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中的他者化华人形象与自塑形象

严歌苓的小说《扶桑》既从19世纪美国社会的群体层面和克里斯的个体层面展示了西方话语中的他者化华人形象,又从扶桑代表的阴性和大勇代表的阳性两个方面全面构建出民族的自塑形象,以两种形象的并置实现了后者对前者的解构。严歌苓试图通过反转东/西、弱/强的既定模式与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形成对抗,却因为仍然沿用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使文本中对东方主义的抵制没有获得令人满意的成效。

古朝鲜文化探源

古朝鲜文化有三个来源：一是中华古老的汤谷扶桑十日神话，汤谷指朝鲜半岛东南端观日出测日影之地，也是朝鲜一词产生的人文基础。二是颛顼高阳族团文化，颛顼萨满文化、卵生神话与人工改变颅形习俗影响古朝鲜文化。三是殷商文化，殷商先起于东北并影响东北与朝鲜半岛，古辰国是商族海外属地，箕子所以“走之朝鲜”正与之有关。

“母性”他者与东方“镜像”

在西方的文化想象中,东方被预设为与之对立的“他者”,被动地参与西方塑造自我和认证自我的过程,并成为后者建构其主体性所需的“镜像”。美国华人作家严歌苓撰成长篇小说《扶桑》,书中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感情纠葛却对以上的模式进行了种族和性别上的双重颠覆。本文借用拉康的镜像理论作为分析起点,对以上过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挖掘。

礼制与人情的调适——以魏晋时期前母的服丧问题为中心

"礼不二嫡"观念是一夫一妻制的理论基础,但因战乱等因素出现的"前母"问题却对这一基础形成很大的威胁。而如何处理这个礼经从未规定但现实中屡见不鲜的难题,成了对魏晋时期礼学家的极大考验。从西晋到东晋,从"不应制服"到"交相为服",寻求适合时代发展的"变礼之中",成为礼学家的重要目标。表现在前母问题上,二嫡产生的嫡庶问题因为这种寻求变得不再重要,家族和睦、父慈子孝才是"变礼之中"。礼制本就有经有权,变乱之时,最须权变。但权变并非全无规则,随波逐流,而是在明确制礼本意之后,能根据时势,加以调整,使之既合于礼意,又能够化解实际难题。这样的权变,既对丧服制度形成挑战,也为它的逐渐完善提供了可能。

解构 重构 再解构——《扶桑》反思华人移民史的三重奏

《扶桑》以现代叙事技巧讲述了海外华人在美国充满辛酸而富有传奇的经历,对百年来的华人移民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叙述者穿行于历史与现实之中,驰骋于真实与虚构之间。先是质疑与解构那些带有偏见和歧视的史书,然后以自己的经历和体验来想象和重构那段早已湮灭的历史,但最后又不得不解构自己重构的历史。新历史主义的突破与局限在小说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严歌苓笔下王葡萄和扶桑人物形象探究

通过分析严歌苓代表作《第九个寡妇》和《扶桑》中的女主人公王葡萄和扶桑,从动物般惊人的原始生命力、缺乏性别意识的强大苦难承受力、地母般耀眼的神性光辉三方面比较研究她们多层次和丰富的文本形象,感受特殊年代风雨飘摇中的两位女性独特魅力,以期对严歌苓的女性书写做进一步的探索。

自制中药三伏贴防治小儿冬病呼吸道感染的临床观察

目的探讨本院自制中药三伏贴对小儿冬病呼吸道感染的临床疗效。方法对本院就诊的146例患儿进行三伏贴治疗,每年夏季三伏天贴敷,每付1次,每次3～4h,每季3次为1个疗程。对临床症状进行观察和记录。结果 146例患儿中,咳嗽、咳痰、喘息3种临床症状均反映良好,治愈率分别为74.67%、72.95%和61.45%。支气管炎、喘息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3种病情的患儿总有效率分别为95.24%、95.23%和92.68%。结论三伏贴用于治疗小儿冬病下呼吸道感染安全有效,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千古绝唱 异曲同工——《陌上桑》《木兰辞》艺术特色之比较

《陌上桑》与《木兰辞》是乐府民歌中的奇葩,千古流传,经久不衰。文章从民歌主题、人物形象、结构、语言等不同的角度阐释了这两篇经典作品殊途同归的艺术魅力,彰显了我国古典文学中传统写作手法的艺术价值。

丰盈的叙事——解读严歌苓的小说《扶桑》

严歌苓作为当下北美华文文坛的新移民作家,其小说《扶桑》呈现出多元丰盈的叙事美感,如人称交叉的复合叙事、现代拼贴式叙事、时间化的叙事结构等特征,文章力图从叙事学角度深入解读《扶桑》的艺术特质。

《扶桑》:穿越时空的对话

只有处于对话中的历史才是我们的历史,《扶桑》就是凭借对话才得以成功发掘了华工的移民史,这种对话在表层上是叙述者“我”与扶桑的对话,深层结构则表现为华工移民史与正史的对话。

《陌上桑》中的罗敷形象新说

汉乐府《陌上桑》所塑造的罗敷形象是比较典型的；人们历来称颂罗敷是坚贞美丽的民间采桑女。然而，从诗歌的文化背景和内容本身来考索；罗敷其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贵族女子。

由严歌苓的小说《扶桑》谈第二人称叙述

本文通过对严歌苓小说《扶桑》的文本分析来探讨西方叙事学理论中第二人称叙述视角的运用,具体把握第二人称叙述在提升主人公行为乃至主观世界的表现力、提高读者的阅读地位上所起的作用,并观照多层次人称叙述的融合与互补作用。

多棱镜像营造的跨文化景观——《英国情人》与《扶桑》之比较

虹影和严歌苓在她们各自的代表小说《英国情人》和《扶桑》的故事讲述中,偏离西方惯有的文化救赎意义上的爱情故事模式,以拯救/被救赎关系的置换机制,描绘出东方之对于西方的文化征服图式。同时在叙事技巧上都采用一种反照、视角转换的方式,营造出充满文化寓意的跨文化景观。

苦难与罪恶中怒放的绝世名花——浅析《扶桑》中女主人公形象的文化意蕴

透过小说《扶桑》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意在探究女主人公扶桑的母性形象及其所承载的人性内涵。通过对扶桑及其所属族群行为特征的对比剖析,挖掘出“女性”在北美华人移民史中的象征性,并指出了东方文化的真正精魂所在。

汉乐府《艳歌罗敷行》文体考论

从文体的角度审视汉乐府《艳歌罗敷行》,发现:1.乐府旧题《艳歌罗敷行》与《陌上桑》是两首完全不同的曲子,表现在歌辞形式上一个是整齐的五言诗,一个是回环重复的三、三、七这样的长短句。五言《艳歌罗敷行》是乐府旧题《艳歌罗敷行》的古辞,不是乐府旧题《陌上桑》的古辞。2.五言《艳歌罗敷行》深受汉赋影响,对话问答的结构方式、夸张失实的铺叙描写乃至罗敷的命名方式等都带有明显的散体大赋特征。五言《艳歌罗敷行》以诗为赋,主旨不过是铺陈罗敷的美貌,即便创作的动机是讽刺使君,受汉赋的影响或者说受文体的限制,这一目的显然没有完全达到。

浅谈《扶桑》的叙事艺术

严歌苓的小说《扶桑》令人着迷,并非因为小说故事本身,而是由该小说的叙事艺术造就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以第三人称为主、第一和第二人称为辅的多种人称复合叙事;蒙太奇式叙事——场面拼接叙述和特写镜头式叙事;以刻意多次暴露创作痕迹的元叙事追求历史化叙事。

论《扶桑》与《小姨多鹤》中异国生存的女性形象书写

《扶桑》和《小姨多鹤》是严歌苓关注异国生存女性形象的两部作品,也是其自身真实情感与民族文化意识的投影。严歌苓赋予扶桑与多鹤相似的身份背景、时代环境与民族印迹,通过两人在异国生存的命运轨迹展现出不同民族文化的碰撞与交流,赞美了女性顽强的生命韧性。

“鹿卢剑”所见《陌上桑》中罗敷丈夫的官职

"鹿卢剑"其佩戴者多为王侯及其以上的显贵。《后汉书·舆服志》未载佩剑制度,致使在佩剑之风盛行的东汉缺乏直接的正史依据去按佩剑来考证佩剑者的官职。但"鹿卢剑"作为"玉具剑"的一种,使其可以用"玉具剑"代替"鹿卢剑"去商榷汉魏时佩戴"鹿卢剑"之人的官职。因此拙文认为除汉朝"郎官"外,佩戴"玉具剑"的最低官吏为郡守,并得出《陌上桑》中佩戴"鹿卢剑"的罗敷丈夫应是郡守及其级别以上的官吏。

从古书形成过程看诸书“互见”的类型学问题——以《礼记·丧服四制》篇形成为例

《礼记·丧服四制》篇相较《大戴礼记·本命》《孔子家语·本命解》多出的内容,都当系后人妄增或注文混入。三书中的"丧服四制"节,《礼记》系统大失本貌,糅合进不少晚出的东西。但"丧服四制"节从大戴、《家语》中的尚未独立,到《礼记》系统中自为一篇,亦显示在小戴传习者那里其影响日隆。三书之中的"互见",从"顶层"到"细部",表现为诸多不同的类型,这表明诸书之间的"互见"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因此相应的"类型学"区分尤为必要。

珍秦斋藏秦伯丧戈、矛考释

珍秦斋收藏的四件伯丧戈、矛,是最近发现的重要秦国文物。本文在考察器物形制和解释铭文的基础上,认为这四件戈、矛属于春秋早期,并结合文献指出,四件戈、矛的器主“伯丧”应是文献所见的大庶长弗忌。铭文还记载了春秋时秦国最初向东方的发展,有特殊重要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