]傅华洲主任认为,肿瘤相关性抑郁是在恶性肿瘤诊断与治疗过程中出现的病理性抑郁状态或综合征,其发生发展与肿瘤关系十分密切,故应该从探求肿瘤致郁因素、中医情志疏导、中药对证治疗躯体化症状3个方面论治。通过疏导情志内因,改善躯体化障碍,达到提高肿瘤患者生活质量的目的。[结论]傅华洲主任在治疗肿瘤相关性抑郁中善用中医情志疏导法,并提出"抑癌固本为主,调肝解郁为辅"的原则来治疗躯体化障碍,身心同治,取得确切疗效,值得学习及推广。

杜甫离职华州西行论稿

杜甫离职华州西行及在秦州的经历,对其诗歌创作及中国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杜甫西行的深层原因与最终目的地历来说法不一。深入分析文献可以发现,杜甫并非仅因为躲避战乱、逃离饥荒、政治理想破灭、投奔亲友而寓居秦州,而是为了去凉州投奔河西节度使杜鸿渐。凉州是连接陇右、京畿与北庭、安西的中心,唐肃宗在与玄宗反复博弈之后才得到西北军镇的支持,杜鸿渐的任命就是肃宗为了加强对西北的控制。杜甫与杜鸿渐及其幕府中的主要人物均熟识,因而他在华州任上遭遇挫折后,即思去凉州寻求出路,杜甫在秦州的诗作也对此提供了相关证据。随着当时战局的发展以及肃宗与玄宗在荆襄地区的角力,杜鸿渐于乾元二年七月被调任为荆南节度使,杜甫因身体、家庭及对政治形势的考量等原因,只能寓居秦州,为寻求下一步的出路,最终于同年十二月入蜀。

日月不相饶 惆怅年半百——杜甫华州时期诗歌研究

乾元元年(758)六月,47岁的杜甫被贬为华州司功,在华州期间,共创作了35首诗。既有初到华州的苦闷感怀,又有来往华州洛阳之间的短暂快意与见证,还有再回到华州的觉醒与抉择。与后期诗歌数量比起来并不算多,却有着丰富的意义,对杜甫人生与创作道路,都具有深远影响。

杜甫弃官奔秦州原因再探析

杜甫乾元二年(759)七月从华州弃官,举家奔秦州,这是杜甫人生的重大转折点。自两《唐书》杜甫本传的记载和宋代学者的讨论开始,学界有关杜甫弃官奔秦州的原因的探讨形成了五种说法,分别是"关辅大饥说""政治失望说""因人远游说""与上司不合说""罢官说"。其中"关辅大饥说"和"政治失望说"是最通达的说法,政治失望是杜甫弃官的内因,关辅大饥是杜甫弃官的外因。然而在这些探讨中,"关辅大饥"这个外因稍显薄弱,关辅大饥可以直接导致百姓奔逃,但是并不能直接导致官员奔逃。杜甫弃官华州奔秦陇的原因与乾元二年三月之后史思明叛军再次蹂躏中原,兵烽再度逼近潼关有直接关联。由于此时正值唐朝平叛的低谷时期,杜甫担心叛军再次攻入潼关,担心华州再次沦陷,故而提前弃官西逃。这从杜甫《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一首诗中的"不关轻绂冕,但是避风尘"一句可以得到印证。对于安史之乱战争形势的忧惧是杜甫选择离开华州的直接外因,"避战争风尘"说则是杜甫弃官的另一个外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