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懿宗朝试赋研究

试赋是唐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唐代试赋的研究考证材料众多,但论者多以其程式化的体制、颂圣化的内容而忽视其丰富的时代内涵与人文精神。通过对唐懿宗朝6场试赋的赋题、赋韵、赋文、赋体、主考官等因素分析,发现6场试赋既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与文学、史学价值,也具有崇儒宗经的文化导向、帝德建构的文化精神和朋党斗争的时代内涵。唐懿宗朝6场试赋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是后人了解晚唐士人思想、社会风尚的重要载体。

从殊方异物到类物比兴:唐代南方咏物赋的写作开拓及赋史意义

中古时期的咏物赋中,南方之物往往具有“殊方异物”的性质,以往人们多将视角集中于魏晋南北朝,唐代文学中则关注不多。唐代咏物赋中的“南物”,在继承六朝贡物文学传统中“殊方异物”的性质外,于科举贡士的语境下,衍生出“贡物”与“贡士”的类比关系。更重要的是,随着文人履迹南方、切身知识经验的增强,赋中南方之物逐渐由“殊方异物”转变为“身边信物”,文人的类物比兴更加多元,为唐代咏物赋带来新变,这也在客观上更新了自诗骚以来建立的南方感物文学象喻系统。唐代南方物赋的多元面相,呈现出大一统政治文化下“正声”和“变声”相交织的赋文学图景,可视为唐赋对楚骚、汉赋美刺传统的延续和复归,而非“中衰”。

杜诗接受的另一面向:论杜诗在官修唐史之生成与注释中的作用

文章聚焦杜诗与唐史的关系,着力探讨杜诗对《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唐纪》等官修唐史的影响,并对以杜诗证唐史这一研究方法进行反思。通过溯源这一现象,可以发现史臣对杜诗的使用呈现出差异化和多样化,反映其对杜诗的不同接受;同时,结合当时的杜诗学背景,能够更好地理解史臣的利用取径;扩大以往仅仅从文学史出发的视域,更为全面地勾勒杜诗接受史的整体图景。

“律赋非赋”与“唐无赋”之关系阐释

元人陈绎曾提出“律赋非赋”,明人李梦阳提出“唐无赋”,二者都对唐代辞赋创作提出了批评,甚至完全否定了唐赋创作的成就。唐赋受到六朝骈赋和科举制度的影响,律赋和骈赋成为唐赋的代表,追求句式工整、辞采华美、声律和谐,丧失了赋“铺陈”的本义。元明文人在复古运动的影响下,由律转“古”,赋学审美导向楚辞、汉赋,古赋受到重视而律赋自然受到排斥,导致“律赋非赋”和“唐无赋”观念的产生。

中晚唐私修类书与律赋关系略论

作为文学体裁的赋与作为书籍体式的类书,虽然分属于不同领域,产生于不同时代,但两者在功能、题材、体例等方面有着天然联系。中晚唐时期的私修类书与律赋,在上述联系的基础上,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两者在科举考试这一相同的背景下出现,有着相似的生成机制和政治教化功能,也正因为如此,此期的私修类书对律赋的体制特点、理论主张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进士“浮薄”词义流变与中晚唐士人的科举认知

唐代“浮薄”一词常与“进士”相关联,但该词最早并非运用在科举领域。安史之乱以后,其惯用语境发生迁移,从六朝品评之用转入科举视域,并在中晚唐时期关于科举改革的多次讨论中得到频繁使用,从品评人物声名到评价考生之德行与政治实践能力,以及作为空疏之学的代名词来唤起朝堂上下对“实学”的重视。在此过程中,“浮薄”逐渐成为“进士”的典型标签,其词语内涵也不断被注入新的要素,呈现出一种逐渐堆叠、累积并最终糅合的状态。通过梳理该词内涵逐步丰富化的情况,可以揭示中晚唐时期科举文化的两点事实:其一是考生长期所受的教育、备考模式与唐王朝后期真正的人才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矛盾;其二是中晚唐士人曾力图从改革科举入手重振国势,虽未能成功,但这种努力仍可反映出唐人对科举的认识存在反思与深入的过程。

唐代籍田赋及其礼乐文化意蕴

籍田礼是帝王春耕前举行的一种祭祀活动,目的是表达对农业的重视,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亦指天子示范性的耕作。唐代籍田礼在多元化背景下取得了较好的传承发展,文人也由此创作出许多优美的籍田赋。研究唐代籍田赋中所包含的劝课农桑思想、敬天崇礼理念,挖掘其礼乐价值与文学价值,考查其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对于农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对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的继承与发展

作为首部广泛流传的八大家选本,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自刊刻以来,对文人学者在唐宋文接受及唐宋文选本编选方面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清初储欣就是其中之一。储欣编选《唐宋八大家类选》,在选篇、体例、思想上继承茅坤《文钞》。但因受明末清初意识形态、文体流变等因素的影响,承中又有变化,体现了文学观念、学术思想流变对古文选本的影响。

《唐刺史考全编》订补

《唐刺史考全编》2 0 0 0年 1月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 ,实际上付梓的时间较早。因此后来发现的新出土唐人墓志中的若干刺史材料 ,已来不及收入 ;同时 ,还发现书中有个别错误没有改正。考虑到这些材料对唐代文史研究颇为有用 ,也为了不贻误读者 ,现在把已经发现的新的刺史材料和未改正的错误 5 4条发表出来 ,作为《唐刺史考全编》的订补 ,供研究唐代文史的学者参考。文章分三个部分 :一、增补刺史姓名及材料 ;二、增补重要新材料 ;三、订正任职年限和名字。

从甘博藏《报父母恩重经变》看唐、宋洗儿风俗

"三日洗儿"是我国育儿风俗之一,包含洗浴、赠赏、宴乐等内容,主要是为小儿祈福,保健因素较多,对于体质弱小的婴儿来说,则是一种考验。这一风俗至迟在唐贞观初年就已出现,到开元时已基本定型,此后盛行不衰。甘肃省博物馆藏敦煌所出的《报父母恩重经变》绢画部分再现了唐、宋时期的洗儿情景,为研究唐、宋洗儿及其仪式提供了极为丰富可靠的形象资料。洗儿风俗的盛行有其合理因素,但在其发展过程中,渗入了一些消极、落后因素,比如奢侈、夸富之风等,渐渐背离了洗儿礼的本质,也对当时社会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

杜诗记载的唐代荆湘地区寒冬及其古气候意义

中国唐代诗人杜甫(公元712—770年)的诗中,有15首记载了公元768和769年唐代荆湘地区连续2年冬季出现的寒冷气候。公元768和769年冬季,洞庭湖及以南的潭州(今湖南长沙)地区出现降雪,公元769年早春甚至出现洞庭湖局部结冰的现象。杜诗记载的冷冬及洞庭湖结冰事件,在其他史料中未曾发现,是对史料中唐代洞庭湖地区寒冷和结冰记录的补充。公元768和769年气候寒冷事件发生在8世纪中叶以后,是公元750年之后唐代气候变冷过程中的一次重要事件。

唐宋时期汉赋的经典化过程

唐宋文学家在创作实践中对汉赋的认可与接受,促进了汉赋的经典化过程,主要表现在传统题材的拓展、艺术形式的发展、表现手法的学习等方面。文学家、评论家在理论上的批评总结,也是汉赋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唐宋时期理论上出现了一种"去经典化"的文学思潮,但主流还是肯定汉赋的功绩,对汉赋的发展、价值、作家作品、创作手法等方面予以评价。这种肯定对于汉赋经典化起了积极的作用。唐宋时期对于汉赋的注释、选辑、摘引等,也是经典化的途径之一,为明清时期大规模的汉赋文献整理奠定了基础。

老年髋部骨折围术期输血与临床预后的关系

目的研究老年髋部骨折围术期输血与临床预后的关系。方法回顾性地分析解放军总医院2010年～2012年期间连续性收治的所有老年髋部骨折患者，将最低血红蛋白（Hb）〉80g／L的患者按照围术期是否输血分为输血组及未输血组。比较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及术后1个月、12个月死亡率差异，分析围术期输血与术后死亡的相关性。结果共纳入931例患者，706（75．8％）例患者接受输血治疗，输血组最低Hb浓度为（105．2±15．4）g／L，未输血组最低Hb浓度为（110．5±16．5）g／L。输血组术后心脑血管并发症发生率明显高于未输血组（7．5％VS3．6％，P=0．037），两组患者术后感染性并发症及死亡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高龄及低Hb浓度为术后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而输血并非影响死亡的独立因素。结论高龄和低Hb浓度是老年髋部骨折患者术后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但围术期输血并不能明显改善患者预后。

李林甫专权与盛唐转衰关系再探讨

李林甫上台、专权和引用蕃将,都是开元天宝之际特定形势的产物。安史之乱的形成是渐变的,唐朝由盛转衰的原因也是逐渐累积的,当盛衰转变的趋势已成时,包括李林甫在内的任何个人的作用都是有限的。因此,唐玄宗相李林甫则治乱已分的传统说法,实有重新考察之必要。

元结与杜甫关系再探

杜甫与元结同为唐代著名诗人,作为河南同乡,共同见证、经历和记录了唐朝由盛到衰的历史。虽然目前没有更多两人直接交往的信息,但我们通过几件重大史实的考察可以发现二人有许多相似之处。天宝六载,参加玄宗为广求天下士而举办,通一艺之考,最终却因李林甫奏"野无遗贤"而遭愚弄;杜甫读元结《舂陵行》而极力称赞;元结《大唐中兴颂》主旨及微言大义与杜甫一贯的政治态度相契合。由此可见彼此共同的遭遇和见解,同气相求、同声相应的关系,堪称心心相印的知己和知音。

杜甫所受的侠风濡染及对侠文化的接受

杜甫与侠和侠文化的关系是全面认识杜甫及其诗歌创作精神不可或缺的一个文化视角,也是杜甫研究中较少探知的方面。唐代高昂的任侠风气成为杜甫生活其中并为其濡染,使其行为和创作深受影响的现实动因。而杜甫所受的儒家传统教育、刚正侠义的家风濡染和刚直不羁的个性等因素成为他崇尚侠义、歌颂游侠的精神支柱,也成就了他儒侠互补、书气与侠义并行不悖的个性气质。与唐代其他文人相比,杜甫对侠的接受有着儒家正义的选择性,表现着强烈的人文关怀。杜甫对侠的清醒认识、选择接受和辩证宣扬,使侠超越了个人名利而上升到国家民众的高度,提升了侠义人格,使侠文化超越了狭隘的恩仇观念,成为对个人、社会和国家都能产生积极影响的精神力量。

新出土唐代墓志所见唐人著述辑考

唐代墓志作为一种出土文献,提供了大量唐人、唐代社会和唐代文化等方面的原始资料,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随着唐代墓志的大量出土,其在文献辑佚、校勘、考订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且已取得令人可喜的成果。本文以洛阳及其周边地区二十一世纪新出土唐代墓志为基础,新补唐人著述三十八种,并稍作考辨,以有助于了解唐人著述之风貌。

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杜诗在唐、五代接受情况的统计分析

对杜甫成就和地位的认定 ,不仅是对唐朝文学功绩的肯定 ,也是中国传统文人诗歌理想的真正确立。现在 ,没有人再质疑杜甫的历史地位 ,但是杜甫诗圣地位的真正确立却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其死后经历了两百多年的沉寂和遗忘之后 ,杜诗的接受才在宋代获得命运的转机。在唐、五代 ,杜诗版本散佚严重 ,几近失传 ;时人选本又多不载杜诗 ,杜甫及其诗歌在当时的接受情况陷入低谷。

1949-1980年唐代文学研究述评

本文对解放后中国大陆前30年（1949—1980）唐代文学研究著作进行述评，考察其成就与不足，总结经验教训。文章分作家作品论与文学史研究（含整体研究）、文献整理与资料建设、作品选注与文化普及、敦煌文献整理与敦煌文学研究、学术论争与政治批判等几个方面展开。在横向考察中兼有纵向的分析比较。

唐代别集编撰的特点

唐代是我国图书编撰的兴盛时期 ,文章从严肃性、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