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小高句丽国与日本的通交关系及渡来日本探蹟

唐总章元年(668)高句丽灭亡之后,在新罗的扶植下,安胜以高句丽王室后裔的身份建立“小高句丽国”,后退居新罗境内被称为“报德国”。随着报德国存在价值的丧失,新罗神文王三年(683),囚安胜于京都,废报德国,进而引发了新罗境内高句丽遗民的叛乱,高句丽遗民遭到了新罗的镇压和流放。与此同时,报德国与日本交往频繁,双方紧密的互遣使节,加紧联系,意图重新改写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南部的政治局面,但是最终却失败了。报德国灭亡后,新罗和日本对待高句丽遗民的政策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因此很多高句丽遗民选择越海渡来日本归化生活。

高句丽的地方官制

高句丽政权构建是以五部为基础的,即消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五部共同组成了早期高句丽地方统治的国家形态。随着高句丽政权构建的逐步完善,尤其是对外的征伐、领土的扩张,五部制度逐渐成为阻碍统治者对于加强国家权力管控的掣肘,为了适应国家政权发展的需要,高句丽逐渐形成了新的地方官系统,在五部控制的地区外设立地方官。由此,形成了高句丽独特的五部与地方官并行的行政建制。伴随着高句丽早、中、晚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政治特点。高句丽发展的每个阶段,五部与地方官制都表现出了与之相对应的形态变化。

“高句丽”一词的翻译问题刍议

"高句丽"一词在历史上曾有三种含义:一是作为族称,指高句丽族;二是作为地名,汉时曾设高句丽县;三是作为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地方少数民族政权(作为地方少数民族政权时,其名称也含有地名之意)。作为我国一个历史专业名词,它究竟应该如何翻译,也就是应当如何用罗马(拉丁)字母拼写呢?在对目前我国出现的几种拼写形式分析的基础上,文中认为应该严格按照《汉语拼音方案》规范拼写为Gaogouli。

丸都山城高句丽铁器的金相与工艺

为探讨高句丽铁器加工业发展状况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钢铁技术水平,利用金相显微镜对吉林省集安市丸都山城遗址出土铁器样品进行金相学检测及工艺研究,并结合以往高句丽铁器检测结果进行讨论。检测结果表明,工匠制造铁器时采用了"生铁淋口"、铸造后脱碳退火、铸铁脱碳钢材料锻打成型、锋刃部淬火、熟铁、低碳钢等不同材质的锻接、折叠锻打等加工技术。铁镞03JWN2T105②:12是迄今为止应用"生铁淋口"工艺的最早实例,将这种工艺的使用年代,前推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对于明代文献的明确记载提前1000年左右,相对于已报道的宋代实例早600余年,其发明时间应该还在此之前,该项发现对构建魏晋南北朝时期钢铁技术发展序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五女山城高句丽铁器金相学初步探讨

辽宁省本溪市桓仁县五女山城是高句丽第一代王朱蒙建都的纥升古城(公元前37年-公元3年)。在这一时期这一地域铁器的质地、加工工艺、手工业发展水平是冶金史学和考古学共同关注的问题,为深入了解高句丽民族铁器的应用及加工状况,本工作采集了出土于五女山城,多数集中放置在V区T504探方出土的一件铁釜内的铁器,进行金相学研究。为此采用金相显微镜、扫描电镜-X射线能谱仪作为检测和分析手段。检测结果表明,这些铁器的材质包括生铁铸造器物,局部灰口铸铁、低碳钢、熟铁,兵器和工具采用含杂质少的铸铁脱碳钢材料,铁钉采用含杂质多的炒钢材料,半成品铁块体现了生铁与熟铁相熔折叠锻打的工艺特征,与文献记载的"灌钢"方法之一的"灌"、"辟"相对应,而另一件环形铁器,内缘表面可观察到若干高碳薄层,与中心区域含碳量相差悬殊,并且观察到有石墨存在,显然也与熔融生铁的表面处理相关。这两件样品表明,至少在五世纪初,该地工匠已经在应用施加熔融生铁于熟铁的工艺。

高句丽五部研究

中、朝史书对高句丽五部的名称记载虽不同 ,但却可以发现两种史料间的对应关系。高句丽五部以夫余人为主 ,融合了秽貊及部分汉族。各部的部长都不止一人 ,且地位不是平等的。在高句丽建国之初 ,五部的部长拥有行政、军事、司法等方面的权力 ,既是领主 ,也是中央官。随着对外扩张中高句丽国家机构的完善 ,五部的部长逐渐演变为地方官 ,形成五耨萨制 ,各方面权力受到制约。五部也不再强调部族的意义 ,而是成为行政区划概念。

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旅游研究进展综述

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是我国东北地区重要的文物古迹,近年来依托旅游业的迅速发展,相关研究文献也越来越多。从整体上分析了高句丽遗产旅游研究文献的计量学特征,从旅游资源评价、旅游开发利用、旅游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其他旅游研究四个方面对集安高句丽遗产旅游的研究文献进行了回顾。在此基础上,总结了高句丽遗产旅游研究的特点和存在的不足,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高句丽与汉魏晋及北族政权的朝贡关系

1—5世纪初,无论是统一王朝时期,还是王朝分裂、政权频繁更替时期,高句丽对中原王朝和北族政权都采取积极朝贡的姿态,朝贡活动呈现出单向、双向、多向的变化,先后向十多个王朝和政权进行朝贡。随着政治形势和朝贡对象的变化,高句丽朝贡活动的目的及其与朝贡对象的关系也有一定的变化。

黑龙江渤海山城的高句丽文化典型特征

本文利用丰富的考察资料和文献 ,论述了黑龙江渤海山城的高句丽文化特征等问题 。

两晋十六国时期慕容鲜卑与高句丽的关系

慕容鲜卑与高句丽的关系,从3世纪末的慕容广鬼和烽上王时开始,到5世纪初的慕容熙和广开土王时结束。双方互有攻伐侵扰,又有和平相处。4世纪40年代开始,高句丽一度成为前燕属国。古代辽东地区是双方争夺焦点,慕容鲜卑多居于优势,后燕时失去主动权和控制权。

对高句丽“回葬”习俗的质疑

目前学界关于高句丽有"回葬"习俗的见解存在一定问题,笔者认为长寿王迁都平壤前高句丽并不存在回葬之俗,国王应以都城为"家",死后不可能葬于远离都城的地方,虽然长寿王在生前曾为自己在故都国内城建筑陵墓(将军坟),但其死后却安葬于新都平壤。同样,国内城的"五盔坟"4号坟亦不是高建武之陵墓。至于用移居唐朝的高句丽上层人物的"回葬"来证明这是高句丽固有之俗,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移居唐朝的高句丽上层人物的"回葬",是"入乡随俗",泉献诚、泉毖之归葬于洛阳北邙"旧茔",是唐人的习俗。

高句丽巍霸山城初探

巍霸山城亦名吴姑城山城,坐落在辽东半岛普兰店市星台镇郭屯村葡萄沟北面海拔420米的巍霸山上,为高句丽时期修建的山城。从其布局、修建背景等方面分析,可以推断出它的主要功能是军事防御。从其建筑、形制、结构、用料等方面观察,可以透视出高句丽人修建山城的技术与创造力,并能弥补史料记载的不足。尤其是对于了解高句丽民族在辽东半岛地区所经营的长达二百多年的历史有着重要意义。

高句丽青铜器及冶铸遗物的检测分析与探讨

高句丽为古代东北地区的一个地方政权,公元前37年(汉建昭二年)建都至公元668年(唐高宗总章元年)灭亡,经历七百余年。多年来,考古发掘出土了高句丽时期的青铜容器、兵器、青铜铃等多种类型的器物。对于高句丽铜器、青铜器展开了一系列器物类型学的考证。而高句丽人是否拥有独立的铜冶炼以及加工的能力,一直是考古学家和冶金史学家十分关注的问题。本研究以科技手段揭示冶铸遗物及铜器、青铜器的内涵,对于探讨高句丽青铜冶铸业的发展状况及高句丽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汉代辽东犁和其作亩法

本文通过考察东北农业的实体,分析了它的力量源泉。根据《齐民要术》中登场的“辽东犁”,研究古代中国东北地区的耕作方式和作亩法,来看寒冷地带东北农业的本质。东北地区的农耕是在农业的原始基础上吸收了游牧民的畜牧技术和中原及韩半岛的农业文化。这种特征在耕作方式上可见一斑,即使用了辽东犁的作亩法。

泉男生移民唐朝史事疏正

泉男生在高句丽末期的历史中是一个重要人物,作为盖苏文的继承者,权倾一时,其因内讧投唐,从而催化了高句丽的灭亡。同时,泉男生本人也成为高句丽灭亡前后移民唐朝内地的高句丽人的代表,并且在唐期间以自己的方式为唐朝做出了特殊贡献。

高句丽的社会经济状况发微——以鸭绿江流域经济状况为中心

从目前鸭绿江流域出土的高句丽器物及遗存可以看出,高句丽的农业已经广泛使用铁器,其经济模式因受所在区域地理环境影响,长期处于以渔猎经济为主导、而农业经济为辅助的状态,其手工业和商业因与中原交流频繁,深受中原影响。

高句丽遗民的渤海化进程

本文通过对历史文献资料的考据,对高句丽灭亡后,其遗民的归属进行考证,认为其遗民的相当大的一部分逐渐成为渤海居民,在渤海国的兴起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高句丽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于2004年7月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申报世界遗产前后,对集安地区的高句丽文物遗迹进行整体性保护,在文物保护与传承的理论与实践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在实践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与规划中,也还存在着某些不足,为了今后高句丽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我们所需要的研究和工作还应更切合实际。

高句丽粮食仓储考

高句丽是我国东北古代历史上的一个民族政权,在其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农业与渔猎并重的社会经济。随着农业生产区域的不断扩大,粮食生产进一步发展,逐步建立了粮食仓储制度。从高句丽农业发展与粮食仓储、高句丽仓储的管理及高句丽仓储的功能等方面入手,对有关高句丽粮食仓储方面的内容作了初步的探讨。

高句丽东川王、中川王及西川王考

在《三国史记》的记载中,东川王、中川王和西川王是高句丽历史上三位中庸之君,既没有卓越的政治业绩,亦没有骄奢淫逸的劣迹。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在高句丽连遭山上王时期的西部涓奴部的分裂、东川王时期的毌丘俭攻破丸都两次重创之后,正是经过该三王的励精图治,才使得高句丽疆域和内部统治重新恢复至发歧(拔奇)叛乱之前的局面,为美川王和故国原王时期能够再次走上扩张之路奠定基础。后来撰史者为该三王命名的王号,反映就是三人在位期间对高句丽内部疆域的巩固、收复和强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