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与“汉化”之外——满文在清前期公文系统中的使用与纠偏

清朝的多语种公文奏报系统中,尤以满文和汉文最为重要,经历了从满汉文并重到强化满文的过程,乾隆时期甚至发动复兴新清语的社会政治运动。皇帝在理念上追求满汉公文系统并行以达“同文之盛”的目标,但在实践过程中,满汉平等“无异视”与“首崇满洲”两种观念始终存在博弈与竞争。清朝统治者既未文化隔离,又积极避免汉化,在两者之间不断纠偏,寻求平衡,这种情形在清实录、宫廷满文寄信档与地方珲春副都统衙门满文档中都能得到充分印证。

美国大众文化中华裔男性的身份建构:以付满楚和查理·陈为典型个案

付满楚和查理.陈一度是美国大众文化中定型化的主导华人形象,带有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内涵。他们一个被塑造成恶魔,一个被描绘成模范少数族裔,但都是缺乏男性气质的华裔男子,是“非性化”、从属性、边缘性的典型。这种“东方化”的定型化形象通过纵向的继承,对当今海外年轻一代男性华人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极大地挫伤了他们的心智。赵健秀等一代华裔作家致力于打破种族歧视性的定型化形象,重塑具有阳刚之气的新型华裔男性形象。

论20世纪上半叶英国小说中的唐人街书写

20世纪初,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为务工、求学、避祸等原因移居海外,唐人街由此渐成规模,吸引了大批西方小说家的目光。英国在1900至1950年间掀起了唐人街书写的一波热潮,以萨克斯·罗默的"傅满洲"系列和托马斯·伯克的《莱姆豪斯之夜》为代表,唐人街被塑造成了肮脏、罪恶、恐怖之地,中国人则是野蛮、凶残、歹毒的瘾君子,唐人街以其固定的区域、独特的文化及相对完整的社群体系而形成一个特殊的"文化场域"。在这个场域中,日不落帝国的文化优越感在英国作家的唐人街书写中展露无遗,被这种话语霸权碾压的唐人街华人群体甚至他们背后的整个母国都集体失语。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萨义德为代表的后现代思想家们开始反思西方世界对东方"他者"的误判,中国也在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新的场域和文化交流正在形成。

Shanghai、毒品与帝国认知网络——带有防火墙功能的西方之中国叙事

西方作家笔下的上海是一个神秘而恐怖的东方都市。在西方殖民帝国对中国的认知网络上,中国往往被看作是一个沉溺于鸦片梦幻中的最具有东方性的非现实的国度。关于中国的一般知识,也是一种话语权力结构,构成了西方帝国殖民体系的认识论基础。通过那种虚幻的中国叙事,有意识维护着西方殖民帝国的认知网络,任何一种危害帝国安全的因素,都被想象夸大在各式各样的中国叙事之中,形成坚固的防火墙,阻挡来自异域的危及帝国认知网络安全的"病毒"。萨克斯·罗默创造的傅满楚形象,典型地展现出西方关于东方中国的神秘而恐怖的心理状态,而这一形象的多元化传播也体现出西方殖民心态下关于中国的认知网络的运行轨迹。在全球一体化的国际文化语境中,这道"防火墙"成了阻碍东西方跨文化交往的障碍。

记忆文化与跨文化书写——满族说部国家级传承人富育光访谈

记忆是人类关于日常生活的回忆,承载民族文化,凸显民族文化生活的维度和生命价值。人类历史离不开群体记忆,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记忆遗产。对没有文字的民族而言,传承人的书写即为跨文化书写,以富育光先生为代表的满族说部传承人在传承满族非物质文化过程中发挥很大的作用。

傅满洲——西方社会妖魔化中国的形象巅峰

以西方人眼中极具代表性的中国人形象“傅满洲”作为研究对象,以文本研究方法,对傅满洲的形象以及该形象形成的原因进行探讨。认为傅满洲这一形象沉淀了两个多世纪以来西方表述中国的历史话语,又契合了20世纪初“黄祸论”的现实语境,映射出西方社会东方主义的话语和文化霸权。

20世纪前半期美国大众文化中的中国形象解读——以傅满洲与陈查理为例

陈查理和傅满洲作为20世纪50年代前美国大众文化中华人形象代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意志和对华态度,因而,对这两个形象的深刻解读与剖析,不仅对我们全面、深刻地认识美国的中国形象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能够以此为镜,以他者的眼光完成自我认识与自我提升。在剖析华人形象的同时,我们更应勇于超越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破除狭隘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偏见,减少冲突与误解,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东蒙古诸部驻牧蓟辽的几个问题——东北亚族群互动与满洲的崛起研究之一

嘉靖二十五年(1546),东蒙古诸部瓜分了朵颜三卫,驻牧于明蓟辽边外,其深层原因是北元蒙古不地汗临终前对于子侄的分封。东蒙古察哈尔部与右翼蒙古喀喇沁部瓜分了朵颜卫,内喀尔喀部收服了泰宁卫,并与嫩科尔沁部一起瓜分了福余卫。东蒙古诸部驻牧蓟辽与明军直接对抗,引起辽东局势激烈动荡,成为以后满洲崛起的契机。

“种族”与政治:晚清宗室寿富之死及其回响

有"宗室特出之英"之誉的寿富面临甲午变局,应时而动,其因宗室身份,预设发言对象主要为旗人,而关心焦点仍在一朝一国之变法图存,非为"种族"问题。质言之,新旧之争高于满汉之别。他又强调"尊君亲上"、"君臣大义",变法同时不废纲常,恪守伦理。至庚子事起,黄、白种族之争压过满汉差别,值家国危亡之际,寿富遗嘱"虽讲西学,并未降敌",毅然选择身殉。晚清君权的至上性以及由此派生的君权与制度的一体性,使得在观念中以国家为至上的变法维新,其实际过程多依傍君权。进入20世纪,在近代国家观念冲击下,"民权"之说渐兴,复因清代君权与"种族"问题相缠绕,唤起满汉之辨。本文考订寿富自杀前后史事,由"种族"与政治的双重视野追问其历史意味,以期对晚清满汉关系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富育光:毕生守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根

富育光先生将毕生精力集中在对萨满文化的调查研究和对满族说部"乌勒本"的抢救与传承上。他将萨满文化和满族说部两者有机联系起来,使之相互补充、相互发展,站在了国际萨满研究的学术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