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思想家高一涵论(下)——高一涵启蒙思想述评

在举世瞩目的新文化运动中,启蒙思想家高一涵不仅是《新青年》《每周评论》《努力周刊》《现代评论》等进步杂志的编辑,还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呼吁启蒙、鼓吹革命、宣传新思想、批判旧社会的重要文章。高一涵在北京大学工作的八年,不但通过他主讲的“政治学”课程,介绍了但丁、洛克、孟德斯鸠等西方启蒙思想家的作品,还加入了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等人组织的进步组织,积极投身反对军阀、揭露帝国主义罪行、批判殖民主义、铲除封建旧思想旧观念的集会、游行、演说等活动。高一涵启蒙思想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注重人的解放,强调制度改革,重视科学方法的使用,通过教育提高公民素质,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为推翻旧社会、建设新中国,做了思想舆论的贡献。

启蒙思想家高一涵论(上)

启蒙思想家高一涵不仅是《新青年》《每周评论》《努力周刊》《现代评论》等进步杂志的编辑,还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呼吁启蒙、鼓吹革命、宣传新思想、批判旧社会的重要文章。高一涵在北京大学工作的八年,不但通过他主讲的政治学课程,介绍但丁、孟德斯鸠等西方启蒙思想家的作品,还加入了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等人组织的进步组织,积极投身反对军阀、揭露帝国主义罪行、批判殖民主义、铲除封建旧思想旧观念的集会、游行、演说等活动。高一涵启蒙思想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注重人的解放,强调制度改革,重视科学方法的使用,通过教育提高公民素质,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为推翻旧社会、建设新中国,做了思想舆论的贡献。

高一涵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国家理念

《新青年》杂志的初衷就是培养和造就新青年。这个工程需要两路并进:一是破除旧观念,一是确立新观念。确立新观念的重点之一是传播现代国家理念,高一涵承担了这项使命。他的文章比较全面地传达了现代国家理念,不仅可以唤起人们对民主共和的向往,而且与现实形成比照,可以唤起人们变革现实的热情。在当时的新文化阵营中,没有几个人对于现代国家的性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政府的权限、自由、民主、人权等问题有系统而全面的见解。高一涵的文章弥补了《新青年》集团的诸多不足,也为新文化运动增添了光彩。

论前期“甲寅派”政治调和的意涵及思想来源

政治调和是前期"甲寅派"最重要的思想。作为该派精神领袖,章士钊在民国初年率先提出调和立国的主张,到处讲调和,但他从没有专门给调和下过一个完整的定义。作为章士钊的追随者,李大钊、李剑农和高一涵等不仅认同章士钊的调和观念,而且对其进行了发展。前期"甲寅派"政治调和主张的内容,基本可以用"相抵"、"有容"、"相让"六个字来概括。其政治调和主张的来源,主要是近代英美等国思想家的调和理论,而非中国传统的调和思想;同时,从中也可隐约看到梁启超的影响。

1921年前后的中国政治学科建设——以高一涵译《十九世纪政治思想史》为线索

高一涵译于1921年前后的《十九世纪政治思想史》一书,原本系英国赫克特·麦克弗森(Hector Macpherson)所著A Century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实则根据日本文明协会1914年出版的日译本转译而来。高一涵在译者弁言中提出"比较的"和"历史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受到其时以胡适为代表的新式学者的启发,也在此书的翻译中得到印证。1920年代前期,高一涵编著了系列政治思想史教材,并在北京大学率先讲授政治思想史课程;而"政治思想史"这一名目的最初来源,很可能与此书的翻译相关。该书中对于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以及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等的议论,对高一涵亦有较深影响。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确有其事——与石川祯浩先生商榷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流行着“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此说最早出自1927年5月22日高一涵在武昌中山大学李大钊追悼会上的演讲。日本学者石川祯浩通过对高一涵当时在日本这一细节的考证,由此质疑高一涵的说法,进而质疑“相约建党”说。石川先生对历史细节考证严谨,但得出的结论却偏离历史实际,这是其著作的一大败笔。就细节来说,高一涵的说法与历史实际多有出入;从总体而论,“相约建党”说确有其事,且形象地反映了中共创建的实际。

民国初年监察思想述论——以高一涵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近代监察思想肇端于民国初年,孙中山率先提出了监察权独立的主张,此后中国近代监察思想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其中以高一涵的监察思想最具代表性。高一涵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学家和法学家,曾长期在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任职,通过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广泛的实践探索,他对行政监察领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对高一涵的监察思想进行系统地考察与评述,可以推进中国近代监察思想史的研究,亦可为当前我国的廉政制度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与启示。

高一涵监察思想研究——以高一涵《宪法上监察权的问题》为中心

高一涵是皖西籍现代著名社会活动家、法学家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早期的重要人物。30年代后,高一涵在国民政府中长期担任监察官员.在30年代初的宪法讨论中,高一涵通过著名论文——《宪法上监察权的问题》,具体而深入地阐发了自己的监察思想。孕育高一涵监察思想和相关制度建设之主张的思想渊源首先应是其留学、五四、大革命时期形成的国家民主政治理念,其次则为中国传统法学资源中的监察制度及其文化,而现实中国的政治进程与实践也促进了其监察思想的最终形成。

“军阀”治下之“军阀”学理研讨——以北伐战争前夕一场政治与学术论战为中心

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北伐战争即将爆发之际,在一批学人和社会政治活动家中间爆发了一场关于谁是“军阀”,以及怎样定义“军阀”、如何改造国家与社会武装力量等问题的激烈论战。论战虽由时事问题所引发,其影响却超越了政论范围,推动了“军阀”话语体系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有关中国政治与军事问题的学理研讨。

专著传统与中国学术:从首届“实践社会科学青年学者最佳专著奖”谈起

本文首先简单说明首届“实践社会科学青年学者最佳专著奖”遴选委员会为什么奖励《国际法与晚清中国:文本、事件与政治》《现代中国的乡村发展:微观案例和宏观变迁》《城市化的孩子:农民工子女的身份生产与政治社会化》这三本书,进而讨论了目前专著在中国学术制度环境中面临的深层矛盾,及其与美国的环境和传统的不同,借此来说明“实践社会科学青年学者最佳专著奖”设立的用意。

中日民主思想的共振:高一涵留日时期的国家观及其大正民主思潮背景

高一涵在1912-1916年留日期间,恰逢日本大正民主思潮自立宪主义向民本主义的转化阶段。高一涵对于国家、人民、政府三者关系的认识,自然受到了同时代日本大正民主思潮的影响。高一涵推崇"人民主权说",限定"国权"与"民权"的边界,将民权作为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国权仅在保护民权时发挥作用。高一涵大力宣扬个人主义。基于民初的宪政危机,他主张对于政府权力的制约与制衡;并通过协调,建立自由主义理想中的文明。与大正民主思潮所不同的是,高一涵又追求去民族化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民主与自由。高一涵留学时期的国家观,除了带有日本大正民主思想的地域与时代印记,其理想化与激进性的思想特质,也正是五四之前中国知识分子共有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