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就业制度的角度解读《绝对信号》

以往人们经常从艺术创新的角度评价《绝对信号》,却很少有人关注这部作品是如何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这既不符合高行健本人"真实是文学颠扑不破的最基本的品质"的理解,也不符合艺术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必然规律。事实上,这部无场次试验话剧再现了1976-1982年间特殊的"接班"就业制度,逼真地刻画了青年们不同的人生道路抉择。

且将佛场作情场——论《玉簪记》艺术构思的审美价值

《玉簪记》的艺术构思可谓匠心独具,那就是作者有意将佛场作了情场,描写了女道士陈妙常的爱情故事,从而生发出动人的喜剧效果和丰富的思想意义,由此赋予了这一构思以独特的审美价值:即对宗教的禁欲主义作了颠覆性的批判;展示了清规戒律下人性的真实与丰富;表达了女性自主选择爱情的要求;宣告了女性性爱意识的觉醒。

高行健与中国传统戏曲

高行健的戏剧创作、戏剧理论和表导演艺术观念均深受中国传统戏曲影响。高行健对传统戏曲在当代的存与变的独特思考和话剧学习戏曲的大胆试验,彰显出对传统戏曲的宏大复归理想和革新精神,并体现在其全能的戏剧追求中。中国传统戏曲给予高行健戏剧以丰富滋养,自身也在世界舞台上焕发出鲜活的艺术魅力。

游戏在当代戏剧中的缺席与出场

泛政治化的语境导致了游戏的缺席,社会的松动和戏剧观的变化使之得以出场。高行健的游戏观注重其人性解放的功能。90年代以来游戏的含义因孟京辉等人的实践具有了另一重含义——戏剧的存在状态和演出过程本身成为关注对象,舞台变得更加自由。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戏剧出于商业的考虑而虚假地游戏。

强权治下人格与意志的闪光——高文秀杂剧的时代精神与文化意蕴

高文秀是元初声名卓著的高产作家 ,他取材于历史和民间故事的三十多部杂剧 ,既融入了鲜明强烈的时代意识 ,彰显了独立不移、昂扬奋发的主体人格精神 ,也清晰地描出了元杂剧由金院本脱胎而来并逐步走向成熟的发展轨迹 。

实验戏剧与中国现代戏剧传统

从表面上看,实验戏剧是对中国现代戏剧传统的反叛和否定．但作为中国现代戏剧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实验戏剧也继承和发展了中国现代戏剧的某些传统．如现实主义,民族化和大众化等传统．

打破中国传统戏剧意识的坚冰——从《野人》看高行健的现代戏剧观

高行健是中国现代戏剧理论的先行者和实践者。在新时期戏剧的探索思潮中,他打破了封闭守旧的传统戏剧意识,确立了开放的宽容的现代戏剧意识,并在创作实践中进行了具体的多方面的探索。1985年高行健创作话剧《野人》,复调、多重主题、多种技巧形式的应用都突破了以往僵化的戏剧理论的束缚,开拓出一片新的戏剧天地。

对高行健文学作品表达中的人称层次感悟

高行健文学作品表达在以人称代替人物,由“我”、“你”、“他”(她)的相互转换形成作品的层次,再进行互为隔断,编织成明暗两条线索,像麻绳一样跳跃着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灵魂的再现,为新时期“大散文”式的“美文”创作提供不可多得的经验。

论高行健戏剧的审美意识形态意义

在新时期的中国话剧史上,高行健是不可忽略的戏剧艺术探索者。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高行健在戏剧艺术的道路上探索出一条与众不同的新路,他的戏剧创作和戏剧美学往往带给人惊艳的感觉,但有时也会让人感到难以理解。他的创作和理论是一次对传统戏剧美学和政治秩序的挑战,他的坚持成就了他后来的地位和影响,但其中透露出来的审美意识形态意义却是值得深思的。

西方戏剧理论中国化形态——论高行健与新时期戏剧的话语转型

西方戏剧理论在中国传播和接收过程中,面对中国戏剧理论的历史形态和新时期的转型诉求,经历了杂糅、变异和创新三种形态。这三种形态构建了西方戏剧理论中国化进程的三个基本阶段。高行健在戏剧理论转型和实践探索中,既对传统中国戏剧话语异质性进行本体化传承,又对新的时代空间、审美空间和精神空间进行批判性否定和超越性融合;既对西方现代戏剧理论进行深度译介,又在译介中实现创造性叛逆和创新性转化,从而在摄取整合中西戏剧话语资源中构建了新型的话语质态,有力促进了西方戏剧理论中国化与中国新时期戏剧的当代转型。

阿尔托与高行健的戏剧语言观比较研究

安托南·阿尔托,以残酷戏剧理论颠覆和构建西方戏剧史新形态的“精神导师”,他的残酷戏剧观构建起一种新的“整体戏剧”理念,并在此引导下,极大拓宽了戏剧语言艺术的概念。中国探索戏剧的先锋人物高行健,曾多次在文章中介绍并引进阿尔托,其实践创作和理论建设都深受阿尔托的影响,孙惠柱认为高行健是中国戏剧家中最接近阿尔托体系的一个代表。高行健与阿尔托两人在戏剧语言艺术概念层面的理论和实践扩展,实则是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语境下的理论探索和不同戏剧文化的冲撞、交织与融合。文章亦由此角度入手,论证考察阿尔托追求的“整体的戏剧”理想与高行健的“全能的戏剧”在戏剧语言观上的相互关系,发现两者的共性与异性。

《祭皋陶》杂剧创作与传播探析

《祭皋陶》杂剧是宋琬以自身入狱经历为故事背景的文人剧,作品不仅斥责了奸佞残害忠良的卑劣,而且寄寓了冤屈昭雪、全身远祸的愿望。宋琬本人重视作品的传播,宴集搬演及剧作赏阅皆曾亲自操持。剧中的仕隐彷徨不仅是宋琬个体思想的反映,同时也是易代之后汉族文士普遍面临的生存难题,因而此剧在当时引发了较大共鸣。友朋观剧感受的抒发,使得宋琬的坎坷遭际得到更多同情,对作家声望有襄助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