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比较——基于GVC参与指数及GVC地位指数的分析

采用WIOD数据库数据测算1995-2011年中美两国整体制造业及三类技术制造业(低、中低、中高及高技术行业)的出口额、GVC参与指数及GVC地位指数,结果表明:(1)中国制造业的关境及增加值出口均获得了快速发展,制造业出口结构中以低技术制造业为主,近年来开始转为以中高及高技术制造业为主;美国制造业的出口规模也在不断增加,虽然出口增速远低于中国,但其出口结构中以中高及高技术制造业为主。(2)中国制造业的GVC参与指数呈不断上升趋势,其中中高及高技术制造业的GVC参与指数最高;美国制造业的GVC参与指数也在逐渐提升,其中中低技术制造业的GVC参与指数最高。(3)中国制造业的GVC地位指数远低于美国,三类技术制造业的GVC地位指数也同样均低于美国,处于全球价值链下游位置。

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来自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增强的“机器换人”趋势,不仅促进当前全球化的生产组织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变革,还对全球价值链的动态演化产生重大影响。本文运用双边随机前沿分析法,测算全球价值链议价能力指数,选取2002—2019年71个经济体12个行业的面板数据,结合理论推导和实证分析,检验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对经济体各行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有正向促进效用,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究其机制,工业机器人应用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该效用在资本相对充裕、制度环境相对稳定的经济体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上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深化了对于工业机器人应用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理解,为制造业智能化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参考。

基于GVC指数的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研究

在GVC分工发展背景及意义的基础上,总结分析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特点。应用RCA指数评价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现状。利用1995年到2011年代表性年份的数据对中国制造业的GVC地位指数进行测量,并得到中国制造业中不同类型的制造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指数,结果显示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最具有优势的。本文从产业结构、产业发展思维和公司发展战略方面为提升我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提出相应建议。

海外知识资本与全球价值链升级——基于GVC地位指数的实证研究

利用WWZ法测算出2003—2014年我国在41个国家56个行业中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并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出口、进口四类海外知识资本对我国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能有效提升我国价值链地位,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口在发达经济体中存在抑制作用;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我国制造业低、中、高三类技术部门价值链升级,外商直接投资在三个技术部门显示抑制效果,出口对中、高技术部门有推动力,进口只对低技术部门有正向影响。

全球价值链体系下中国出口贸易地位再分析--基于增加值贸易和GVC地位指数的视角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比传统贸易统计方法更能真实准确地揭示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情况、所处的地位、获取的贸易利益。本文基于OECD和WTO2013年联合发布的1995-2011年连续17年的WIOT数据,先通过增加值贸易法将中国的总出口分解为Koopman(2010)的五部分,然后运用GVC地位指数法测算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并将其和世界主要的39个经济体加以比较,进而判断中国在新型国际分工下的地位和获取贸易利益的情况。增加值分析显示,中国出口的国内增加值中最终产品所占比例最高,达33%~46%;其次是转移的中间产品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比例,为23%~27%;出口所包含的国外增加值比例为14%~28%;出口的被进口国自己使用的中间产品包含的国内增加值比例为14%~17%;返回的国内增加值比例为0.24%~1.23%。GVC地位指数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虽然出口总值超过美国和德国雄踞世界第一,但是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其地位相对较低,出口获利能力不高。

劳动报酬提高、价值链地位与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基于全球价值链背景,探讨劳动报酬提高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并使用BHC分解方法,验证不同价值链地位下,劳动报酬提高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机制路径。结果表明:劳动报酬提高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中长期内的影响大于短期;对私营企业的影响大于国有和外资企业,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促进作用大于其他类型企业。同时,价值链地位的提高增强劳动报酬促进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对中长期内、国有企业和高技术密集型企业影响最大。此外,随着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劳动报酬提高更能促进企业自身出口产品质量、改善企业间资源配置,同时降低企业进入效应。

中国开展OFDI有助于固链和强链吗?

本文从双边价值链关联角度,探讨中国开展OFDI可能具有的"固链"和"强链"效应。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2003—2014年中国与39个样本国家之间的双边价值链关联指数,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中国开展OFDI的价值链关联效应。结果表明,中国开展OFDI显著提高了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价值链总体关联程度并表现"固链"作用,且对价值链前向关联程度的提升作用明显大于后向关联,进而呈现一定的"强链"功能。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链关联效应在欧洲地区和高收入国家的作用效果好于非欧洲地区和中等收入国家。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研究

基于WTO和OECD联合发布的附加值贸易数据,测算分析1995—2011年期间中国制造业整体及各部门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结果显示:1995—2005年,中国制造业整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V型变化,而2005—2011年呈现出倒L型的发展形态;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GVC参与程度呈现逐步提高的趋势,但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下游地位。中国制造产业内技术水平不同的各部门在不同的全球价值链驱动模式下呈现一种"错配"状态,即技术水平越高的制造业部门具有较高的全球参与度,但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很低;技术水平越低的制造业部门则呈现出较高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和相对低的参与度。

中国纺织服装业出口贸易增加值核算与评价

根据WIOD数据库1995-2011年数据,本文对中国纺织服装业出口贸易增加值进行核算,并通过GVC指数和RCA_GVC指数对中国纺织服装业出口贸易增加值进行合理评价,发现中国纺织服装业出口贸易增加值率的整体趋势是下降的且程度最大,但中国纺织服装业出口贸易区域内增加值增长速度最快且总额最大;中国对其他区域纺织服装业出口贸易增加值的贡献力度明显大于其他区域对中国纺织服装业出口贸易增加值的贡献;中国纺织服装业出口贸易增加值影响力系数小于1,而感应力系数大于1,其综合作用为负;中国纺织服装业GVC地位要高于其他区域,但中国纺织服装业出口贸易竞争力并不强。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美参与国际分工分析

文章利用WTO-OECD联合发布的2016版连续15年(2000-2014)的WIOT数据,运用WWZ等的16部分增加值贸易分解法将中美两国的制造业出口贸易额进行全球价值链分解,通过垂直专业化率(前向与后向)指标、GVC指数(参与和地位)指标,从整体与行业两个层面来剖析中美两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与方式、所处地位和贸易收益等情况。分析结果显示:2000-2014年中美两国制造业的出口总值均明显高于出口所含的国内增加值,并且二者之间的差额在增加。中国制造业出口获利能力不及美国。中美两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方式不同,中国是后向,美国是前向。2000-2014年,中国制造业整体在GVC中地位较低处于下游位置,但却表现出向中上游攀升的趋势。2014年中国在低技术和中低技术制造业的GVC地位较高,而在中高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的GVC地位较低,美国的情况则与此相反。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工资差距的影响——基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及地位指数视角

近年来,全球价值链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与此同时,不同技术劳动力之间工资差距的扩大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为研究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各国不同技术劳动力间工资差距的影响,本文采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以及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作为刻画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的指标,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参与度及地位指数的提高均缩小了不同技术劳动力间工资差距,服务业参与度的提高缩小了工资差距,服务业地位指数的提高扩大了工资差距;发达国家制造业参与度的提高扩大了工资差距,地位指数的提高缩小了工资差距,服务业参与度和地位指数的提高均缩小了工资差距。选取在全球价值链所处位置不同的五个国家(中国、印度、墨西哥、美国、日本),对这些国家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工资差距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对于处于全球价值链下游的中国和印度,参与度的提高缩小了制造业的工资差距,扩大了服务业工资差距;对于处于全球价值链中游的墨西哥和处于全球价值链上游美国和日本,参与度的提高扩大了制造业以及服务业的工资差距;而地位指数的变化对制造业及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响在这五个国家间存在差异。

中国与日本、韩国的价值链互补性研究

通过测算GVC互补指数,研究中日、中韩的价值链互补性可以发现,中国和日韩大部分GVC的互补性较强,在价值链层面已形成梯度分工,与日韩的价值链分工逐渐向高端环节发展,并拥有主导区域和跨区域价值链的能力。在新冠疫情蔓延、全球价值链面临断裂风险的情况下,三国应进一步加强政治互信,实施协同创新驱动战略,积极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促进价值链深度融合与提升,并加强以区域内外产业园区为中心的价值链合作,优化营商环境,增强产业合作基础。

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制造业服务化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影响——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研究

利用2000—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数据,系统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是否促进了中国制造业服务化,以及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是否促进了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研究发现,不但中国国内生产性服务的中间投入占总投入之比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业服务化,而且进口生产性服务的中间投入额占总投入之比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制造业对农业的直接消耗系数。外商直接投资、制造业服务化既能够显著提高中国制造业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也能够提高中国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参与度;同时,资本报酬与劳动报酬之比也能够显著促进中国制造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提高。因此,应进一步提升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测度及对就业的影响研究

基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数据库(UIBE GVC Index),本文首先从前向与后向联系的角度对2000—2014年中国整体及不同类型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GVC)的程度、生产长度和位置进行测算,关注金融危机尤其是2011年后中国参与GVC分工的新特征;在此基础上,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分行业研究参与GVC分工对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参与GVC分工方面:中国整体行业后向参与度远高于前向参与度,两者均呈现"M"型演变趋势并于2012年之后下降;整体行业参与GVC分工的位置居于下游,呈"N"型变动趋势并在2012年后回升;制造业GVC参与度更深,而服务业GVC分工位置更高;高技术行业的GVC参与度和位置都高于中低技术行业,光电设备等高技术行业前向参与度有所提高。对就业的影响方面:不同行业参与GVC分工对就业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整体行业位置指数尤其是后向参与度的提高会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一次跨境的简单GVC对就业的正向拉动作用最大,其次是前向参与度;与整体行业不同,相对于服务业与中低技术行业,制造业与高技术行业位置的提高将促进就业;服务业前向GVC复杂生产长度以及整体与细分行业的简单GVC都与就业正相关。根据研究结论,本文进一步提出实现中国GVC升级与同步促进就业的对策建议。

中国国家价值链:区域关联特征与增加值收益变化

本文通过1997、2002、2007、2012年中国地区间投入产出表,从中间品关联、增加值关联、投入产出关联三方面的视角考察了中国8大地区间的国家价值链(NVC)现状及其演变趋势,并测算了不同地区参与NVC的增加值收益变化。研究发现,无论是中间品关联,还是增加值关联,中国8大地区间的关联程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当然,不同地区也呈现分化现象:西北、京津、中部地区的国内中间品关联指数更高一些,而东北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关联指数更低一些;京津、西北地区的增加值后向关联指数较大,而中部地区与北部沿海地区的增加值前向关联指数较大。从投入产出关联视角看,中国8大地区的上游度指数与下游度指数在1997年时均超过2,而且1997—2012年间,更多地区的上、下游度指数呈现上升态势。当然,从地区的角度考察,中国国内价值链不具有明显的"微笑曲线"特征。从参与NVC的增加值获益率上看,则是内陆地区普遍高于沿海地区,但随着参与全球价值链(GVC)程度的增加,各地区从参与NVC的增加值获益率有下降的趋势。

中国纺织产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测度及分析

基于Koopman提出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测算方法,测算中国纺织产业2005—2015年GVC地位指数、GVC参与度指数、前向参与率和后向参与率,并分别与英国、美国、日本、韩国、意大利等发达国家及部分东南亚国家进行对比。研究发现:2005—2015年,中国纺织产业参与GVC分工体系的程度一直较深,且前向参与率始终高于后向参与率,前向参与率变化不大,后向参与率下降,但与主要对比国家相比,中国纺织产业GVC参与程度并不高,处于中游;中国纺织产业在GVC中的地位显著提升,2015年已跃升至对比国家中的第一位。

中美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与地位分析——兼论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价值链分工的影响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以生产过程分节化和中间品贸易为主要特征的全球价值链时代,制造业正在成为一些大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争夺产业链、价值链高端的角力场。本文对2000-2014年中美两国制造业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GVC)分工程度及分工地位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中国制造业参与GVC分工地位指数总体小于美国同期值,美国制造业在GVC分工中处于相对上游环节,这与中国制造业后向参与GVC分工程度较高相一致。与美国相比,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不具竞争优势,中美贸易摩擦对双方GVC分工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国需加快受制产业的自主创新步伐,积极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重点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旅游贸易测算分析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大环境下,旅游贸易作为国际关系的"润滑剂",发展形势趋于"逆势上扬"。信息传输、商务、交通运输等服务业加速全球生产分工,为旅游贸易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和挑战。未来旅游业消费、服务和产业链的全球化拓展是我国旅游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对我国旅游贸易重新评估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美国再工业化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美国再工业化不是回归低端制造业产业链,而是对不同要素密集水平的产业链进行优化和重构,构建制造业产业链新的国际分工格局和国际贸易秩序。我们采用中国制造业不同要素密集水平的面板数据,结合基于贸易附加值的GVC地位指数,纳入中美贸易、R&D与美国再工业化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以混合追踪截面数据实证检验美国再工业化政策实施前后中国制造业整体和不同要素密集水平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变化情况。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再工业化对中国制造业整体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有积极影响;对中国不同要素密集水平的产业链产生不同的影响: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对中国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负面影响较大,但却有利于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改善。

日本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模式与地位演进研究——基于附加值贸易的考察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日本无疑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要获益者,故全面考察日本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模式与地位,可为中国参与GVC分工提供可靠的经验支持。文章基于附加值贸易视角,利用OECD-TIVA数据库构建了GVC参与度与GVC地位指数,并从整体和分行业视角测度日本制造业参与GVC的程度、模式以及在GVC中的地位变化。研究结果表明:(1)从GVC参与程度而言,日本制造业的GVC前、后向参与率均呈现稳中上升趋势。(2)从GVC参与模式而言,日本制造业行业主要借助于前向参与模式嵌入GVC,其GVC前向参与率远高于后向参与率。(3)从GVC地位来看,日本一直在GVC分工中位居较高的地位。但从变动趋势来看,其GVC地位呈现不断下降的态势,其中,中技术制造业下降幅度最为明显,低、高技术制造业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