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集传》对赋比兴艺术手法的阐述

朱熹之前的学者对"赋"的理解比较一致,对"比"、"兴"的阐释则众说纷纭,影响了对《诗经》本义的理解。朱熹融会前代各家之说,抓住"赋比兴"的特征,在《诗集传》中对其作了较明确的界说。该界说简明扼要,切合诗之本义,且影响深远,沿用至今。

读《文选》赋三题

潘岳《西征赋》作于元康二年(292)五月他被重新起用为长安令之后,该赋表明他是一个很有感情也很敬业的人,同时更是一位富有创新精神的作家。何晏《景福殿赋》作于太和六年(232),该赋表明他在魏明帝曹睿又时期并未受到打击,其处境比起曹丕的时代来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赋中多歌功颂德之辞,具有浓厚的儒家色彩,完全合于明帝的意识形态政策,又带有某种道家无为而治的气息,充分流露了他本人的思想。嵇康《琴赋》的章法完全是传统的,而内容则全新,嵇康认为音乐只有审美的作用,让人们得到感情和心理上的满足,与政教无关。这样的纯艺术论具有反儒家旧传统、体现人性解放和文艺自觉的重大意义,这是先前以乐器为题材的辞赋根本未尝涉及的;他在论音乐的名篇《声无哀乐论》中更详细阐释了这一理论问题。

朱熹《诗集传》赋比兴标诗探微

朱熹在《诗集传》中的标诗一直为人所困惑,但他确实是有严格的标准的。他在判标赋比兴时所依据的标准是:上下文是否都是"说事实"以及怎样"说实事"。他在《诗集传》中所作的赋比兴的兼标正体现了他标诗的严谨与精细而并非缠夹不清。

《杂诗四首》为元好问所作辨

《相士如相马》等《杂诗四首》早在宋、金、蒙古对立时期已收入元好问的诗集,清代乾隆年间,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里辑出了宋人汪藻的《浮溪集》,四首诗又出现在《浮溪集》中。对此四诗的二属情况,学术界尚乏深入的考辨。从汪、元二人各自诗文集的版本情况以及诗文内证两方面来看,四首诗应为元好问的作品。

汪藻别集版本源流考

汪藻生前,虽著述丰富,但其作品在时代变迁中,有较多散佚与变更。在宋代,汪藻别集有《浮溪集》六十卷、《龙溪集》六十卷、《猥稿外集》一卷流传;至元代,《浮溪集》六十卷尚在流传,而《龙溪集》、《猥稿外集》则不见著录;至明代,《浮溪集》亦散佚,流传较广的是后人辑佚编成的《浮溪文粹》十五卷。《浮溪文粹》在明代主要有四次刻印,分别在正德元年、嘉靖十年、嘉靖三十四年、万历年间,后三次刻印皆以正德本为底本。至清代,《浮溪文粹》十五卷又有被重新整理刻印的康熙七年汪士汉居仁堂刻本;此外,汪藻的别集在清代又有大的整理,即乾隆年间,从《永乐大典》辑出的《四库全书》本《浮溪集》以及陆心源、孙星华所做的补遗。汪藻别集的现存版本主要有《浮溪文粹》十五卷,分别是明正德马金本、明嘉靖汪本、明嘉靖钱芹本、清康熙汪士汉本、清《四库全书》本;《浮溪集》三十二卷有《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全宋文》本。

伏羲与山东蒙山地区的“雷泽湖”及“成纪”

擒要：从传世史料、出土文献、考古材料及古文明遗址几方面综合考察,可以证明五千年前始画八卦的文明始祖＂伏羲＂出生于我国东方的＂雷泽湖＂与＂成纪＂一带。雷泽湖位于山东蒙山,＂成＂＂纪＂则是古代东方的两个古国,因而蒙山地区应为伏羲之诞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