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与翻译的共谋——《扶桑》中国形象“双重东方化”研究

严歌苓代表作《扶桑》在中西文化之间以及历史与现实之间建构了扶桑等典型的"中国形象",其译作The Lost Daughter of Happiness以西方文化期待为依归对原作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本文通过对原作和译作中扶桑这一东方女性形象和大勇等华工移民群像的对比分析,发现中国形象在创作和翻译的共谋中先后经历了"双重东方化"的建构,从而迎合了目的语读者的文化期待,使东方成为不断被边缘化的"套话式的"他者形象。这种"双重东方化"的建构,本质上乃是西方话语霸权下的单向交流。

唐诗中“日东”“扶桑”等地理指向考辨

唐人与新罗、日本、渤海人员交往的诗中,"日东""海东""东海"和"扶桑"是经常出现的词语,其地理指向,在阐释上往往出现讹误,本文通过对有关作品的逐一考释,证实这些词语并非固定指新罗、日本或渤海,而要根据诗中具体交往对象,方可确定所指。文章还对"日东"、"扶桑"等词在唐诗中出现和使用情况作历史考察,对文本中相关地名讹误的原因,从校勘上作了合理解释。

《说文解字》关于太阳循环记载的研究

我国古代盛行着太阳崇拜,对太阳循环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因此,作为"先秦历史文化总汇"的《说文解字》对此颇多反映。同时,文字的产生往往有其文化背景,《说文解字》中就有许多以古人太阳循环观念为背景而产生的文字。本文从这两方面入手对此所作的探讨,说明了文字与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

一种未完成的叙事状态的魅力——析《扶桑》叙事当中的第二人称

旨在分析严歌苓小说《扶桑》一文中第二人称采用的意义,以进一步拓宽"第二人称"叙述效果的研究,通过集中分析第二人称"你"在《扶桑》一文中的主要存在形态和由此构成的关于扶桑故事的三个文本,指出由第二人称构成的叙述者与人物之间的对话实质上是一种元小说技巧,由此形成一种处于对话状态的"未完成的叙事",极具现代意识,并直接指涉文学文本的未完成性。

族裔女性的发声——以《女勇士》和《扶桑》为例

美华女作家汤亭亭的《女勇士》和严歌苓的《扶桑》,都以丰富的历史想象来重塑过去,融合了传记与小说的双重特点;她们的作品都塑造了在种族和性别歧视中勇敢生存的华人女性形象:母亲和扶桑;作者有意识地将此女性形象作为现实生活的榜样和参照,反思当下华人女性的生存状况。华人女作家对过去的书写不仅重新建构了自身形象,而且重塑了并揭示了被美国主流话语掩盖和压制的华人历史。

古蜀文化与三星堆“神乌扶桑”新证——兼评《古代巴蜀与南亚的文化互动和融合》

学界提及“巴蜀文化”者,多将巴与蜀一以概之,却皆重在“蜀文化”的研究。考察史料,“巴蜀文化”应有更为明确的区分,或以古蜀文化、古巴文化、狭义巴蜀文化、广义巴蜀文化各自为题更为客观。对古蜀文化的研究应着眼于春秋及以上,瞩目于“蜀”,关心古蜀、南亚、黄河流域三者之间的交流,此或是未来古蜀文化研究重点之一。蜀地出土文物与现存文献之间的联系亟待打通,就三星堆而言,其“青铜神树”与《山海经》文献记载之“神乌扶桑”之间或有着亟待解开的隐秘联系。《古代巴蜀与南亚的文化互动和融合》就古蜀文化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为我们提供了旧材料研用之“新”门径。

论严歌苓雌性写作中的人类学叙事——兼论《扶桑》误读“扶桑”的缘由

《扶桑》体现了严歌苓雌性写作中人类学叙事,它不仅为作者获得了巨大的声誉,也为扶桑赢得了神一般的身位。严歌苓将扶桑写成文明之前、文化之前、概念之前的存在,并将动物的"自然"混同于人的"自由",将人的奴性、本能强说成母性、神性。诚然,同情弱者与被侮辱者,是文明社会的标识,也是时代的潮流,但如果不把"人"立将起来,如《扶桑》般渲染在被强暴中的享受与自由,则与纵恶无异。《扶桑》中的问题,源于作者对张志扬先生著作的误读。

王韬《扶桑游记》与日本冶游空间的建构

王韬在《扶桑游记》中遮蔽了明治维新以来弥漫在日本的近代感;以《山海经》为基础的域外地理认识框架来定位日本,使日本披上神山仙乡的外衣;王韬醇酒妇人的旅居生活中,又常拟妓为仙,借用中国"仙妓合流"的文学传统,将日本定义成为一个冶游空间。(1)

试探“扶桑”意涵在唐诗中的流变——以杜甫和李白诗歌为中心

“扶桑”始见于《山海经》,本义为“屹立于东方的太阳神树”。至唐代,“扶桑”作为文学意象大量见于唐诗中,且承载了更为多样的意涵。以杜甫、李白诗歌为代表,“扶桑”在唐诗中体现出“政治隐喻”“道教仙树”“代指日本、新罗等东方某地”等诸多意涵,从中亦可窥见唐朝重视事功、崇尚道教、对外开放等社会风貌。以李杜诗歌为中心,可清楚显示出“扶桑”意涵在唐诗中发生的流变,亦将对研究上古神话元素在后世文学书写中的沿革有所助益。

国内史学界“中国人发现美洲”问题研究概述

在哥伦布以前是否有人从旧大陆到过美洲 ,这是一个“世界之谜” ,中国人最先发现美洲说 ,即是谜底之一。国内学术界对哪一位中国人先于哥伦布发现美洲 ,中国人于何时到达美洲等问题进行了三次比较广泛的争论。

一把双刃剑:严歌苓小说中的复合叙事框架

严歌苓在小说创作中非常注意叙事方式的选择和应用。她早期的作品《雌性的草地》(1989)和《扶桑》(1996)是她进行叙事创新的典型范例。在这两部作品中,她精心设计了繁复的叙事架构,极大地增强了叙事表达的能力。然而,这两部作品的复合叙事框架存在着不同程度和性质的缺陷,对读者解读文本的过程和效果都造成一定的困扰。

论严歌苓作品中的寄居者形象

严歌苓的作品多从女性视角出发,描写流散他乡的寄居者形象。本文即从她的三部作品(《扶桑》、《小姨多鹤》和《无出路咖啡馆》)来分析探讨她笔下的寄居者群体。无论是卖笑女、普通家庭主妇,还是小知识分子,她们都背负同样的命运。严歌苓以女性独有的敏感,深入探索人物内心,在对异域文化碰撞中所产生的错位意识传达中,完成了对东西方关系的自省和审视,证实了东方是可以自我言说的。

唐人区哀艳的中国红——论严歌苓《扶桑》中的自塑形象

严歌苓从他者视角下的中国移民、自我视角下的自塑形象以及他者与自我的对话这三个层面,对《扶桑》中的自塑形象进行塑造和表现。三个层次逐层推进,以古今两代女性移民相对照的方式,展现出身处美国的两代中国移民的现实处境与精神家园;又以扶桑所代表的早期移民精神为参照,对比和展示了重塑后的现代移民精神,并试图在西方话语霸权中寻求自我文化与精神的归宿。

东方幻想下的西方骑士——《扶桑》中的克里斯性格解析

《扶桑》中的克里斯形象还原了19世纪后半期美国白人社会对于第一代华人移民带有种族主义的"集体白日梦"。家庭环境、社会集体意识、民族文化都在他身上留下了明显的烙印。克里斯对扶桑的情感包含俄狄浦斯情结、东方主义迷恋以及骑士拯救幻想,同时他还受到了美国反华意识形态的影响。最终身为基督徒的他在不断的忏悔和反思中走向了成熟和理性。该形象重构了西方殖民文学中传统的白人男性角色,也表达了严歌苓希望东西方能摒弃偏见,以宽广的胸怀对待他国文化的愿景。

弱者之道——浅析小说《扶桑》的女性叙事

严歌苓的长篇小说《扶桑》在历史叙事中引入女性视角,在独特的拼贴式叙事中探索了女性叙事重写历史的可能性。小说中女性视角下元叙事的叙事策略,也成为了女性努力确认自身身份的一种隐喻。作者在对叙事形式进行大胆探索的同时,又复归了经典叙事重视文本意义的传统。

小说《扶桑》中红色意象的跨文化解读

《扶桑》是华人女作家严歌苓移居海外后的小说代表作之一。它带给读者最大的感官体验便是其色彩描写,不论场景描写抑或人物描绘,红色这一主题色彩几乎贯穿整部小说。由于文化背景不同,红色在中国与西方国家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了内容迥异的文化涵义。文章从跨文化视域解读了严歌苓《扶桑》中的红色意象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

从边缘到主流——新移民小说《扶桑》在美国的译介研究

严歌苓的小说《扶桑》是移民文学的经典之作,在美国英译出版后反响不俗,一举登上了《洛杉矶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是汉语文学在美国译介少见的成功案例。本文将聚焦《扶桑》英译本在美国的传播与接受,并结合翻译的具体过程,深入探讨其"畅销"的动因,并揭示"畅销"背后的隐忧。以期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提供些许借鉴。

逆向书写“中国佬”--论《扶桑》中的华人男性英雄形象

在《扶桑》中,严歌苓以发掘历史为名,浓墨重彩地塑造了大勇这个亦正亦邪、饱含传奇色彩的"华人英雄"形象。然而总体来说,这部小说中的华人男性形象仍未脱出美国东方主义叙事中那个沉默猥琐的"中国佬"刻板印象。这是作家当时对美国种族主义与排华历史的特定认识状态决定的。

严歌苓《扶桑》中的影像艺术分析

严歌苓早年曾从事电影剧本写作,且经常参与电影拍摄、剪辑等工作,她的小说多带有一种独特的影像艺术,这在其长篇小说《扶桑》中有突出的表现:通过电影艺术的手法来描写小说,并为小说艺术带来变革尝试;在情节发展上多运用蒙太奇手法来增加传奇性;人物刻画方面,多采取特写镜头来增强审美效果;在细节描写上,多反复运用突出代表性道具来深化韵味。

柔弱如她 无须救赎——《蝴蝶君》的对抗与《扶桑》的包容

从东方主义视角,《蝴蝶君》和《扶桑》都颠覆了西方人对东方女性柔弱、等待救赎的刻板印象。黄哲伦以对抗的形式,让西方为东方献祭,给西方以启示,即文化对抗已日暮途穷;严歌苓以包容的姿态,让扶桑跪着宽恕世界,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一个新的视野,即多元并存,平等对话,共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