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昌王国时期的儒学文化

高昌王国为南北朝时期西域地区一地方政权,虽然其远离中原,但由于统治阶层的提倡和汉族人口数量上的优势,儒学文化在高昌王国还是得到了比较全面的发展。高昌王国儒学文化的发展,不仅为当时儒学文化在西域的传播做出了贡献,也为其后隋唐王朝在西域的开拓做出了卓越的文化贡献。

从吐鲁番出土文献看高昌王国

本文用吐鲁番出土的大量高昌国文献,对正史中诸《高昌传》所记“兼用胡书”、“皆为胡语”、“俗事天神,兼信佛法”等作了分析和校正。指出这些记载不符合高昌王国实际,认为无论是语言文字、生活习俗,还是文化传承及宗教信仰,高昌王国都与中原内地具有一体性,她并非化外的异域,而是华夏之邦,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

土地租佃契约所见晋唐时期吐鲁番农时初探

吐鲁番出土租佃契约中的时间因素包括立契日期和交租日期,这两项要素都与农时密切相关。租佃契约的签订以不误春耕播种为前提,高昌国时期的立契日期集中于以二月为主的年初;到唐时西州人多地少,预租土地的情况增加,故契约签订日期发展到以十一月为主的年尾。为避免欠租,租金交纳则在五月麦收和十月谷获的季节进行;果园和菜园还需交纳一些应季所产的农作物。农时不仅对农业生产有导向作用,日常生活中的赋税征收、粮食储存和对水利设施的维修也都受到农时规律的影响。

吐鲁番发现的萨珊银币及其在高昌王国的物价比值

本文主要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结合有关历史文献,详细探讨了萨珊银币作为麹氏王朝高昌的基价货币,在政府税收和民间商品交易中的比值。肯定它在西域通用了一百三十余年,这是中外货币史上的一个奇迹。

在宗教与世俗之间:从新出吐鲁番文书看高昌国僧尼的社会角色

本文以新出吐鲁番文书《道翼遗书》为中心,结合其他文书资料,探讨了高昌国的僧俗关系及高昌国僧众的社会角色。结论认为,高昌国的僧俗关系应当是互利共存关系,僧俗两界的利益得到有机的协调。由于高昌国僧尼基本没有脱离世俗亲缘关系的纽带,所以高昌国僧尼的社会身份是双重的。因而高昌国僧尼的社会角色也始终呈现出两面性:既有宗教的一面,又有世俗的一面,游离于宗教与世俗之间是高昌国僧尼的基本生活形态。

圣彼得堡藏SI 2 Kr 17号回鹘文文书研究

现藏圣彼得堡,编号为SI 2 Kr 17号和SI KrⅣ256号的回鹘文文书所本之原件撰写于1053年,是高昌回鹘王国统治者下发给驻守在西部边境指挥官的命令。其中的记述,反映了喀喇汗王朝与高昌回鹘王国间战争的某些重要史事,意味着当时高昌回鹘王国的西部边界已由伊塞克湖东南地区回缩至今尤尔都斯盆地,正可补史料之缺。另据文书中没有签章花押、SI 2 Kr 17号文书的语句多有重复且与SI KrⅣ256号文书内容相同的情况判断,这两件文书均非命令原件,而当是以原件为范本用于学习的抄件。

高昌王国对郡县的扩建——吐鲁番地名研究之三

高昌王国时期,吐鲁番地区的郡县地名有了很大的发展。阚、张、马朝时,基本承袭沮渠大凉建制而略有调整,形成为一都一郡六县规模。麴朝初期在麴嘉、麴光父子统治三十年的时间里,又新增了六个县的建制。至麹坚执政的章和年间,发展成为一都三郡十五县,同时还设置了三个军府。麹宝茂执政的建昌年以后至麹文泰延寿末年,达到一都三府四郡十八县。

麹氏高昌国时期的公主

麴氏高昌王国至唐前期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多次出现了“公主”的记载,包括突厥公主、隋唐的公主,还有高昌王国自己的麴氏公主,她们都对麴氏高昌王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对于这些公主的身份和主要活动,学界一直存在着诸多争论,本文通过对正史记载的一些讨论,结合吐鲁番出土文书和前贤研究成果,力图能够对这些公主有一个相对清楚的认识。

平高昌前后的争论与唐初西域政策的转向

贞观十三至十四年,在出兵高昌和设立西州问题上,唐最高决策层发生过短暂而激烈的争论。两度争论反映出唐廷内部在西域政策上的巨大分歧。平灭高昌,唐朝是以伐罪之师为名,行开疆拓土之实。将州县制与都护府制的复合体制推行当地,以实现对当地社会人群的政治控制。在此基础上,又以乡里为单位将各色人群编排户籍,加强王朝国家对边疆地域社会不同人群的社会控制。

高昌王国时期维吾尔族设计思想的演变

高昌王国时期是维吾尔族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维吾尔族设计思想随着其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和先进物质文化的深刻影响发生了重要演变:由较为落后、单一的造物理念向综合、丰富与更具创造力的多元、复合型造物理念转变;由草原时期的实利至上、粗犷素简的造物思想向追求精致、细腻、华美转变。维吾尔族以民族成长为主线,手工艺体系的形成为目标的创新机制初步形成。

叙利亚文巴沙巴主教传说揭示东方教会经木鹿向中亚和中国高昌回鹘传教

大约在波斯萨珊王朝统治的5世纪,东方教会在美索不达米亚站稳脚跟并开始向东方传教,544年木鹿成为都主教教区并作为7-13世纪向中亚和中国传教的枢纽发挥了重要作用。吐鲁番布拉依克修道院遗址发现的大量叙利亚文写本中有一定数量的木鹿创始主教巴沙巴传说的残片,揭示了木鹿经中亚与吐鲁番高昌回鹘地区的联系。

珍珠与莲花相映——麹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吐鲁番墓葬明器彩绘解析

麹氏高昌王国至唐西州时期是吐鲁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大繁荣时期。在高昌故城和交河故城附近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交河沟西墓地、巴达木墓地和木纳尔墓地等处发现大量属于这一时期的家族茔院,其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种类颇具汉风。其中,陶木明器表面绘彩是麹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的独特葬俗,其主体彩绘图案可划分为莲纹、圆形联珠圈纹和宝相花纹三种类型。这些图案有着各自的艺术渊源,圆瓣莲花可能习自河西、新疆等周边地区佛教美术,而宝相花纹、云纹、卷草纹来源于中原地区装饰艺术,联珠纹则带有粟特文化因素。汉唐时期大量汉人自河陇地区迁徙而来,使得吐鲁番形成以汉人为主体,兼括粟特、突厥、车师等多民族的移民小社会。明器彩绘所展现出的多种文化因素,从侧面反映了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从粟特文券契看高昌王国奴婢买卖之官文券

唐代西州奴婢及大牲畜的买卖,均须官府发给公验才算合法。唐以前的高昌王国奴婢买卖是否也要经官许可?由于只见有私契而未见到官府文券,通常认为不需经官。但吐鲁番阿斯塔那135号墓所出粟特文《高昌延寿十六年(639年)买女奴契》,却是件经官许可、钤盖官印的公验性的文券,从与汉文同类买奴婢券比较中,发现了许多异同,从同的方面看到了粟特文券契对汉文券契格式的继承;从相异方面看到奴婢买卖在高昌王国时期,同样也要有经官许可、钤盖官印的文券,才合法有效。这应该就是唐西州奴婢买卖"市券"之渊源。

论高昌国的骑射之风

高昌国男子的辫发和胡服为史籍所明载,本文注意到高昌国中晚期的男性衣物疏中随附弓箭的现象非常突出,结合墓葬壁画、出土文书及墓志资料反映的信息,文章提出骑射是当时男子的必备技能,高昌国形成了骑射之风的观点。高昌郡及高昌国前期的衣物疏中登载弩机,高昌国中晚期衣物疏中登载弓箭,时间大体前后相继;登载弩机是延续河西地区衣物疏的传统,具有镇墓意义,而高昌国中后期登载弓箭的且仅限男子衣物疏,这是现实生活中弓箭重要性在衣物疏中的表达。这一现象的出现与高昌国文化的完善也大体同时。高昌国兵士的弓箭需要自备,所以大多数墓葬中不实际随葬,这也正是现实生活中弓箭重要性的体现。

高昌内徙与西域政局

本文通过分析北魏太和二十一年(497)至神龟元年(518)间高昌王国的内徙活动,认为在柔然、高车与北魏三方角逐西域的政治格局下,处于柔然和高车争夺焦点上的高昌为求自保而以内徙的形式谋求北魏的保护。北魏出于经营西域的战略考量却只同意将要求内徙的高昌东迁于伊吾一带,借以控制丝路交通、牵制柔然和高车。这不仅导致高昌内部政局发生动荡,而且也使得两次内徙活动未果而终。

吐鲁番巴达木墓地鸭形木明器分类位置、用材类型及其环境指示意义

吐鲁番古高昌城北巴达木墓地鸭形木明器厘定为赤嘴潜鸭(Netta rufina)和疣鼻天鹅(Cygnus olor),其用材为柳木(Salix sp.).同类型的木明器在古高昌和唐西州墓葬中也有发现.湿地动植物组合显示,艾丁湖流域在存在5~7世纪较大面积的淡水或微咸水湿地.鸭形木明器在古高昌不同时期墓葬的广泛分布说明野鸭和天鹅可能是高昌居民尤其是上层贵族狩猎和豢养的希贵之物,古代高昌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借鉴了中原和中亚的文化元素.

新疆吐鲁番地区巴达木墓地发掘简报

新疆吐鲁番地区巴达木墓地发掘简报 2004年10月,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对巴达木墓地的79座墓葬进行发掘。这些墓葬的形制为斜坡墓道洞室墓和斜坡墓道天井洞室墓。随葬品有陶器、木器、泥器、铜器、金币、银币、骨器、墓志和文书等。根据墓葬形制、墓志和出土文书等判断,这批墓葬的时代为麴氏高昌国至唐西州时期。

新疆吐鲁番地区木纳尔墓地的发掘

新疆吐鲁番地区木纳尔墓地的发掘 2004～2005年,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对木纳尔墓地中三个台地的墓葬进行发掘。墓葬形制大多为斜坡墓道洞室墓,另有竖穴偏室墓和斜坡墓道带天井洞室墓。随葬品有陶器、木器、泥器、铁器、铜器、金币、银币及墓志、文书等。根据墓葬形制、墓志和出土文书等推断,该墓地时代为麴氏高昌国晚期至唐西州早期。

从河西张掖到西域高昌:麹氏高昌国和氏研究

和氏为中古麹氏高昌国的世家大族之一,通过对肩水金关汉简以及传世典籍的梳理,可以钩稽出和氏在张掖的成长历程及其由张掖迁往高昌的大致线索。迁入高昌的和氏在与张掖袁氏等河陇迁入的家族保持婚姻关系的同时,也与迁入高昌的敦煌氾氏建立了婚姻关系。和氏人物主要任职的机构是麹氏高昌国的出纳审查机构与高昌王府,显示出其与高昌王室关系亲密。将和氏与"义和政变"集团联系起来的主要是其与政变集团的婚姻关系,和氏人物官职的变化并不能反映出和氏对"义和政变"的深度参与。

高昌回鹘王国手工业发展研究

高昌回鹘的手工业发展脉络,大致经历了从无到有到丰富三个阶段。漠北蒙古高原游牧时期,回鹘人仅有的手工业萌芽于草原游牧经济,产品单一。西迁至高昌地区后,当地丰富的棉花资源和先进的纺织技术,使回鹘人受益颇丰。高昌回鹘不再食肉寝皮,依赖于游牧,人们掌握了高超的纺织印染技术,熟稔包括棉布、丝绸、绢锻等各种材质衣料的制作。整个社会以村社为单位进行生产劳动,织造衣物,栽培果蔬、棉花、葡萄,制造铁制的农具兵器,生产纸张、琉璃,维持着整个社会的正常运作。高昌回鹘的日常生活还与宗教紧密结合,手工业生产常常服务于寺院,造纸、印刷、纺织也是宗教寺院经济的来源。手工业的发展带动了高昌回鹘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是回鹘民族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且对吐鲁番、西域、中原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