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之方有二”——“厚实认识论”视域下船山的知识论

“格物致知”是儒家修身工夫之一,以西方近代主客分离式的认识论来解释之固然是不恰当的,因“格物致知”非“干燥的光”,但也不可否认其中的知识论维度。专就船山“格物致知”而言,借助“厚实认识论”理论,可恰当揭示其在作为“修为之一法”的前提下,关于物的激发性、人的心灵能力的接受性与自发性等知识形上学问题。由此可以说,船山的知识论是在人的生活实践意义上兼顾了理论知识(“学识之知”)与德性自证(“自喻”)知识。

《沧浪诗话》诗歌体制论的误读与辩正

“体制”是严羽诗论的核心概念,但因习焉不察的割裂与混淆,其确切内涵与本来面目未能完整呈现,也妨碍了对严羽诗论体系及诗学思想的整体理解。藉由文本精析与逻辑归纳相结合,可知《沧浪诗话》中“体制”概念指向诗歌作品完整而具体的本体存在,这一基本内涵不因其《诗体》中辨体角度不同而互异。诗之“体制”不仅包含“词理意兴”等基本要素,且以“格力”“兴趣”“气象”“音节”等为之“用”,以更充分表现诗体的内在品质和艺术力量。其中“格力”以诗意为本,是诗中整体思想情感所表现的精神力量;“兴趣”以诗情为本,是诗体所表达的自然感发、含蓄蕴藉的情致和意趣;“气象”以诗象为本,是诗体所呈现的自然雄浑的整体艺术形象;“音节”以诗语为本,是诗体中充分韵律化、表意化的艺术语言。着眼于贯通式诗歌体制观,可对《沧浪诗话》的概念关系和整体结构获得更切近实际、更切合语境的理解。

“不法之法”:论王夫之诗法论的内涵与得失

诗法论相当于创作论。相比于情景论,王夫之的诗法论是一个较少被学者关注的论题。王夫之反对律诗创作的定法与成法,称其为“非法之法”。在八股文理论对诗歌创作的深度影响下,他否定制义学造成的“死法”;在格调派占据主导地位之时,否定格调派造成的“死律”。王夫之提倡“不法之法”及与之相关的“意脉”说、“一气”说、“一意”说,主张“以古诗作律”。从实践角度而言,王夫之的诗法论有符合诗歌创作规律、突破旧说的一面,也有标准过高、难以践行的一面。从思想基础来看,王夫之诗法论有深厚的哲学基础,拓宽了中国古代诗法理论的阐释空间。

论朱子对“格物”工夫的分说与会通——以“穷理”“择善”“致知”为考察中心

在不同的情境下,朱子对“格物”工夫有不同的诠释方式。当立足于形下世界时,他认为“格物”便是“穷理”,其目的在于明事物“所以然”与“所当然”之理;当立足于形上本体时,他认为“格物”便是“择善”,其目的在于明自身禀赋于天的“仁义礼智”之性;当立足于本体之发用时,他认为“格物”便是“致知”,其目的在于确立“应接事物”的光明“主宰”之心。在朱子看来,“致知格物,便是择善”。因此,“穷理”“择善”“致知”三者之间名异而实同,皆可会通于“格物”。由此可以澄清朱子的“格物”工夫,既具有认识论的意义,又具有修养论的意义。

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文本性质探论

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皆以组诗的形式呈现,组诗前有一段关于作者或作诗背景的文字,其中有一些音乐术语,三篇竹书具有诗、书、乐三方面的特色,可能与《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乐家文献中的《雅歌诗》为一类,同为先秦乐家记录乐辞的文献。春秋时期诗、乐分途,诗家主要用“三百篇”文本,而乐家所用的诗文本不仅包括《诗三百》中的诗篇,可能有一些编《诗》未选的早期诗歌,还有一些春秋晚期和战国的新作。

“德性之知”的认知思想研究

"德性之知"是张载提出的重要概念,其内涵是通过一定的途径实现对天人合一境界的体悟。张载试图用德性之知来论证儒家伦理的合理性。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分别用格物致知和涵养本心的修养工夫来实现德性之知。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程朱与陆王的工夫论,可知其内在机制与宗教信仰相似。它通过强化人们对天理的信念,最终达到对天人合一境界的体悟。德性之知具有如下认知特点:首先,它是一种为理学思想服务的认知,其次,其内在机制与宗教心理相类似,最后,它的实现需要体和悟两个过程。

清末国人科学观的演化:从“格致”到“科学”的词义考辨

随着西方科学的广泛传播,晚清国人对科学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从清末国人使用的"格致"、"格物"、"科学"词语演变及词义差异中,即可看出当时国人"科学"观的变化过程。

儒家知识论传统的延展与活化——朱熹格物补传意义的再诠释

朱熹以其理学思想为旧本《大学》补“格物致知”传,延展与活化了自孔子开创、荀子接续,但却又为后世儒家所忽视了的知识论传统,使得宋代理学作为“新儒学”,在内容和形式(方法)上都区别于传统儒学,从而成为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对朱熹格物补传意义进行再诠释,无疑有助于中国传统哲学价值的再发掘以及中国哲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革新与完善。

儒家“仁爱”思想的三个层次

儒家仁爱思想的三个层次,涉及到用格致之学包含的科学精神实现天人合一;用纲纪学说包含的人文精神解决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用修养学说包含的宗教精神解决肉体与精神的关系。按照儒家这三种精神来解决三个方面的关系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关键。

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方地震学知识

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1568～1654）和高一志（Alphonsus Vagnoni，1566～1610）都是明末西方来华传教的意大利传教士群中的两位，前者的《地震解》和后者的《空际格致》曾将当时欧洲的地震学知识介绍到中国来，其内容包括地震的起因、地震的等级、发生地震的季节和时辰、地震之前兆、地震后的状况（灾情）、发生地震之地点、地震持续时间等等。文章将一一加以叙述，并加以评论，可见用“气成说”解释地震之成因并不正确．但是所言火山爆发、地下岩浆沿着地壳裂隙涌出地面，确为地震成因之一．至于所言地震之预兆和地震后之破坏情形（灾情）等，与令人所见大致相同，仍然值得令人参考．

浅析《荷马史诗》与彝族史诗《支格阿鲁》中的英雄形象

希腊的《荷马史诗》和彝族史诗《支格阿鲁》同属于世界民族史诗之英雄史诗的范畴。本文拟从英雄人物形象分析这一层面入手,着重以《荷马史诗》中的主要英雄人物——阿喀琉斯和彝族史诗《支格阿鲁》中的英雄人物——支格阿鲁为例,分析中西史诗的英雄人物形象。

贵州地区彝族英雄史诗《支嘎阿鲁王》研究

流传于贵州地区的彝族英雄史诗《支嘎阿鲁王》以长篇叙事诗体叙述和描写了天地初开后、远古大英雄支嘎阿鲁测天量地、治理天地、制定历法、射日射月、移山填水战胜强大的敌人、降妖伏魔、统一彝族地区等许多伟大业绩。史诗结构宏伟,情节曲折而神奇。内容包括远古彝族先民的文学、哲学、人类学、民族学、天文学、历算学、医药学及政治、经济、地理、美术、音乐、舞蹈、军事等非常丰富。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彝族古典文学。

夏的礼乐文明

夏对完善中华礼乐制度做出了重要贡献。禹即位之初,致力于完善了舜的礼乐制度,禘、郊、祖、宗四种祭祀历代先王的制度,实现了道统与血统的统一。禹在舜朝即主持了《韶》乐的制作,即位后,命皋陶制作《大夏》,以弘扬先王功德,巩固执政地位。禹统治稳固后,命皋陶增修《大夏》,扩充至九个乐章,也称《九夏》,宣扬禹治水的功绩实施礼乐教化,启也参与了此项工作,并因此最终继位。夏制作了《夏颂》,多佚,仅存《赓歌》。夏启当政前期弘扬禹乐,后期为追求享乐制作《万》舞,导致政权衰败。太康失去统治权,其昆弟作《五子之歌》,追思夏禹的训诫。夏乐在商并未断绝,并被周乐所吸收。周封夏族宗孙于杞。杞灭后,夏族南迁,成为南方少数民族。元结、皮日休曾补作夏歌诗,但大部分都不符合夏代音乐的实际情况。夏乐尽管文献资料很少,考古发掘不多,遗佚很严重,但对中华礼乐文明的影响却不容忽视。

杨士奇《文渊阁书目》与明代政府藏书目之编纂

杨士奇等编纂《文渊阁书目》是以文渊阁藏书的收贮位置与顺序为书目著录顺序,而非以文渊阁所藏之书的书籍形态为准,其目的是"永远备照",以便于对文渊阁藏书的查阅,而非目录学视域下的部类划分。故而,《文渊阁书目》不可避免地要恪守文渊阁以"国朝"为尊与维护政权统治作用为搜访、收贮图书的原则,这也是对明初钳制异端维护政权统治的直接反映。

探析《支格阿龙》中“鹰”“龙”的文化寓意

毋庸讳言,从生命科学角度讲,因为染色体的原因,"神人"支格阿龙不可能由"鹰或神鹰或神龙鹰"感孕而生;人也不可能由"龙"抚育成长。目前,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龙》在翻译成汉语时或彝族后代在传承过程中,都把文本中的"dit氐"翻译或解释为"雕或鹰",这种解读有些偏差。史诗中让濮莫妮依感孕的"鹰"和哺育支格阿龙成长的"龙"分别象征什么?它要向后人表达的是一种怎样的文化寓意?本文从生命科学角度窥探《支格阿龙》,提出"鹰"是男根的象征,"龙"与汉文化相通,是男人的图腾物之观点。以求文献得到更好的保护、传承和解读。

丹溪“倒仓法”奥义探析

从中医学和西医学两个不同角度来分析朱丹溪"倒仓法"的作用和机理,使其便于理解和临床应用。

朱丹溪“阳有余阴不足论”的形成及其启示

朱丹溪的“阳有余阴不足论” ,汲取了宋代理学思想 ,有着鲜明的哲学观点。他对《太平惠民和济局方》的质疑 ,是在临床实践中产生的。其代表作《格致余论》对中医学术的发展有着承前启后的推动作用。其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 ,至今仍有很强的实用性。特别是对中老年养生保健 ,仍被中外医家推崇 ,并遵循之。

试论刘宋东宫武官制度

刘宋的东宫武官在南北朝军事逞胜的外环境和刘宋皇权不断加强的总趋势下得到了较大发展。刘宋四帝对于东宫武官制度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政策。宋武帝恢复晋末罢废的太子二率 ,增设太子三校、三将等职官 ;文帝时二率、三校成为东宫主要武官职 ;孝武帝大力罢省东宫武官 ,削抑东宫势力 ;明帝则再度恢复东宫三校 ,并新增东宫直阁等武职。总而言之 ,宋之东宫武职呈现出明显的强弱跌宕、阶段性变化 ,这既是刘宋诸任皇帝权力强弱异势的现实表现 ,也是刘宋皇权重振之路的曲折反映。

齐己《风骚旨格》的诗学理论架构初探

晚唐著名诗僧齐己的《风骚旨格》专注于诗歌艺术的探讨 ,他对诗的形式问题的关注 ,实质上是关注诗歌的文学性问题。齐己架构了一个关涉诗歌类型学、风格学、结构动力学、主题学、诗歌修辞学等诸多方面的诗学理论框架体系。其理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受到禅宗的影响。“诗有十势” ,是齐己的诗学理论中最引人注目和最富于理论创新的部分 ,分析、归纳与探索了诗歌结构所构成的诗歌意脉 。

朱熹知行关系新探

知行学说是朱熹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格物致知学说相互印照补充,其中知行关系独具特色:在知至之后知可以向行自然转化,在知至的基础上,知行具有一体性和合一性;在知未至时,则应当下主敬的劝勉工夫促成知行的转化。前者是知行合一的本体态,后者是知行合一的非本体态,即无论何种情形,朱熹都强调要知行合一。这两种"知行合一"态在工夫论和境界论的视域中可以完美地融合,它们貌似分离,实则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