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重组与“城”的变移 ——《陈奂生上城》版本考释

《陈奂生上城》是作家高晓声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它的初刊本与初版本高度稳定。从1979年的《“漏斗户”主》开始,作家前后历时十二年,打造出“陈奂生系列小说”。在此基础上,经过连缀和重写,高晓声又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陈奂生上城出国记》。事实上,1982年电影《陈奂生上城》在全国公映之后,“陈奂生”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而这部电影其实是将《陈奂生上城》和《陈奂生转业》放在一起加以改编,且以后者为主要故事框架。在改编过程中,主人公所上的“城”已悄然变移。从小说到电影,“电影文学剧本”《陈奂生奇遇记》一直被研究者所忽视。“陈奂生”再次进入受众的视野,是因为滑稽剧《陈奂生的吃饭问题》在2018年的排演,而这部作品已不同于传统意义的改编,只能算作“衍生版本”。

记忆与忧思:江南文化视野下的高晓声散文研究

高晓声的小说多以江南农民为描写对象,而他的散文也接续了中国文学优美的江南传统,唤起我们对江南的记忆和想象;同时,在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大潮中,前瞻性地写出了江南生态与文化的困境,以引起我们的反思和警惕。在沉醉与矛盾中,高晓声以散文的表达方式讲述了他的江南之富,江南之美,江南之智,江南之忧。

吴越的精警——论高晓声的“鲁迅风”

高晓声的底层生活磨难使其触摸到隐在生活深处的人生真谛和吴越文化的精警品格。他的小说的深刻性在于,从笔下人物的普通生计问题入手,不仅批判了他们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并未成为社会主人的现实,并进而揭示出形成这种现实的深层原因在于他们根深蒂固的心里痼疾:盲目的奴性意识和盲目的自我膨胀。从艺术手段看,深辟的心理描写、精当的细节和画龙点睛的议论对小说深层意蕴的开拓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赵树理、高晓声笔下新老式农民形象之比较——以《小二黑结婚》、《水东流》为例

凸显勤劳节俭等中国农民的传统美德、揭示在时代潮流裹挟下艰难蜕变的心路历程是赵树理、高晓声塑造老一代农民形象的共性。老一代农民落后陈旧的思想观念,在赵树理笔下集中表现为腐朽的封建意识,而在高晓声笔下则主要显现为生活观念的落后过时。聪明能干、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是赵树理、高晓声笔下新一代农民形象的共性。新一代农民思想观念之"新",在赵树理笔下表现为与腐朽的封建意识、反动势力不妥协的斗争,而在高晓声笔下则主要显现为对新的生活方式的向往与追求——重新审视钱财的价值,勇于追求精神享受。

浅谈高晓声对鲁迅小说的承继

通过分析鲁迅《阿Q正传》和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小说,在对农民历史命运的思考方面,可以窥见高晓声在创作思想和方法上与鲁迅的承继关系。

时代精神与个性心理——高晓声农村小说艺术浅论

高晓声作品的突出特征是结合作者自身的命运遭际,将时代精神、社会变迁、民族文化与农民个性心理完美结合,形成一种高度浓缩的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的真实和美学上的浑然大气,再现出中国农民在时代变革中的艰难历程和心态轨迹.同时他的小说在'系列化写作'、用白描手法塑造人物以及对幽默语言风格的追求等方面,都开了八十年代文学创作的先河,达到了新的高度,对后来的小说创作形成了深远的影响.

论高晓声乡土小说中农民的人格特征

中国农民的人格特点,历来受到现当代作家的关注。高晓声以独特的视角和思考,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中国当代农民的人格特点上。文章从物质的贫乏、天灾和运动的双重挤压、文化传承和政治生态等方面,揭示出特定时期中国农民精神上的麻木、委琐和人格上的扭曲变形,试图通过剖析农民的人格特点来引起对整个国民人格特点的注意和警醒,从而找到改造的良方。

从“探求者”到《摆渡》——对高晓声文学启蒙与反思的再评价

高晓声是农民作家,更是具有启蒙思想的精英知识分子。他借助文学启蒙民众的起点是在"探求者"文学社酝酿时期,他的小说借科学知识的普及来实现启蒙目的,其时虽显幼稚但启蒙激情却是热烈。到改革开放时期,他以《摆渡》这一寓言式的小说表达了他启蒙与反思的渴望,成为他文学启蒙的理论诠释。经典人物陈奂生的成功塑造实现了作家借"摆渡"人的灵魂到对岸的目的,完成了启蒙与反思的任务。

批评家何为——《八论高晓声》的启示

批评家王彬彬通过专业的文本细读重新评价了高晓声作品语言艺术等方面被评论者忽视的成就。其中,高晓声小说中叙述者的"盘算"心理、曲折表达和作品中的鱼水意象是王彬彬的重要发现。本文结合《八论高晓声》和王彬彬的批评观,最后强调了批评家的审美能力问题和心理健康问题。

瑕瑜互见——高晓声小说《青天在上》和《陈奂生上城出国记》之比较

高晓声的两部长篇小说同年问世,但反响不同。《青天在上》多有出彩,而《陈奂生上城出国记》却并不成功。创作的成败得失,除了作者的艺术功力,最重要、最基本、最简明的法则有二:浓厚的生活基础,深沉的情感世界。《青天在上》的成功在于严格遵循法则,《陈奂生上城出国记》却偏离了法则。

试论《大好人江坤大》的奴性异化态势——行动胜利法

高晓声自己认定《大好人江坤大》是他写得最好的小说。在《李顺大造屋》中高晓声揭示了李顺大这个"跟跟派"的逆来顺受的奴性,以及奴性的演化和某种程度的削弱。但在《大好人江坤大》中江坤大这个"弯腰派"却退步了,而且倒退了一大步,呈现出奴性的异化态势。高晓声借助于江坤大,透视国人灵魂,推出行动胜利法,他用心良苦地把对国民奴性的批判推向更新更深的层面。

高晓声《钱包》赏析

《钱包》是高晓声创作的第一篇象征性小说,充满了象征的色彩和人生哲理的闪光。同时,细腻的心理刻画、丰满的人物形象、精彩的景物描写、真切的环境渲染又使《钱包》成为一部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品,《钱包》将现实性与象征性有机结合在一起,是对现实主义的进一步丰富与开拓,堪称高晓声作品中的一部上乘之作。

作为历史“中间物”:重读高晓声1985年后的小说——一个台湾研究者的辩证思考与实践

论文站在完整搜集、阅读高晓声一生作品的前提下,重新清理及解读高晓声1985年以后小说中的视野、主题及创作困境等问题,期望能成为今日再参照、辨证的资源。涉及的面向包括:农村与经济现代化转型问题及其新保守态度、"文革"历史清理的政治困境与寓言困境、归来知识分子的生活危机与自我安顿的矛盾,以及中美现代化参照、反省与思考的定型。

高晓声的双重身份与介入式叙述

介入式叙述是高晓声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叙述者介入故事既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营造出现场感,也影响甚至决定了故事的进程。介入式叙述使叙事呈现出内在的分裂,显示出高晓声对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双重批判与反思,也隐喻着作家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双重身份。高晓声小说的介入式叙述与其对民间文学的接受和推崇有着密切的关系。

高晓声对鲁迅的继承与发展

本文论述了高晓声在揭示国民性弱点问题上对鲁迅先生的继承和发展，并从人物塑造及国民性弱点产生的原因和对待这种国民性弱点的态度上分别加以阐述。

王彬彬文学批评的语言艺术浅论——以《八论高晓声》为例

在当代文学批评热衷于理论跑马和方法竞技时,王彬彬仍正本清源地坚持对文学语言的欣赏和批评。但如果仅谈论王彬彬对作家们的语言的批评,而不谈及他自身的批评的语言,也是偏颇的。本文即以王彬彬近作《八论高晓声》为例,去品鉴他的批评语言。王彬彬的批评语言颇有特色:讲究一字一音的平仄,注重长句短句的变化,追求"骈偶"与"散体"的融合,常自觉不自觉地押韵和换韵,遣词造句也独具匠心,还不乏幽默。本文虽是对王彬彬语言艺术的粗浅之论,但品鉴的又不仅仅是语言本身。因为语言与思想、情感不可剥离,王彬彬的精美、有趣且韵味无穷的批评语言,正是生发于他的深邃的思想和真诚的情感之中的。

高晓声文学创作中的三次探求

高晓声因"探求者事件"而祸起萧墙,但他并未因之而却步,纵观其一生的文学创作,贯穿如一的恰恰是"探求"二字。在创作形式上,不断吸收和借鉴西方文艺创作经验,如现代主义、意识流等,堪称那一代作家中的先锋人物;在作品内容上,他通过自身的生活体验和独到的观察,努力挖掘人性,揭露人的灵魂,以一个个鲜明的人物形象丰富了中国新文学史。

被历史掩藏的作家——论近五年高晓声研究综述

近五年来,高晓声的文学研究呈现出多线并行的形态。随着经济开放、文学理论与文化领域的拓展,其文学研究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不断生发新意。一些研究者则从小说本体的角度对高晓声小说的语言艺术及风格进行剖析,从而挖掘其受到的文学滋养来源。研究者大多从文化角度探究作家与底层人民、政治文化、乡土文化、民间文学等关联。在此基础上,应该进一步联结国家与民族文化研究,进一步开拓文化研究的新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