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四赋作年新论

目前学界对扬雄四赋写作年代的判定,主要依据《汉书·扬雄传》《汉书·成帝纪》等相关记载,形成了影响广泛的"持《汉书》论"。此论主要特征是将《汉书》作为判定扬雄四赋作年的最可信的证据。由于《汉书·成帝纪》和《汉书·扬雄传》的相关记载并不同时,"持《汉书》论"内部也存在分歧和争议。通过分析《汉书·扬雄传》中颜师古一则注释的错误,指出《汉书·扬雄传》并非是录自扬雄《自序》的第一手材料。"持《汉书》论"之外,《文选》李善注所引《七略》中记载的扬雄辞赋作年,与《汉书》的纪和传均有明显不同。目前学界对于《七略》的有关记载采取相对忽视或简单否定的态度。本文结合汉成帝时郊祀制度变迁的舆论背景、"预先献赋"的文学传统以及扬雄本人"归蜀葬子"的活动,论证《七略》的记载更为合理。扬雄四赋的作年,应该为永始三年(前14)完成《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绥和元年(前8)完成《长杨赋》。

扬雄《甘泉赋》作年考辨

扬雄《甘泉赋》的作年,迄今有六种观点。《汉书·扬雄传》认为作于扬雄随汉成帝郊祀甘泉泰畤之后,但未给出《甘泉赋》创作的具体年份;《文选·甘泉赋》李善注引《七略》认为作于永始三年,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认为作于元延元年,应者寥寥;《文选·甘泉赋序》李善注引桓谭《新论》认为作于扬雄死之前日,经历代学者辨析,这条材料存在缺漏讹误问题,不足信;《文选·甘泉赋序》李善注认为作于永始四年、王益之《西汉年纪》认为作于元延二年的观点,各有追随者。在剖析历代歧说基础上考辨,《甘泉赋》作于成帝首次祭祀甘泉泰畤的永始四年,与成帝企图通过祭祀求子嗣、拓迹开统有关。

古人关于赋的虚实之辨——从“玉树青葱”说起

历代学者对于扬雄《甘泉赋》中的玉树理解颇多分歧,或以为真玉树,或以为槐树,或以为似槐树,或以为人造玉树。此问题的产生与赋既以方志为基础,又有在此之上的夸饰、虚构关系密切。古人或以征实为标准评判赋,对其虚构之笔大加责难,或因文会意,深得赋家用心。

汉赋文本性质与政教功能成说检讨--以扬雄《甘泉》《河东》二赋为中心

对汉赋的文本性质或政教功能,学界向来认同《史记》《汉书》的记载,而结合当时的历史事实与文学状况,汉赋文本皆有其独立的文本性质,甚至隐含着不为史书记载的政治动机。扬雄的《甘泉赋》《河东赋》,《汉书》以为有“风劝”之功能,这就认为其具有特定的政治目的。然深入考察二赋文本,我们会发现二者主要写神仙与祭祀过程,与“风劝”、讽谏、歌功颂德等并无直接关系。由此看来,《史记》《汉书》记载司马相如、扬雄等西汉赋作中的“风谏”“风劝”之论,很有可能是“史臣追书”所致。汉赋的政教功能,其实是在一定历史阶段,被人为纳入《诗经》等经学政教功能、社会功能的轨道,从而遮蔽了汉赋文本的思想原貌。对汉赋文本性质与政教功能的认识,就需要重新予以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