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戈公振与上海《时报》“专刊”

从1919年开始,作为旧上海三大报之一的《时报》,先后创办了"教育""妇女""儿童""实业""图画"等多种周刊,这是我国最早创办系列专题周刊的报纸,在整个报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知名报人、新闻史学家戈公振正是创办"专刊"的直接推动者。他不仅擘画各专刊的创办、发展,还亲任《图画周刊》的主编。戈公振认为风靡一时的报纸专刊只是为形势所迫,虽代替了杂志的部分功能,但其自身有不可化解的内在矛盾;理想的报纸专刊应以文艺为基础,贴近读者的常识与日常生活。

戈公振收集图书、报刊、资料成就初探

戈公振先生一生搜集、整理图书、报刊资料,著述许多著作,为我国新闻事业做出了贡献,同时为文献工作者搜集地方文献提供了依据。论文介绍了戈先生在文献收集方面的经历与成就。

戈公振国民媒介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戈公振认为现代人都应该有报学知识。普及媒介素养教育,引导人们读报,有利于健全舆论,推动社会进步和国家民主政治体制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国民的素质,增进世界交往,开拓视野,有利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全球一体化的信息经济时代,要传承传统文化、参与世界竞争,具有一定程度的媒介素养是每个公民的基本素质之一。

戈公振新闻时评与舆论观论略

戈公振在上海《时报》任职期间,撰写了大量的新闻时评。这些评论,聚焦时政,关注商业,关怀民生,抨击时弊,跨越五四运动前后两个时代,论题更为宏观,更为底层,救国情怀和民生意识更为浓烈。同时,经由包括新闻时评在内的新闻实践,戈公振形成了自己典型的民本主义舆论观。

戈公振报业经营思想论略

戈公振是我国著名的爱国记者、新闻史学家、新闻教育家。他从事新闻事业二十余年,为我国现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在新闻学诸多领域有着独到的见解,譬如其报业经营思想就颇具建树。戈公振的报业经营思想涉及报纸定位、发展战略、新闻管理、广告、发行、人才培养等方面,对当今的报业经营与管理仍有一定启示意义。

现代新闻学的创始人——戈公振论

戈公振是中国现代新闻学的创始人与泰斗,他是新闻事业的践行者,中国新闻学的早期研究者,新闻业史研究的拓荒者,新闻教育的倡导者,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批判者,新闻广告的推介者,新闻职业化的实践者,为中国现代新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中国新闻史的开山之作——读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

长期的办报及新闻讲座、新闻研究实践,加上多次的国外旅行和新闻事业考察,使戈公振能够从纵横两方面对中国报业进行梳理、归纳和总结。他将中国的新闻事业发展置于广阔的社会大背景中,结合中国实际和自己的经验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作了新的阐释。作为中国新闻史的开山之作,《中国报学史》为我们了解中国新闻学发展脉络,探求报刊的演变规律提供了诸多启示。

我国报纸创办专刊的最早尝试——上海《时报》专刊研究

作为旧上海三大报之一,《时报》向以业务革新著称,专刊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业务革新之一。从1919年开始,《时报》先后办有教育、妇女、儿童、实业、图画等多种周刊。此举对于该报和当时整个报界都具有里程碑意义。《时报》专刊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戈公振是直接的推动者。"专家主持,开放办刊""引进新思潮,传播新观念""专业内容,大众化表达"是其基本模式和特色。《时报》专刊是我国报纸办专刊的最早尝试,具有范式意义。

论戈公振的传播思想

以《中国报学史》所使用的"交通"一词为中心,本文对戈公振的传播思想进行了探讨。认为它一方面源于中国本土观念,另一方面又吸收了卡尔·毕歇尔、藤原勘治等人的新闻学说。在此基础上,戈公振提出报刊是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的观点,并据此分析中国新闻史上官报、民报和外报之间的传播关系。戈公振的传播论述,是传播概念中国化的最早尝试之一。

《中国报学史》与中国新闻史研究——兼论戈公振对“报学”的迷思与烦恼

1927年问世的戈公振名著《中国报学史》,其第一章绪论第二节“报纸之定义”近乎完整地翻译了日本学者藤原勘治《新闻纸与社会文化的建设》第二章“新闻纸的本质”的第二节至第五节。戈氏此举有违“学术规范”,是他拘泥于“学”而付出的沉重代价。然而瑕不掩瑜,尽管存在问题,戈著的贡献巨大,并非同年代其他新闻学论著所能比拟。

戈公振“绯闻”:港台民国记者回忆录中的文学想象

大陆港台坊间流传了很多民国记者回忆录,关于戈公振婚恋及'绯闻'的记载就有四种,作者往往自称戈公振的同事或故旧。由于大陆戈氏传记史料记载的粗略与隐讳,这些回忆录中提供的故事备受欢迎,实与戈氏历史固有形象不合;经考辨可发现,这些婚、恋不分的'绯闻',作为传言早就形成于1920-30年代,加工则在1960-70年代,完善于这些流落港台的民国副刊记者的想象;而戈公振的实际婚姻则是一个时代悲剧,与绯闻无关。这也反映这些民国报人回忆录的史料缺陷,不能简单地当作传记史料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