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调处执行部第八执行小组与东江纵队北撤

东江纵队是中共在华南地区成立的一支抗日武装,抗战期间即受到国民党军多次重兵“围剿”。抗战结束后,中共在重庆谈判中承诺撤出包括广东在内的长江以南地区,然而东江纵队此时却面临生存危机。国民党军一方面宣称华南并无中共武装,只有“土匪”;另一方面调集重兵试图就此消灭东江纵队。在此危急时刻,中共一方面利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这一公开机构争取有利谈判条件,力争派出第八执行小组远赴广州监督停战及撤军的执行情况;另一方面则利用美国表面“公正”的立场,通过美方向国民党方面施压,最终迫使国民党方面做出让步。经过一番唇枪舌剑、折冲樽俎,成功地将东江纵队北撤,保存了东江纵队这支革命武装的主力。

隋唐兵募出现的契机及其行军征镇功能分析

隋及唐初府兵军府集中分布于关陇地域,以关陇地域来挟制其他政治地域,形成一种“中心与边缘”的权力支配格局。府兵军事力量配比呈现“内重外轻”的特质,使之无法实现对全国范围普遍有效的控制。兵募的出现有效弥补了府兵在其他政治地域军事功能上的不足。兵募在唐前期远征高丽的大规模战争中,发挥出重要的军事作用。兵募适合外线作战的特点也使之与唐前期边地诸道行军关系密切,因而逐渐取代府兵在边地的行军征镇功能,成为唐前期边地行军的主体兵员。

重大军事行动中特殊群体的卫勤保障

通过多次重大军事行动高级指挥机关的保障,分析重大军事行动中高级指挥机关人员的发病情况、药材供应及保障特点,针对高级指挥机关工作强度大,机动性强,发病率高,用药率高且范围广等特点,制定保障计划及保障模式,确保了多次重大军事行动期间高级指挥机关保障任务的顺利完成。提出组建高效有力的医疗保健组,强化各种预防措施,建立快速直达的后送通道,完善药品器材装备,是做好高级指挥机关卫勤保障的重要保证。

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军制改革与战时大本营

战时大本营是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天皇亲自主持的战时最高统帅机构。它不仅在甲午战争时期,而且在此后的日俄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一直发挥着对外侵略的核心作用。新世纪,对于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本质,加强我军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武汉抗战研究辨误三题

近年来,关于武汉抗战的研究不断取得进展,社会各界对武汉抗战也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但是,武汉抗战研究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本是与蒋介石政权绝交的近卫第一次声明竟然被指称为诱降声明,本是日军第十一军在整个武汉抗战中的损失被说成是日军第二军在小界岭战役中的损失,明明是在武昌平阅路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被写成在汉口华商街。这些谬误的出现,与长期以来我们对待和研究武汉抗战及抗日战争史的观念、资料、态度密切相关,确实有必要纠正。

战时日本对外决策机制探析

战时日本对外政策制定主要分为两种决策运作模式临机性合议决策模式和内面性指导决策模式。在前者的运作过程中,陆、海军、外务省,都不具有对外政策的最终决定权,他们对外交的影响力,一般被限制在辅弼或辅翼的职责范围内。然而各派的政策主张还是借助御前会议、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或四(五)相会议的平台,在反复折冲的和议中,彼此包容地存在下来;在后者的运作过程中,天皇通过直接的幕后指示或元老、宫内大臣的襄助,贯彻了自己的政策理念,体现了作为国家最高决策者的权威,从而达到了以“亲临”的名义,实现“亲政”最大化的目的。

军部操控与日本国家战略的失败

明治维新时期建立起的日本文武二元制的政治体制,使日本军部掌握了国家战略的制定权。后来军部又逐步全面掌握了国家政权并因而全面掌握了国家战略的制定与决策权。这是导致日本国家战略最后全失败的决定性原因。

民国北京政府参谋本部的内外人事与战时指挥

参谋本部是北京政府的军令部门,是大总统军事统率权的具体体现。但在实际执行中,参谋本部无法有效履行法定权力,参谋总、次长及其下属职员的任免,各师、混成旅参谋人员的任免实际上也不受参谋本部控制。各种军政机构肆意侵夺参谋部指挥权,导致前线军队指挥处于混乱状态。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知识界对日本军部的认识与批判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知识界对日本军部的研究体现出非常明显的时代感。知识分子对日本军部进行了多角度探讨,深刻揭示了日本军部的封建性、侵略性及其自取灭亡的必然命运。这些研究成果成为当时中国政府及人民正确认识日本军部的重要参考文献,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成为中国对日舆论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研究成果还具有较强的学理性,深深影响了当代中国学界的日本军部研究,一些研究视角和主要观点被后辈学者所继承和发展,在抗日战争研究不断深入的今天,仍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论明治大正时期的“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

形成于明治时期的"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是军部为实施对外侵略扩张计划、要挟乃至操纵内阁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大正时期山本内阁对其的修改,则为之后政党政治和裁军运动的登台创造了条件。梳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的形成过程、危害以及山本内阁修改这项制度的意义,不但可以进一步探知近代日本之所以穷兵黩武和军部独大的政治缺陷所在,而且对理解安倍政府修改《防卫设置法》的企图有着现实性的警示意义。

由总部经济引发的思考——我国西部军工企业总部东迁

分析了企业总部迁都大城市的原因,结合现阶段我国西部军工企业的现状,提出了西部军工企业总部迁都东部沿海大城市的构想。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日本军部的认识——基于红色报刊资料的考察

红色报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喉舌,反映着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通过对抗战时期红色报刊的梳理和分析,可以发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分析理论中日本军部的形象具有一定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军部通过主导首相的人选,掌握着日本内阁的命运;借助强硬和缓和两种手段,领导着日本的法西斯运动。而始终以对外扩张为主要宗旨的日本军部,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因遭遇国内外的反抗,必将陷入战争的泥沼之中,最终走向失败。中国共产党关于日本军部的认识不仅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在当时还发挥着唤起民众抗日热情、激发国内抗日舆论、坚定军民抗战信心以及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重要作用。

元代陕西行省研究

元代陕西行省设立早,起初临时处理军政,且与四川时合时分,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后自为一省。陕西行省与行御史台、宗王等分治最为典型。因西台负责四省监察,蒙古军都万户府迁治凤翔及安西王等出镇,陕西行省长期充任西部军政大本营。然军事权偏弱,还有所谓"未尝提调军马"的"旧例"。这是前期四川设行枢密院,蒙古军都万户府与其不相统摄,平章多不兼都万户,直接支配军队有限等所造成。任职或镇守陕西的,往往是廉希宪、赛典赤、阿思罕、乃蛮台等重臣及安西王、湘宁王等显赫宗王。该省"舞台"或可窥见元朝廷各种政治势力的角逐乃至厮杀。

日本军部“统帅权独立”特权的形成

＂统帅权独立＂是近代日本政治体制中一条非常特殊的原则。它是伴随着军部的形成和近代天皇制的建立而确立起来的。由于军部可以凭借这一原则摆脱政府和议会的干预,进而介入国家的政治生活,所以该原则就成为军部手中最为重要的特权,也成为军部势力的保护壁垒和干政工具。＂统帅权独立＂在保证军部政治优越地位同时,也割裂了近代天皇制政权的军政关系,导致军权的混乱无序,对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国家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