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的心理学探索及其贡献

傅斯年是被忽视的近代中国心理学人,他与心理学渊源极深,不仅是近代科学心理学思想的学习者、传播者,也是科学心理学思想的践行者。傅斯年学习心理学前后共12年,写有《心理分析导引》专著一部,最早翻译麦独孤的《群体心理学》,另有《性命古训辩证》等哲学著作和多篇文章阐述其心理学观点。傅斯年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包括心理学研究必然走向科学化,做出"科学化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基本判断,将"有群众无社会的无秩序取向""心中无主义的心气薄弱性""万恶之源的家庭教育"作为当时民众心理发展的三大障碍,并倡导民众确定一个健康的、即物穷理的、积极努力和纪律约束并存的人性观。傅斯年参与了"中研院"心理研究所、中山大学和台湾大学心理系的创建,与蔡元培、汪敬熙、唐钺、苏芗雨等心理学人关系密切,共同推动了科学心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早期中国心理学学科建设,其一生中存在一条选择心理学,学习心理学,离开心理学又助推心理学和运用心理学的心灵探索之路。

傅斯年与郭沫若

郭沫若与傅斯年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两位卓越的文化名人。两者在现实政治中存在很多差异,但他们又在考古学、历史学上有诸多的共同点,如同样重视史料,同受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及西方科学方法的影响,几乎同时想到对殷墟进行发掘等等。此外,他们还彼此称赞对方的学术成就。党派立场、政治信仰、意识形态、历史观等方面的不同、甚至对立,并不妨碍在学术上互相交流、评点得失、取长补短,郭沫若和傅斯年这两位学术大师正是我们的表率。

求真乎?经世乎?——傅斯年与钱穆学术思想之比较

傅斯年与钱穆,都堪称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有着自己鲜明的学术个性和学术思想的史学大师。傅斯年是科学派的领军人物,治学主实证求真;钱穆实际上则是新儒家学派的中坚,治学主经世。实证求真学派、新儒家经世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是中国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三足鼎立的三大史学流派。因之,从傅、钱二者的交往和关系看二者的学术思想及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的学术史是颇有代表意味的,给予吾人的启示意味深长。

由《性命古训辨证》看傅斯年的学术思想与方法

处在"中国近代文化转移的枢纽"时期的傅斯年,既继承传统学术中积极的一面,又汲取"西洋学问"、"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及其同时代人治学思想中优长之处,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思想与方法。《性命古训辨证》为傅氏代表作之一,"以语言学的观点解释一个思想史的问题"是其特色,是其学术思想与方法的经典表现。

抗战后傅斯年与蒋介石关系研究(1945—1950)

蒋介石、傅斯年在抗战时期累积的良好关系在战后得以延续、加深。蒋、傅在"一二·一"惨案善后中有密切互动,但他们在处置方式上有明显分歧。傅采取一切办法促使学潮早日结束,令蒋满意。基于共同的反共立场,傅斯年希望蒋介石能实行真正的改革,以维系国民党政权并有效反共,为达此目的,傅坚持不加入政府,以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对蒋犯颜直谏。国共战局逆转后,傅之反共立场益加坚定,傅之"反共"始终与"抗俄"紧密联系。因政治上的良好合作,傅、蒋私谊亦日渐加深。

“凡事在人”——论1949年前史语所夏商周考古“一家独大”局面的形成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安阳的发掘（1928～1937年），奠定了其在1949年以前夏商周考古工作中“一家独大”的霸主地位。以往学者多将这种局面的形成归功于史语所经费充足、工作顺利，但其实不然。本文通过对史语所及其创立者傅斯年的分析，将这一局面的形成归功于傅斯年的个人魅力，正如傅斯年所说：“凡事在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

“五四”时期傅斯年文论中的论述策略及文学革新观

"五四"时期,傅斯年在文论中有意采取面目模糊的文学定义,背后隐匿了其新文学观的论述策略,即借助歧义丛生的文学定义,获得"文学革新"的自身合法性,进而阐述文学革新观。傅斯年把现代文学变革放置在中华古典文学演变的大语境内,以历史的变革惯性来论证"文学一物,不容不变";没有割裂新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关系,而是利用古典文学内在变革的规律,规训和证明新文学的存在,得出文学的进化与革新是中国文学历史发展中的内在要求这一结论。值得注意的是,傅斯年文学革新观的内在特质突显了文学的"时代精神",从而使文学与时代、社会建立紧密联系,未尝不是一种新的"文以载道"。

确定性的寻求——论五四时期傅斯年的人生观

五四时期,傅斯年的思想世界异常丰富,有不少关于人生问题的讨论。这些论述是在近代中国心灵秩序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反映了傅斯年寻求确定性的思维取向,也展示了他生命的前半期的生活、思想与精神历程。五四运动之前,傅斯年经历了"小孩子"到"弄潮儿"再到"夜猫"的身份转换,并开始探索人生观以解决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但因五四运动的刺激,他的人生观出现了"自然与人生"的危机,因而他决定赴欧留学,研究心理学以寻求"真我",但终无果而逐渐回到了历史学的实证研究中。在寻求过程中,傅斯年从构建个人、社会与历史的秩序到"改造自己",从信仰到怀疑再寻求,终未跳脱科学实证论的笼罩。他以科学实证论为确定性,却难以安顿人生,这构成了他生命的矛盾,也表征了五四时代知识人的心灵秩序危机。

傅斯年、顾颉刚中山大学语史所时期矛盾考论

学界多认为,学术见解的歧异是傅斯年与顾颉刚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时期产生矛盾的深层次原因。实际上,治学异趣在这一冲突中的“份量”究竟有多大,却值得考析。从北大国学门到中山大学语史所再到中研院史语所,其旨趣是一脉相承的,疑古思潮并非这些研究机构的集众旨趣,而“疑古”的顾颉刚却多参与其中。同时,后来竖起“史料学派”大旗的傅斯年,其早年学术性格恰在“疑古”与“考信”之间,他由疑古转向考信,可以说是其学术思想的内在发展,不必有意与顾颉刚立异,更何况顾颉刚学术思想之发展也是“始于疑,终于信”。

傅斯年对学术藏书建设的贡献

傅斯年除了是一个文化名人外,在学术藏书建设方面也颇有建树。早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筹备期间,傅斯年就拟定《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备置大纲》,对服务对象、馆藏建设以及文献采访与整理等均作出了规定。史语所成立后,傅斯年重视图书的收集和图书室的建设,收罗宏富。他注重图书馆学专门人才,并在图书管理与服务中动员研究人员参与其中。此外,为方便学术研究和交流,他注重史语所经史要籍与档案资料的保存和整理,并出版了一批影响深远的古籍和学术论著。

傅斯年与吴晗

傅斯年(1896 -1950)与吴晗(1909 -1969)两人的交谊史,启始于学术相知,终结于政治相异。透过描摹两人的情谊历程,可以为傅斯年这位一代学人的人际关系提供个案的观察,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交游往来加添一个历史的注脚;傅、吴之间从情生义结到谊断恩绝的历程,亦或可以个案样态显示导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社群之形成与分化的因素。

权势干预与学术独立——以周天健入职史语所为中心

1942年因日寇入侵而辗转播迁于大后方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不拟招人、违反院章的情况下,被迫吸纳仅有高中学历的周天健为助理员。此事过程异常曲折,名义起初由国民政府考试院铨叙部分发为助理研究员,然后变相操作为该院院长戴季陶私人推荐。对于处理此事的态度和方式,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和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之间分歧严重。在权势干预下,最终史语所不得不妥协接纳。这看似平淡不惊的人员入职事件,其实背后暗潮涌动,引起的往还纷争不仅隐含纷繁复杂的人事关系与身份认同问题,而且牵涉学术机关下的学人群体在权势干预与学术独立之间、社会现实与学术理想之间的两难抉择。

试论傅斯年的墨学研究及影响

傅斯年的墨学研究以墨子"非命论"为核心内容,探讨了墨家思想的宗教性特点,分析了儒墨相争的原因和实质,考证了墨学源流及墨子其人其书。他的研究对同时期的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傅斯年之墨学研究,既秉承科学的真理观,也富有民族主义情结,极具批判与创新精神,是一种努力重新评价传统的表现,有着与"五四"运动一样的关怀。他运用比较学、统计学等新的研究方法,立足于史料,进行合理的哲学思辨,为墨学研究乃至先秦思想史研究探索了一条新的路径。

傅斯年与历史博物馆划归中央研究院历程考述

傅斯年在民国学界是一位既能从事学术研究,又有能力组织学术活动及进行行政管理的多面手,堪称“学术精英群体聚合的纽带性人物”。1929年8月,在傅斯年的推动下,历史博物馆划归中央研究院。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历史博物馆划归中央研究院期间的有关史料,对傅斯年推动历史博物馆划归中央研究院并由历史语言研究所代管、组建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调整历史博物馆由中央研究院直接管理的史实进行了钩沉,揭示时局动荡下,傅斯年在历史博物馆划归中央研究院历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傅斯年翻译观对科技典籍英译的启示

傅斯年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也是一名鲜为人知的翻译家。本文基于相关史料和史实系统梳理傅斯年的翻译观,旨在为科技典籍英译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个行动者的选择与坚守:傅斯年的办学理念与治校经历

通过对傅斯年在特殊背景下执掌两所大学的理念和经历的系统考察发现,他作为政府任命的大学校长,无论是处理北大的复校还是台湾大学的重建,都体现了政治授权与学术诉求的紧张关系。面对学术与政治的种种矛盾和冲突,傅斯年坚持了其所谓的"奉献大学于宇宙精神",体现了民国时期大学校长群体的理念共识,而他在两校工作中所扮演的积极"行动者"角色,则彰显出他独特的领导力和鲜明的个性色彩。

“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新史学的命运——以抗战时期的傅斯年为中心

如果说史学在近代中国挣脱经学枷锁的历程是一种"独立",那么必须看到"民族主义"在其中发挥的杠杆作用。这种制度化、专业化的近代史学也只有在服务于民族国家体系下的社会发展与政治建设的前提下,才能取得某种程度的"独立"。抗战时期的傅斯年即面临这样的境况,如果科学的历史研究丝毫无助于民族存亡,那"史之为道"其用何在?但在以民族主义的历史书写召唤起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同时,如何防止民族主义的另一面——在人群中制造分离和区隔——对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构成威胁?傅斯年选择以"建构国族"的方式从"民族国家"的概念中拯救"中国认同",但却落入"民族"二字的语词陷阱而不自知,完全忽略了"国族"仍旧是"民族"的一种,比它想去替代却又自其脱胎的"民族"更缺乏实在感和安全感。

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史实述论

由于特殊的历史机遇和便利条件,傅斯年在广州创建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并且开展了许多工作。史语所迁往北平是大势所趋,有利于自身的发展。本文着重分析相关历史事实,希望对此问题的研究有所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