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沈从文、高行健比较研究

《灵山》在许多方面继承了屈原的诗词传统,又在描绘西南地域原始的多民族文化方面延伸了沈从文的现代主义传统。本文对这三位著名诗人和作家作了试探性的比较研究。

“显——隐”的经纬——高行健长篇小说文本结构研究

在小说这一文类范畴中,尤其是鸿篇巨制的长篇小说,其独特的文本结构方式往往形成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而高行健的长篇小说《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无疑是将小说的独特结构方式演绎出丰富审美意蕴的经典个例。本文探讨了高行健长篇小说的文本结构问题、高行健长篇小说中"显"在的结构设置上的重要特征——奇偶章节间的独立叙述人称交织接替、"中国套盒"(或"俄罗斯套娃");高行健长篇小说"显"在结构之后所"隐"潜的深度美学意味——大型的对话、重复(或反复)的美。通过"显—隐"的小说文本经纬的展现,形成泾渭分明的高行健长篇小说的文本结构问题的系统研究。

论高行健《灵山》的人性叙事伦理

高行健文学创作的特点之一是"实验",而长篇小说《灵山》便是他在文学创作上不断"实验着"的"美丽"收获之一。这部小说的"实验"归结为人性叙事伦理,即探究这部小说的人性叙事的方式。但是,这种"实验"在言说人性、审视个体人的脆弱、宣示"没有主义"等三个层面呈现出某种悖论,而这些悖论也恰恰显示了"实验"的"不美丽"之处。

乡愁的泛滥与消解--简论华文作家的三种离散心态

本文以三位华文文学著名作家余光中、严歌苓、高行健为研究个案，分析中国人在离乡去国后几种不同的文化心态，阐释他们在写作中体现出来的“乡愁的泛滥与消解”，探讨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与现代性思想脉络的内在关联。

追求原始的野性——论高行健戏剧观的传统资源

假定性、剧场性以及娱乐性是高行健从民间文化中摘取的三棵重要的“种子”。他渴望这三棵“种子”能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土壤上存活下来,以此带动中国戏剧的复兴。高行健寻戏剧之“根”并不是对中国原始野性文化的自恋,而是在现代性浸淫中对传统戏剧资源的新的开掘,是一种找寻超越与突破支点的努力。

高行健《野人》的生态批评

高行健的《野人》无论从创作动机、剧作主题还是舞台演剧来说,都堪称是一部经典的生态戏剧。《野人》通过对一个林区的自然、社会与精神生态失衡的灾难图景的呈现,表达了剧作家对人类蹂躏自然和破坏生态的强烈愤慨,写出了人对自然的愚昧认识,以及人对自身的戕害,也充满对人与自然和谐长存的美好理想。从生态批评视野重读《野人》,发掘其丰富的生态内涵,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深刻的警示意义。

城乡差别:高行健《车站》被忽视的主题

文学批评界通常忽视了《车站》这部作品对"城乡差别"的深刻揭示。文章运用文本分析的方式法,从"社会文化"、"物质生活"、"权力结构"三个方面展示《车站》这部作品是如何通过"农村人"的现实诉求方式间接地呈现1980年代中国社会"城乡差别"。

权力开路 翻译为媒——个案研究高行健的诺贝尔文学奖

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实际上是权力操纵下的翻译奖,而高行健作为第一个获此奖的华人,完全是东西方不平等权力下的产物。其间,翻译充当了不可或缺的权力枢纽作用。为了说明这一点,文章详细描述了高行健作品被翻译乃至最终获奖的历史与意识形态语境以及获奖对中文创作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要想消除此消极影响并实行文化解殖,翻译仍不啻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高行健与中国传统戏曲

高行健的戏剧创作、戏剧理论和表导演艺术观念均深受中国传统戏曲影响。高行健对传统戏曲在当代的存与变的独特思考和话剧学习戏曲的大胆试验,彰显出对传统戏曲的宏大复归理想和革新精神,并体现在其全能的戏剧追求中。中国传统戏曲给予高行健戏剧以丰富滋养,自身也在世界舞台上焕发出鲜活的艺术魅力。

从人物塑造看实验剧《野人》的生态主题

实验剧《野人》被誉为"生态戏剧的经典之作"。除了作品中描写的洪水、旱灾、森林被伐、物种灭绝等灾难外,与剧情、场景、道具等创作要素一样,该剧的人物塑造也服务于生态主题,主人公不被理解的遭遇、人物形象的分门别类、不同行为方式的对比,这些都形象地揭示了现代社会生态问题的复杂性、严重性和艰巨性。

游戏在当代戏剧中的缺席与出场

泛政治化的语境导致了游戏的缺席,社会的松动和戏剧观的变化使之得以出场。高行健的游戏观注重其人性解放的功能。90年代以来游戏的含义因孟京辉等人的实践具有了另一重含义——戏剧的存在状态和演出过程本身成为关注对象,舞台变得更加自由。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戏剧出于商业的考虑而虚假地游戏。

实验戏剧与中国现代戏剧传统

从表面上看,实验戏剧是对中国现代戏剧传统的反叛和否定．但作为中国现代戏剧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实验戏剧也继承和发展了中国现代戏剧的某些传统．如现实主义,民族化和大众化等传统．

《灵山》的禅意分析

高行健的小说《灵山》充满着禅意的气息,这种禅意不仅体现在作品对"自性迷失,苦海沉溺","诸行无常、万相虚幻"等禅宗精神的体悟和阐发上,同时也体现在对禅宗"不二法门"、"无念为宗"等禅宗思维的吸取及禅宗公案的借鉴上,高行健把禅作为《灵山》的基调,而禅意的无处不在则是《灵山》这部作品最具深意、最为独特之处。

打破中国传统戏剧意识的坚冰——从《野人》看高行健的现代戏剧观

高行健是中国现代戏剧理论的先行者和实践者。在新时期戏剧的探索思潮中,他打破了封闭守旧的传统戏剧意识,确立了开放的宽容的现代戏剧意识,并在创作实践中进行了具体的多方面的探索。1985年高行健创作话剧《野人》,复调、多重主题、多种技巧形式的应用都突破了以往僵化的戏剧理论的束缚,开拓出一片新的戏剧天地。

高行健文学艺术年谱(1987年 47岁)

笔者刚刚完成的《高行健文学艺术年谱》的书稿全文65万字。这里选取了"1987年47岁"的一节,考察高行健这一年的文学艺术活动,以及评论家对他的研究情况。这一年,高行健离开中国大陆后,至今不曾再回国。

叙述者的魔术--高行健长篇小说的叙述人称之魅

小说文本作为一个表演魔术的舞台,"叙述者"是舞台中心的"魔术师"。在高行健的长篇小说中,作为"魔术师"的叙述者圆熟地挥舞着"叙述人称"这一魔法棒,对小说文本的整体叙述进行全面调度。本文旨在通过归纳高行健长篇小说《灵山》、《一个人的圣经》中叙述人称的存在样态,进而探究这一叙述人称技巧的深层资源,即一种"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张弛融通的艺术理念,并深度开掘隐藏在多个叙述人称面具背后的叙述主体"否定之否定"的存在状态,折射出高行健"没有主义"式的深度哲学思考。

从超人式的“天狗”到风中的“芦苇”

一场大病让失聪的郭沫若对医学失去了基本的兴趣并产生生理上的排斥,从此转向文学。在文学的王国,郭沫若亲和狂飙的浪漫和尼采的"超人",并自我孕育了一个超人式的"天狗",独异于"五四"文坛。自我的张扬、文学革命、反传统的激进成为"天狗"走向。一次"肺癌"的误诊,让高行健到大西南旅行,寻找心中的灵山,以脆弱的个体在帕斯卡尔那里获得风中"能思想的芦苇"的启示。一个世纪的文学时空的尽头,高行健认为当这个"脆弱的个人"是艺术家时,首先要告别的是尼采宣称的那个"超人"。他说:"艺术家一旦自认为超人,便开始发疯,那无限膨胀的自我变成了盲目失控的暴力,艺术的革命家大抵就这样来的。然而,艺术家其实同常人一样脆弱,承担不了拯救人类的伟大使命,也不可能救世。"比较中,我们将获得新的历史感知和禅思。

高行健年谱(1981年41岁)

这里节选了正在写作中的《高行健年谱》中的一小节,记录并考察高行健80年代初的文学活动与个人生活。

流亡与边缘——高行健与奈保尔比较

高行健和奈保尔都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他们身上具有一些相似点。他们的身份尴尬模糊,是人们眼中的"流亡"作家,且始终充当一种边缘化的角色。这种经历也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创作和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于是他们自己或通过作品人物去"寻根",这是"流亡"后的回归,是对边缘角色的否认,同时还充盈着浓厚的宗教情结。

实验戏剧与中国现代戏剧传统

从表面上看,实验戏剧是对中国现代戏剧传统的反叛和否定。但作为中国现代戏剧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实验戏剧也继承和发展了中国现代戏剧的某些传统,如现实主义,民族化和大众化等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