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土归流时期的湘西开发及其社会历史变迁

湘西开发历史悠久,土司统治时期既开启了新的开发进程,又产生了历史的不平衡性;改土归流时期,原土司区开发历史进程加快,广大苗区"屯政开疆",也进入新的开发历史时期,湘西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历史变迁,古代湘西社会的历史发展步伐明显加快。

清代在广西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本土因素及其影响探析

相对于明代改土归流出现明显的反复而言,清代在广西实施的大规模改土归流总体而言是得以顺利推进的,这是内因和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作为内因的清代广西本土因素确实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壮族土官的残暴统治,壮族土司统治区社会经济的空前发展与交通条件的进一步改善,壮族土司军事力量的严重削弱,壮族土司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与忠君爱国思想观念的形成,为王朝中央在广西实施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创造条件并奠定基础,成为清代在广西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根本原因”与内在根由。

改土归流与国家治理

土司制度的建立,体现了国家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改土归流作为土司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表现出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治理的进一步加强。首先,改土归流的出发点是要确保土司地区的稳定,不仅通过革除一部分土司,以解决"尾大不掉"的弊端,还对革除土司进行异地安插,防止再生事端。其次,改土归流强化了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管控,一是通过改流,与内地体制划一;二是加强了原土司地区的"流土并治"。同时,通过改土归流,国家进一步完善了对土司地区的管理措施,包括对各族民众的控制与管理,对新设流官的选用,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需要指出的是,改土归流中也有国家治理失误的地方。

近代滇黔桂改土归流地区矿业生产的估值研究

作者分别重建了1850、1916和1933三个年份上滇、黔、桂改流地区矿业产量与产值数据,以此勾勒出近代滇、黔、桂改流地区矿业发展的兴衰过程;并认为,交通不便、比较封闭的原土司地区,在清前期中央王朝改土归流政策的推动下当地以矿业为主的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逮至近代,由于当地政府没能抓住近代化的发展契机,逐渐丧失了推动传统矿业转型的良好机遇,再次导致当地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试论“新辟苗疆”与改土归流之关系

清雍正朝的"新辟苗疆"问题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为了使这一研究能够深入,有一个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即"新辟苗疆"与改土归流的关系。雍正朝改土归流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流土俱不受的"化外生苗"的征服,这些地方多设厅,清政府称之为"新辟苗疆"。因此,开辟"苗疆"不仅是雍正朝改土归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雍正朝改土归流的一大特点。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察:首先,开辟"苗疆"是清政府改土归流整体规划中的重要内容之一。鄂尔泰在制定改土归流规划时,即把开辟"苗疆"列为重点工作之一,而且在改流过程中,开辟"苗疆"始终与废除土司同时并举。其次,开辟"苗疆"是改流总目标所决定的。雍正帝决定实施改土归流,就是要牢牢控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为达到这一目标,当然不能无视这些流土俱不受的"化外生苗"之地。再次,"新辟苗疆"使雍正朝的改土归流在广度、深度及影响上大大超过以往任何一次的改土归流。因此,将"新辟苗疆"的研究与推行改土归流的原因、目的、方针、政策联系起来考察,无疑会使这一研究更加深入。

“改土归流”前后纳西族尚武精神对比研究

在清朝雍正元年以前涉及纳西族的文字记载,把纳西民族记载成尚武好勇的民族,但是清政府在纳西族地区实施改土归流之后,史料记载纳西人"性柔弱","生性懦弱"等。该研究通过对纳西族改土归流前后对纳西族尚武精神的影响因素进行对比,来探析改土归流对纳西族尚武精神的影响。

论土司地区贡赋变化对农业生产结构的影响——以播州土司改土归流前后为视野

历史上播州土司区涉及今遵义全境、黔南州北部、黔东南州西北部等地,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境内生态背景多样,土特产品甚多。故播州土司时期上缴给朝廷的贡赋类型多,差异大,对当地原生的农业生产结构冲击不大,生态环境良好。万历改土归流后,随着贡赋形式的变化,特别是随着单一粮食税额的加大,诱发了当地多元的农业生产结构逐渐向单一的固定垦殖农业发展,无意中诱发了播州土司区的生态环境变迁。

族际互动分析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以黔中金筑安抚司“乞改流”史实为例的思考

并存多元文化的互动关系,贯穿了民族史的整个过程。因而任何民族的地方势力、政治行为、经济走向、社会生活变迁,不仅取决他与中央王朝的关系,还将受制于各民族地方势力。明代黔中金筑安抚使自己“乞请”改流这一政治行为上的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与周边各民族地方势力存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若不将金筑安抚司纳入与之并存的民族关系网络中去进行综合分析就无法揭示其真实的历史过程。因此,复原了金筑安抚司的真实历史过程,可以提供一个民族史志研究与编撰的范例,可以较彻底的摆脱二元对立民族观对民族史志研究的干扰,澄清民族史志记载的偏颇与失误。

改土归流后武陵民族地区的人地矛盾及其化解

改土归流后清政府推行的制度、政策以及土地资源等因素拉动移民进入武陵民族地区。人口大规模流入导致人地矛盾逐渐加剧。各地通过扩大可利用土地面积、提高单位面积土地生产率、发展新产业以转移就业人口等措施,化解了相关矛盾。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应对人口流动时,应以经济发展为根本路径、注重政策的前瞻性和计划性、对弱势群体权益进行适当保护。

清末川边改土归流初探

土司制度是中国古代中央政府对边疆少数民族采取的一种特有的统治方式。它是在统一的国家内,由于边疆地区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而对其采用的一种符合本民族地区实际的管理模式。自古以来,每一个王朝在草创时期,对整个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本上以"羁縻政策"为主。待到大局已定、国力殷实之后,便从稳定边疆局势的实际出发,设法推行边疆与内地一致的政治体制。清末川边改土归流,就是清朝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对四川边地的统治力度所采取的一种政治体制改革,它是国家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之中所采取的非常手段,带有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民族整合视野下的湘西改土归流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深化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是许多学界同仁的共识,民族整合作为多民族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考察土司制度建立以及改土归流中的一个较为新颖的视角。作者从民族整合的视角,以湘西地区为主要考察对象,首先探讨"修教齐政"与"因俗而治"的对立统一关系,引出土司制度确立对湘西民族整合的促进作用和存在的隐患;其次,具体分析改土归流对湘西苗区、土司区不同措施对民族整合的影响;最后说明在"后改土归流"时代,湘西民族整合表现出的新特征:一是整合对象的重点由土司区转向了苗区;二是整合的目标上开始由传统的民族关系向近代民族关系转变。

汉进夷退:清代云南汉族移民与改土归流的关系研究

"三藩之乱"被平定后,云南逐渐从明清之际的战乱和动荡中走出。土地垦殖、矿产开发等亟需输入外来人口,内地持续加重的人口压力亟待向边疆地区释放。而此时在云南实行的土司统治各自在政治、经济上具有相对独立性,成为一个个封闭排外的堡垒,成为汉族移民入滇的障碍。一场以土司制度为对象的社会改革不可避免。改土归流前进入云南的汉族移民为边疆地区带来生产技术、地主制经济模式和儒家先进文化的同时,动摇了土司统治的社会根基,为改土归流提供了社会条件。改土归流过程中,以汉族为主体的绿营兵成为武力改流的重要力量。改土归流打破了土司对自然资源的垄断,大批汉族举家迁入云南,形成更大规模的汉族移民高潮。改土归流前后,汉族移民与云南当地土著族群之间呈现"汉进夷退"的总体态势,他们彼此"汉化"和"夷化",在相互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共同把云南带入了王朝国家发展的主流之中。

风俗变异的心理阐释——“改土归流”时期湘西地区土家族风俗突变现象研究

改土归流时期,湘西地区土家族风俗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突变,这在人类风俗史上是一个较为典型的范例。本文主要从心理学的角度对这一现象发生的心理根源进行探讨,认真地分析了导致这一风俗突变现象发生的主导方面的政治心理动因和接受群体方面的心理动因,并认为,当人类在一定程度的政治力量影响下,情感、观念、意识等方面发生转变后,其风俗就有可能发生范围及程度不同的突变现象。

论六盘水市彝族历史上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

历史上六盘水市彝族的土司制度,其具体形式有则溪制度、营长制度,均为封建领土制度。则溪制度,为元至清初水西安氏彝族土司统治形式,具有政权与族权合一的特点;营长制度,为明代土司制度在普安州具体形式,具有地域关系与血缘关系相结合,行政组织与军事组织相结合的特点。明末清初,由于多民族统一封建集权国家巩固发展,已不容土司制度继续存在,相继施行改土归流,废除原来世袭土司和土官,改派中央政府任命之行政官员(流官)。改土归流后,境内交通、教育、农业和手工业等均有新的发展。由于境内许多边远地区,流官的行政权力难以覆盖,改土归流不彻底,朝廷仍沿用当地"头人"、"寨老"等作为流官助手,为其巩固统治。

游耕制度:土家族古代的生产方式

搜集文献资料并结合相关田野调查,证明:改土归流以前,土家族地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基础是游耕制度。它是游耕经济和与之相适应的游耕社会,包括山林土地社会共有、血缘性社会组织、游动性生活习俗和相应的文化伦理制度。进一步清理游耕制度与土司政治间的关系,并试图分析改土归流的利弊。

锡良与清末川边新政

锡良督川时期的川边施政,不仅苦于坐镇成都遥控指挥之不便,也深受输运困难之窒碍。更重要的是,马维骐、赵尔丰皆对边事心存畏葸,遂致互相推诿卸责。锡良先是调马维骐回省而留长期为其属吏的赵尔丰主导川边事务,又在赵尔丰攻克桑披寺后奏设川滇边务大臣并推荐赵氏担任是职,川边政治格局由此发生重大变动。锡良川边施政极大影响了清末川边历史进程。首先,奠定了川边历史朝着改土归流方向演进的基本格局;其次,实现了川边治理由川督遥控指挥改为川滇边务大臣专负其责的重大改革。从清末川边历史进程的整体性、连续性审视锡良川边施政,可以细致深入地展示清末川边治理的诸多困境,以及清末重提川边改土归流、设置川滇边务大臣之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