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UPLC-Q-TOF MS鉴定复方香薷水化学成分

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四极杆串联飞行时间质谱(UPLC-Q-TOF MS)技术对中药复方香薷水的化学成分进行快速分析鉴定。通过色谱峰响应程度和分离效果优化复方香薷水的前处理方法和仪器条件;采用Agi⁃lent Phe Hex(150 mm×2.1 mm,1.9µm)色谱柱进行分离,以0.1%甲酸水溶液-乙腈为流动相进行梯度洗脱,柱温35℃,流速0.3 mL/min;通过正、负两种离子模式采集复方香薷水的质谱数据,得到精确质量数和二级碎片,结合对照品、Pubchem、安捷伦中药化合物质谱数据库和文献报道等信息对其化合物进行分析鉴定。鉴定出复方香薷水的112个成分,其中黄酮类22个,苯丙素类20个、有机酸18个、萜类14个、生物碱11个、氨基酸5个以及其他类型化合物22个。该研究全面阐述了复方香薷水的化学物质基础,为其质量控制和药效物质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向福功书法及其紫陶装饰创作浅析

建水紫陶以刻填工艺技法以及传统文人书画装饰而闻名,其中“书”作为紫陶装饰元素及思想载体形式之一,与紫陶的审美价值和经济价值有着紧密联系,正所谓“壶随字贵”一说。向福功是二十世纪后半叶建水紫陶领域内承前启后,贡献卓越的一位大师。他继承发扬了最传统的文人书画紫陶艺术,又在传统中融入了个性,最终在书法上形成了“明”“拙”“健”的艺术风格。这正契合了建水紫陶金石趣味,是书法应用于建水紫陶创作上的优秀案例。梳理归纳向福功书法艺术风格的形成、形式美的表达,探研向福功书法艺术在建水紫陶创作中的呈现,总结其艺术风格,能够丰富建水紫陶及向福功的学术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

新乡土叙事的空间展开与伦理重塑——论付秀莹“芳村三部曲”的写作谱系

此前对付秀莹芳村叙事的研究往往聚焦于独立文本而缺乏整体关照,重审“芳村三部曲”,可以发现作者的新乡土叙事从空间、伦理两个维度展现写作谱系的完整性和充实性。在故事空间、文本空间和跨文本空间的多维视域中,“芳村三部曲”形成进乡-离乡-返乡的叙事结构,从传统/现代、城市/乡村的角度揭开芳村的伦理变迁。芳村乡土空间的塑造、人际网络的建构与心态动能的积淀,为芳村新乡土空间的展开与伦理重塑奠定基础。乡村振兴为芳村带来产业、视野、伦理、心态、肉体等方面的修复与革新,展现了芳村的新乡土空间格局与伦理重塑。“芳村三部曲”将文学的历史性与审美性相结合,为理解乡村、书写乡村提供了新的可能。

“狂夫”作为语词的内涵变化及文化意义

《汉书·晁错传》载“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根据现存文献,我们知道“狂夫”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方相氏”职守,有“狂夫四人”,此“狂夫”是文化仪式中巫觋的辅助人员。在礼乐文化时代,“狂夫”还是“楚狂接舆”式的有极高文化素养和人格追求的文化精英。同时还出现了纯粹贬义的“狂夫”。到了秦汉时代,“狂夫”一词随着晁错的使用,发展出了臣子自谦自贬为“狂夫”的含义。这些内容丰富了“狂夫”的文化内涵。

从“肺主治节”论治杂病的经验探析

“肺主治节”这一理论最早见于《黄帝内经·素问》,以古代官员的职能形象类比五脏六腑的功能,论述了人体内五脏六腑之间的关系以及功能。“肺主治节”理论将“肺”拟作“相傅”,将肺的地位比作仅次于君主的重要官职(宰相或皇帝的老师),表明其发挥着“治节”的重要功能。“肺主治节”以“气”协“神”,可以协调人体各种节律,如呼吸,经气通行,二便排泄,月水盈泄,精液施泄等。“肺主治节”是指肺气具有治理调节呼吸及全身之气、血、精、津、液运行的作用,通常被认为是肺脏生理功能的高度概括。现今临床“治病”者多,“治人”者少。面对多方常法治疗无效的患者,不妨试着跳出常法,不局限于当下病证,着眼于人,从肺论治。文章试从理论及医案出发,旨在探索“治人”与“肺主治节”理论,为临床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

潘岳《秋兴赋》对宋玉《九辩》悲秋的承继与发展探赜——以“象喻”言说机制与“天人合一”思维方式为视点

宋玉《九辩》借助草木、鸟、兽、虫等“喻象”建构文本,悲秋述志,而“天人合一”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象”思维构成了其“象喻”言说生成机制。在后世文人的悲秋之作中,以西晋潘岳的《秋兴赋》较为经典,从“象喻”言说机制和“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等方面与宋玉《九辩》悲秋进行比较,得以探究宋玉悲秋对后世文人的影响以及后世文人对宋玉悲秋的接受与继承。

夏秋用家蚕品种9·芙×7·湘和洞·庭×碧·波在推广繁育中的主要经济性状变化

夏秋用家蚕品种9·芙×7·湘、洞·庭×碧·波在我国蚕茧生产上大面积饲养已有10多年。近期调查2对品种的主要经济性状表明,与品种审定时相比,9.芙×7.湘的全茧量、茧层量、万蚕产茧量、万蚕茧层量、一粒茧丝量、茧丝长和茧丝纤度以及洞·庭×碧·波的全茧量、茧丝长、茧丝纤度等主要经济性状退化达到极显著水平,其中同一品种来自不同繁育地的样本间,其性状成绩差异较大,9·芙×7·湘的万蚕茧层量、解舒率、茧丝纤度以及洞·庭×碧·波的全茧量、茧层量、万蚕产茧量、万蚕茧层量、一粒茧丝量、茧丝长、解舒丝长等性状的变异系数均超过10%。两对品种相比较,洞·庭×碧·波经过10年的繁育,除茧丝洁净外,其它各项经济性状仍优于9·芙×7·湘。建议各地原种繁育单位通过品种亲本(原种)的异地品系杂交或异地繁育继代的方法,取长补短,维持品种的优良经济性状。此外,9·芙×7·湘的原种繁育还应在选留茧丝品质优良蛾区的基础上,注重对产卵性状和饲养性状的选择。

《辛丑条约》议定过程中的一个关节问题——从“惩董”交涉看清政府内部多种力量的互动

从《辛丑条约》议定过程而言,传统认识理解为帝国主义的"争赃"竞赛,谈判过程全为西人主导,清朝一方对议题几乎没有介入。这一种印象或结论的产生,主要是依赖外国一侧史料建筑史实的后果。议和过程中,清朝一方虽然对议题缺少发言权,却并非全无努力,其内部西安政府(那拉氏、军机处)、北京全权(奕、李)、东南督抚(刘、张、盛、袁)等多种力量互动频繁,唯因相互制约造成内耗,本来的多方合作反而滑向多方角力的态势,未能形成有效的对外合力。这一现象也成为近代外交转型的重要背景之一。本文拟从"惩董(福祥)"问题切入,通过实证性的个案研究,从一侧面观察当时清政府外交及内部政治关系的实状。

四物汤及衍化方香附四物汤挥发性成分与子宫平滑肌收缩效应相关性分析

目的:探讨四物汤及类方香附四物汤挥发性成分与子宫平滑肌收缩效应之间的相关性。方法:采用GC-MS联用技术对四物汤、香附四物汤及组方中富含挥发性成分药材当归、川芎、香附、木香的挥发油成分进行分析鉴定;采用小鼠离体子宫收缩试验对四物汤、香附四物汤及组方药材挥发性成分的生物效应进行评价;选择相对含量高于1%的挥发性成分(53个)与子宫收缩效应的生物信息建立多变量数学模型,采用主成分分析(PCA)法对其相关性进行分析评价。结果:四物汤、香附四物汤挥发油的GC-MSTIC化学信号主要来源于当归、川芎药材的贡献;香附四物汤中对应于香附、木香的挥发性成分信号数及相对丰度表现均不及两药材挥发油各自的组成及相对含量;PCA分析结果表明21个化学成分对活性贡献率较大,其中对四物汤挥发油活性贡献率较大的成分主要有:(Z)-ligustilide、cis-ocimene、γ-selinene、Spathulenol、3-butylidene phathalide、(E)-ligustilide等;对香附四物汤挥发油活性贡献率较大的成分主要有:Dehydrocostuslactone、Cyperene、β-caryophyllene、γ-selinene、Curcumene、α-elemene、β- cyperone、α-cvperone、(Z)-ligustilide、Squalene等,分析结果支持了本实验结果。结论:香附四物汤中的挥发油部位具有显著的抑制子宫平滑肌收缩效应;香附四物汤挥发油活性优于四物汤及各组方药材挥发油。其中作为行气、止痛、调经常用药材的香附、木香挥发性成分与治疗气滞血瘀型痛经密切相关。同时,本文采用的GC-MS和PCA联用方法可以较客观的评价化学成分对活性的贡献率,分析化学成分与生物效应之间的相关性,故该方法可为方剂复杂效应物质的阐明提供思路和方法的借鉴与参考。

杜诗记载的唐代荆湘地区寒冬及其古气候意义

中国唐代诗人杜甫(公元712—770年)的诗中,有15首记载了公元768和769年唐代荆湘地区连续2年冬季出现的寒冷气候。公元768和769年冬季,洞庭湖及以南的潭州(今湖南长沙)地区出现降雪,公元769年早春甚至出现洞庭湖局部结冰的现象。杜诗记载的冷冬及洞庭湖结冰事件,在其他史料中未曾发现,是对史料中唐代洞庭湖地区寒冷和结冰记录的补充。公元768和769年气候寒冷事件发生在8世纪中叶以后,是公元750年之后唐代气候变冷过程中的一次重要事件。

福厦与向莆铁路的开通对莆田旅游规模的影响

基于莆田市旅游业及其福厦和向莆铁路建设的现状,运用车站数量、经济规模、人口数量、客源规模等指标,定量预测出两条铁路开通将为莆田市带来的客源数量。进而分析了对莆田市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旅游交通等行业的规模影响,最后为应对铁路即将开通提出几点建议。

民初湖湘士民的苦难书写--《红薇感旧记题咏集》与“醴陵兵燹题征”

民国初建,湖湘士民遭遇了新制度的镇压与军阀混战的摧残,《红薇感旧记题咏集》与“醴陵兵燹题征”就是1913年和1918年两次大动荡的诗歌书写。这两次诗歌创作活动的参与者大多数是南社成员,主持者是南社湘籍社员傅熊湘。前者表现袁世凯窃取总统大权后对辛亥革命志士的镇压;后者表现护法战争中南北军阀混战,轮番屠戮湖南民众的恶行以及张敬尧主政湖南实行的暴政。诗人们在《题咏集》中尚且能逞才斗艺,展现自己的名士风流与龚诗风调,“题征”则在血与火的淬炼中控制诗歌体式,有效地发挥诗歌的叙事功能。这两次诗歌活动是民国后南社应和时代风云最有效的创作,凝聚了南社湘籍社员,刺激了濒临解体的南社社团的活力。“题征”发生于新文化运动前夕,延续着“国家不幸诗家幸”的诗歌传统,肩负起以诗纪史、补史的使命,相较于此后中国社会乱象丛生中新诗缺乏有力反映的现象,用自己的创作实绩说明古典诗歌并非“死文学”。

福州的三坊七巷与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

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由三坊七巷文化孕育出的一批经济学家对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严复、陈衍、陈岱孙和陈彪如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01年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原富》的出版,标志着现代经济学被引入中国。回顾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关头,从三坊七巷走出的这群人对中国现代经济学的贡献,重新审视今天中华民族和平崛起时期的经济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对未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论“苏黄米蔡”的形成——蔡襄、蔡京之争的关捩

"苏黄米蔡"之"蔡"究属蔡襄还是蔡京,解决这一问题的关捩是还原"宋四家"的形成过程。南宋时期形成了"苏黄米"并举、"米蔡"对举以及推尊蔡襄的批评传统,这是元人提出"宋四家"说的基础。"宋四家"排列次序在元代并不固定,明代始确定为"苏黄米蔡"并引出争议。有宋一代,蔡京从未进入过"宋四家",也不存在所谓以"襄"代"京"的事实。

《楚辞》“二湘”误读之解释

秦汉以来 ,不少学者以舜与二妃解读《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 ,并成为楚辞研究中最有影响的代表。用历史传说人物指代神话形象 ,这是一种历史化的诠释方法。尤其不依据文学作品的语言文本 ,这种诠释就更带有了一种先行的预设 ,不过在表达诠释者自己的价值取向。这表现在“二湘”诠释中就是借助对偶神话的故事去强调一种现实人生的男女配偶的伦理关系 ,这是中国史官文化精神的态度 ,也是家国同构的中国古代伦理价值观念的体现。

也谈“辅车相依”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从训诂学和文学语言等方面 ,试图对“辅车相依”一语中的“辅”、“车”做出更加合乎原文和逻辑的解释 ,认为“辅”、“车”的意义都应同车有关。

释“辅车相依”之“辅车”

对“辅车相依”中“辅车”的解释,历来存在分歧。概言之,无非是“车之一物与车”和“面颊与牙床骨”的不同。这两种解释都可说明“辅车相依”的比喻义,但到底哪种说解更正确,更符合历史原义?“辅车相依”中“辅车”的意思到底是什么?通过对现存典籍及以前研究的考察,我们认为“辅”就是大车载物时两旁的挡板,“车”就是古代用来运物的大车。

铁路开通对莆田市旅游线路网络的影响

依照福厦和向莆铁路的节点建设规划,结合对莆田市现有旅游线路网进行分析,认为以黄石镇为旅游服务中心,运用距离成本最小化的原则,对现有旅游线路网进行优化,可获取距离成本最优化的莆田市新旅游线路。为了旅游线路网络更加完善,从旅游线路名、布局方式和区域整合等三方面提出了莆田市旅游线路网络组合建议。

《湘君》《湘夫人》性别的识别和屈原的行踪

荆是楚人祖先熊鬻子在西周时期的封地,位于京畿,周成王封熊绎为楚子在荆楚,因此楚地成为西周王化之地。洞庭山脉经过楚,因此楚有洞庭和沅湘等水名,秦朝设长沙郡,楚这些地名随之南下使用,因此屈原作品中的湖南地名当初实际上在湖北和河南境内。换言之,屈原可能从没有到过湖南。最早著述接近这个结论的是钱穆,但是钱穆没有见到出土文献,因此论述显得有些单薄。二湘为大禹时代的古乐九歌的一部分,篇名如同后代的乐府题名,不能坐实考察,君更不能看成女性。屈原在改定二湘时表述中结合了自己的身世情怀,因此其中的君指国君或者国君使者,而余、吾皆指自己。二湘记录的是屈原等待出国使者和见到出国使者回朝的情景。

家蚕新品种5·芙×7·湘的选育

用杂交育种方法育成经济性状优良的斑纹限性品种 5 7限 ,通过杂交组配及配合力测定 ,育成 5·芙× 7·湘四元杂种 ,经全省品比鉴定 ,幼虫生命力、发育经过、茧丝质各项经济性状指标优良 ,符合新品种审定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