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简佚名兵书对富国强兵的重视和探讨——以《三算》《选卒》《富国》三篇为中心

在战国,战争关系生死存亡,而战争则高度依赖于富国强兵的推进。银雀山出土的简文《三算》立足于测算军事实力,并且尝试对“力”“谋”关系进行揭示。《选卒》重点讨论治军问题,试图通过加强军队建设提升军队的战斗力。《富国》列举商汤等人军政实践,说明发展经济才能确保富国强兵。数篇出土佚名兵书的主题相对集中,是当时政治家和军事家思考现实问题的产物,反映出统治者重视富国强兵并积极进行探讨的大致情形。

清代县级政区分等制度再探

清代县级政区分等制度自雍正年间提出,至乾隆十二年后大体厘定。但乾隆十二年至四十三年间,仍然发生了高达124次的缺分等第调整,其中又以中、简缺升为最要、要缺为主,迫使清廷于乾隆四十三年出台了繁简互换的规定并得到较为严格的执行,但仍有一些例外。自此直至道光朝仍有相当数量的缺分调整,咸丰、同治两朝改缺甚少,到了光绪末、宣统之际再度升温。各省内缺分分布存在反“中心—边缘”,“中心—边缘”双中心,沿河、沿海、交通线的线状分布,贴近经济中心等诸多模式。以1911年为例,附郭县的缺分等第整体上在府内占据优势地位,但仍有48个府存在附郭县缺分等第低于府内其他厅州县的情况。州县缺分与优瘠缺的关系亦非一一对应,湖南的案例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太监宰相李辅国考

中国历史上的宦官之祸,以汉、唐、明三代为甚,期间权阉辈出,但居宰相之位者,惟唐代权阉李辅国而已。司马光言,唐代宦官之祸盛于肃代,就是指李辅国于肃代两朝专擅朝政,从而奠定了唐代宦官专权的局面。李辅国出身卑微,但长久的宫中生活使他深谙世事、通晓事故。他通过耍弄权术、消除异己、恃宠擅权、骄恣一时,实开唐代宦官专权之先河。

丽江福国寺复原研究

丽江的藏传佛教寺院兼收了汉、藏及纳西等民族的多样建筑文化风格,是多种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实物体现。福国寺是丽江藏传佛教喇嘛寺建筑的精彩典范,历史上曾名噪一时,遗憾的是现已毁不存。通过历史文献研究及福国寺遗址现场的调查,结合丽江同时期同类型的四大喇嘛寺建筑形制的研究,对福国寺的总体布局、空间序列和建筑功能等做初步探讨,进而复原再现了福国寺的平面格局。

论高力士与奸臣们的斗争——为高力士平反之四

安史之乱之主因,是玄宗朝的中后期奸臣们"紊朝纲"。《旧唐书》记高力士是奸臣们"紊朝纲"之"由",如此,则高力士是奸臣,要负安史之乱的主要责任。但《新唐书》却认为高力士非但没参与奸臣们"紊朝纲"之行动,反而对朝纲的维护是有"补益"的,只可惜"弗能除"奸臣们"紊朝纲"的行动而已,如此,则高力士是贤臣,不用负安史之乱的责任。孰是孰非呢?通过列举高力士与各奸臣斗争的史实,证明高力士是长期与奸臣们"紊朝纲"的行径作斗争的,确如《新唐书》所记,对朝纲的维护是有"补益"的,从而纠正了《旧唐书》的错误,亦为高力士作了平反。

万历援朝战争初期明经略宋应昌之东征及其对东征历史的书写

宋应昌是抗倭战争前期之明朝经略,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最高统帅,提督李如松亦受他节制。但他资历浅、经验少。平壤战事期间,他一直在辽东凤凰城筹集粮草,居中调度。他是南兵领袖,李如松是北兵领袖。平壤战后,李如松处事不公,引发明南北兵争斗,而这背后实际上是宋应昌与李如松之争斗。兵部尚书石星与宋应昌、沈惟敬构成明军封贡和谈的主要力量。战事初期,封贡和谈对于军事行动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碧蹄馆之役失利后,主战的李如松也改变态度,明、日封贡和谈正式开始,宋、李撤归,但受到多方弹劾,一年后方叙东征之功。宋应昌回乡闲住,直至去世。家居期间,他将东征之相关文书编辑成册,但只突出自己在战场上的作为。故此书中的资料,须与其他相关资料参照、比勘,方能得出正确结论。

从唐初的史料记载看“附国”与“吐蕃”

自 194 6年岑仲勉先生提出“附国即吐蕃”的观点以来 ,学术界对“附国是否为吐蕃”的问题始终存在争议。本文放弃以往主要从附国的地理人文特征与吐蕃相比较的讨论范式 ,着重从“附国即吐蕃”观点缘起之依据及唐初关于附国和吐蕃的史料记载之背景来加以审视 ,即着重从观点、史料的发生学角度对此问题进行梳理和探讨。结论是 ,附国即吐蕃的观点在唐人和宋人那里找不到任何依据 ,相反 ,史料记载的背景可充分证明附国不是吐蕃。

挣脱不了的附郭命运:明清时期凤阳府临淮县的设置与裁并

附郭县是指县级治所与州、府、省等上级政府机构治所设置于同一城内的特殊形态。历史上双附郭县,甚至是三附郭县并不少见,同处一城。但不同城的附郭县则颇为少见,显得极为怪异。明清时期凤阳府的临淮县,本来是明初中立府的附郭县,中立府改名凤阳府,将府治移至析临淮县设置的凤阳县内。明代多数文献由此认为仅凤阳县是凤阳府的附郭县,忽视了临淮县仍是实际上的附郭县,与凤阳县同样承担附郭义务。临淮县由此成为距离府治二十里的隐形附郭县。附郭县虽然相比普通县地位显要,有利于知县升迁,但因与府城距离太远,交通不便,对临淮县的财政和办公造成很大压力,经多次申请,直到万历三十二年才去附郭之浮名。明清时期淮河地区水患严重,经济凋敝,凤阳一县确实难以承担繁重的附郭义务。清初又令临淮县分担附郭的义务却没有了附郭名义。由于经常受到淮水的冲击,也不需要像明代一样保护帝乡,临淮县在清代已经没有设置的必要,最终在乾隆十九年被裁入凤阳县,改设临淮乡,又重新成为附郭县的一部分。临淮县因为历史地理的因素,虽不愿附郭,承担沉重的赋役压力,但在水患的不断影响下,仍挣脱不了被重新附郭的命运。

先秦儒家的“道”与“技”之辨——以《荀子·富国》为例

本文考察了《荀子·富国》的“道”与“技”思想,以“明分使群”解读荀子的礼思想基础上的“道”“技”观,认为早期的儒家思想中体现了尊重知识、分工合作、服务人本的意识,通过对技术和技能者的重视即“贤者得进”来规范和稳定社会秩序,从而“兼足天下”,达到富国与治道的理想境界。在早期儒家礼学思想体系中,“百技所成”“知者为分”“任智进贤”统一于明礼而教的观念,在当代仍然具有启发作用,指导我们关怀人本、尚智善知、注重专业分工,“以礼养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