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偶像起源及其在贵霜朝的交流

贵霜王朝迦腻色伽即位于公元78年。佛教偶像起源于迦腻色伽初期,初期的犍陀罗和秣菟罗艺术各自具有鲜明的艺术风格和特点。在贵霜王朝统一的大背景下,两个流派在自身演变过程之中,吸收了对方的风格,各自也发生了丰富的变化,由此对中国初期佛像的发生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印度佛像初传中国的阶段性与各阶段的传承性

汉晋佛像的发展可划分为3个阶段,各阶段的主要特征分别是:东汉中期施无畏印、袒右肩和通肩衣并存,东汉晚期施无畏印、通肩衣,吴晋时期禅定印、通肩衣。上述特征反映了印度早期佛像不同时期粉本的传入,体现了初传中国佛像的阶段性差异。同时,汉晋佛像仪轨特征在各阶段还存在传承性关系。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现的吴晋佛像与康僧会"设像行道"等记载,在地域和时间上都可以相对应。长江上游地区佛像来源缺乏记载,但佛像出现最早,且第一、二阶段佛像特征变化与印度初期佛像发展趋势同步,暗示此地存在畅通的佛像传播途径。

克孜尔石窟中犍陀罗艺术元素嬗变考

克孜尔石窟中的佛传图、本生图、交脚像、焰肩像、禅定像、化佛像,包含着典型的犍陀罗艺术元素,其画面组织、人物动态及表现手法都全部或部分地来源于犍陀罗艺术,然而又有着某些细微的变化。通过对克孜尔石窟壁画和犍陀罗浮雕图像的比对,找出犍陀罗艺术元素在克孜尔石窟中的嬗变与重建,考察克孜尔石窟在艺术汇流中的抉择,明确犍陀罗艺术的地位,并探讨图像转变背后的历史文化成因。最后,对犍陀罗艺术元素传入龟兹的路线和方式作出分析。

长江流域早期楼阁式佛塔形制特征

长江流域的早期楼阁式佛塔,已知的考古实物,有长江上游的四川什邡在1986年发现中国最早的佛塔画像砖;在文献记载中,有长江下游的江苏徐州一带笮融"大起浮图祠"。考古文物与同期的文献记录相近,均为楼阁式木作建筑。什邡画像砖佛塔明显源于古印度西北广为流行的高层佛塔,中国佛塔是在此基础上依据传统的楼阁式建筑而发展起来的。基于信仰观念引导宗教艺术的看法,汉代神仙好楼居的传统思想,使得犍陀罗佛塔得以比附仙人所居的木作高楼得以在中国安家落户。宗教信仰的类同性,其重要性,远在单纯型制模仿改造之上,或许正是这一原因,使得楼阁式佛塔得以在中国广为传播。另外,什邡画像中与佛塔并置的三宝柱被辨识出来,同时也构成上述观念的一个重要证据。作为早期佛教艺术的珍贵文物,什邡佛塔成为研究中国早期印佛塔型制演变、中国汉代神仙信仰以及佛教初传中国的重大问题之间相互联系的纽带。

于阗木雕与中亚贵霜文化渊源考释

于阗木雕是西域重要的民间艺术样式,尼雅遗址中所发现的木雕具有三重不同的图像志来源。这三重图像志分别与塞人文化、犍陀罗佛教造像、大月氏人的游牧文化相关,这也是贵霜文化的混合型艺术特征在于阗木雕中的体现。

丝绸之路南段查萨达佛教遗址的发掘——以1902年的发掘为中心

1902年,英属印度考古局开展其重组后的首次发掘——今巴基斯坦北部城市查萨达的发掘。该遗址早在19世纪被亚历山大·坎宁汉、阿尔弗雷德·富歇等人认定为是贵霜王朝的前都城布色羯逻伐底,其地处白沙瓦平原地带,是古代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大都市。此次发掘了四座大型的封土堆,出土了大量的犍陀罗式佛教雕塑和形态多样的陶器,为研究犍陀罗中心区域佛教艺术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考古材料,也为研究丝绸之路沿线的东西方文明交流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米兰壁画的年代及风格学特征综考

米兰壁画的表现手法与绘画风格属于早期犍陀罗艺术,并具有浓厚的希腊罗马风格。米兰壁画的内容、形式、佉卢文题记以及佛寺的建筑样式,这些方面都从年代学角度显示出其所属时代可能早至公元2世纪。通过与克孜尔壁画中童子像发式的比较并结合克孜尔207窟的壁画内容,可以进一步确定米兰壁画的成画年代与人文背景,这些因素说明了它与大夏—巴克特里亚艺术之间的关系。米兰壁画的图像样式既反映了犍陀罗艺术的影响,也是早期佛教艺术在塔里木盆地传播的结果。

西域凹凸画法的源流及其对中原绘画的影响

新疆米兰、龟兹等地的佛教壁画大量采用了带有光影立体感的凹凸画技法。这种绘画手法源自于印度犍陀罗佛教艺术手法,而犍陀罗艺术是受到古希腊和波斯等地的影响而呈现出希腊化的印度佛教艺术特征。西域地区的凹凸画技法流传到中原,对中原的绘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仅产生了像张僧繇、尉迟乙僧、吴道子这样著名的画家,并且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画的高度繁荣。

论我国的佛教美术及其传播

中国佛教美术的早期是一个漫长的引进融合阶段,很大程度上受到印度佛教美术,尤其是犍陀罗美术的影响,但中国佛教美术的基点仍是本土艺术传统。所以,中国早期佛教美术逐渐融合和减退了印度佛教美术强烈的肉欲和性感色彩,消磨了希腊艺术几何概括的形式,逐渐改变了印度化的雕塑,创立了中国佛教美术的样式。犍陀罗式的印度化雕塑也渐渐演进成汉式造型,“右开左合”的改良式偏衫更成为中国早期佛教造像的特征。这些基本形象的改造既不失佛经本意,又易为民众普遍接受,真正体现了民族性。

佛教东传与丝路石窟艺术

随着佛教东传,丝路沿线的西域诸国,不仅建造了规模宏大的寺院,还修建和凿造了众多的佛教石窟,创作了绚丽的壁画和精美的造像。塔里木盆地周围留存至今的文化遗址,大部分都同佛教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些佛寺建筑废墟中的精美遗存,以及石窟寺群中的大量泥塑、雕刻和壁画,作为西域历史文化的见证和各族人民智慧才能的结晶,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昔日的灿烂情形。

古代印度佛教造像艺术溯源

古代印度佛教造像的起源与发展曾经有两个主要脉络:犍陀罗风格与马图拉风格,它们都统一于古老的印度相学中。亚历山大的远征带来的希腊化传播对犍陀罗是极其重要的,它是最早地接受了希腊造型艺术的影响,而马图拉的佛陀造像直接借用了民间神灵药叉的形象而呈现出一种本土化民族化的样式。相学与古印度的婆罗门教所宣扬的种姓制度一样存在久远,总结出了一套系统的规则以区定人的命运,高贵与平贱,慧悟与愚沌等。佛造像借用相学的"伟人像"而演生出了"32相"、"80种好"仪规。

克孜尔石窟壁画裸体形象问题研究

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裸体形象,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为学者所关注,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但至今仍存在一些资料不确、论述偏颇的问题,有必要进行再讨论。本文着重从克孜尔石窟裸体形象的基本资料和造像的"表法"原则、功能以及相关问题进行评述和商榷。

流动的“黄金时代”:西亚艺术的传播及其在中亚和东北亚的流布

文章讨论了古代印度西北部的大夏、犍陀罗和克什米尔地区在宗教发展和艺术创造方面所经历的几个“黄金时代”,其中的“犍陀罗艺术”和“贵霜艺术”对佛教传播至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同样,中国的秦、汉时期也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艺术发展的“黄金时代”。东西方艺术通过丝绸之路的繁荣得以相互影响,文章列举了一些具体的实例分析了西方视觉艺术对东方艺术的影响、萨珊艺术对中国佛教发展的影响等。

佛经文本与艺术遗存所呈现的古代文化交流——以月光王本生为例

流传至今的佛经故事,数量众多,但并非大多数的佛经故事都还留存与之相关的多种语文佛经文本和艺术遗存,月光王本生是少数中的一例。对流传至今与月光王本生相关的佛经文本与艺术遗存的研究表明:1.月光王本生文本应出现于贵霜王朝时期,而最早的月光王本生内容,很可能出现在由根本说一切有部约在公元200—350年间所完成的《天譬喻》中;2.虽然大约完成于公元200—350年间的《天譬喻》文本已不存,但其内容应可从目前所存2—3世纪的犍陀罗浮雕以及现存月光王本生中年代最早(公元251年)的《六度集经》卷1的内容得其梗概;3.根本说一切有部所传月光王一切施的思想、犍陀罗地区所创造出来的图像造型(挥刀欲砍的婆罗门、屈身甘心舍头的月光王)以及克孜尔壁画中跪捧七宝头的大月大臣,都见于敦煌莫高窟第275窟的月光王本生壁画,从中可以看出古代佛教世界中的东西文化交流。

俞剑华敦煌艺术研究述评

20世纪50年代中期,俞剑华响应国家给予民族绘画、雕塑、建筑艺术的全部遗产应有重视与系统研究的号召,赴敦煌莫高窟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考察,并以此为基础编撰十万余字的《敦煌艺术》一书,使用文字数据与绘画作品翔实准确地记录下敦煌石窟艺术的整体面貌,并针对佛教美术的意义、犍陀罗艺术的定位以及石窟风格、样式、传播路线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为同辈与后代艺术工作者认识和了解作为中国古典艺术典范的敦煌莫高窟另辟蹊径。

叙事与象征——音乐文献学视野下的“奏乐婆罗门”研究

作为大型涅槃经变中常见的构图内容,传统美术图录中名为“奏乐婆罗门”或“外道奏乐图”的图像学母题,通常表现为数身婆罗门形象的世俗乐伎在释迦遗体周围以钹、鼓、琵琶、笛、拍板等乐器进行乐舞表演。然而因为这一图像学母题在早期佛教原典未能寻获相应的叙事文本,长期以来学界对这支世俗乐队的身份以及乐舞内容的性质存在较大分歧。本文通过音乐文献学视角的解读,指出“奏乐婆罗门”图像源自中古中国发展起来的一种仪式歌咏,并借助敦煌写本《佛母赞》的材料发见,揭露其本质为一种汉地佛教赞颂文本的视觉迻译,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省察其图像学内涵,结合当时中国教坊音乐的比较,揭示这种图像叙事中所刻意表现的娱乐音乐特征。

鸿庆寺第一窟造像题材与图像配置探讨

鸿庆寺石窟第一窟雕刻内容丰富,通过对相关造像的梳理与对比可推测:第一窟正壁“降魔变”南北两侧的立佛菩萨图分别表现的是“小儿施土”与“定光佛授记”的场景。此二图像源自捷陀罗艺术,是北朝时期中原地区流行的造像题材。两图对称并与“降魔变”组合出现的布局与云冈石窟第12窟相似,窟内其他造像题材也明显延续了云冈石窟二期风格。不同的是,鸿庆寺石窟第一窟的造像,用更为宏大且复杂的形式展现了对三世佛的信仰。

犍陀罗艺术中的“希腊神”及其在中国的演化——一项基于图像的初步考察

丝绸之路开通之后,外来神开始传入中国。其中一些有可能源自希腊,或可与希腊神灵相认同,如阿波罗、赫拉克勒斯、尼科、阿特拉斯、赫利俄斯等。这些希腊神主要是以佛教人物的形象与犍陀罗艺术一道进入中国的。为了使其适应新的依存环境,中国的佛教徒或艺术家对他们的形象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其结果就是随着佛教的汉化,这些"希腊神"也最终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由于文献资料严重缺乏,以图像为基础的考察或可有助于对这些希腊神从地中海到印度再到中国演变过程的认识。

南京博物院藏彭山陶座佛像考

现藏南京博物院的彭山佛像是首见于陶座的佛像,其座并非摇钱树座,过去研究对该佛像的引用和描述错误甚多。其年代应为东汉晚期,而非蜀汉。彭山佛像图像志来源融合了犍陀罗和秣菟罗特征,并对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日本早期佛像的图像志产生了影响。

犍陀罗与马图拉造像艺术比较研究

犍陀罗艺术和马图拉艺术是贵霜王朝时期大乘佛教传播过程中产生的最重要的两种造像范式,两种佛像的雕塑材料、造型特征、艺术风格上都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性。本文将两者进行比较,介绍了犍陀罗和马图拉艺术的文化、地理范围和分期,列举了犍陀罗和马图拉造像艺术的主要差异性。根据两地出土文物证实,两者虽然归属于独立发展的艺术体系,但两者之间始终联系紧密、互为影响。马图拉艺术所代表的印度本土因素,在犍陀罗艺术形成初始期就已经对犍陀罗造像产生影响,并一直持续至犍陀罗艺术晚期灰泥阶段。受犍陀罗艺术"迦毕试样式"的影响,贵霜时代马图拉艺术出现了着通肩式佛衣、身材矮短的佛像。笈多时代马图拉艺术在融合犍陀罗灰泥造像的基础上创造了"湿衣佛像",并以此完成了印度佛像自诞生之日起便不断融入亚洲人审美特征、逐渐向着东方风格佛像回归的整个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