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然理性到文明教化:程朱理学“格物致知”之说英译史考辨

“格物致知”是程朱理学功夫论的核心内容,然而对其义理的诠释在过去数百年来争议不断,本文对理学体系下“格物致知”一说的英译活动进行历时性的梳理分析,并在观念史层面分析其多元的阐释范式。本文研究发现,早期基于拉丁文献的英译本在天主教耶稣会士的影响下,结合经院哲学自然理性的视域将“格物致知”解读为有关人类认知理解力的讨论,从而将其视为引导中国人依上帝的起点;19世纪英国新教传教士汉学家在经验主义认识论和新教加尔文宗神学观念的影响下,将“格物致知”解读为穷尽经验知识的妄念,由此将其视作中国人背离上帝的证据;20世纪初辜鸿铭和林语堂两位中国译者又将格致之说改造为针对现代工业社会弊病的人文主义文化批判。本文通过考辨程朱理学“格物致知”一词的英译流变,以此管窥儒家思想西传所承载的历史意识形态复杂性。

宋代植物谱录的撰者身份与知识来源

宋代植物谱录的作者大多出身士人阶层,主要通过培植、观赏、宦游以及读书等几种方式获取植物知识。儒学“格物致知”的思潮启发了士人创作植物谱录的兴趣,他们一方面注重所记录植物知识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则希望通过阐释草木之理以达到“穷理”的目的。在此过程中,花工这一群体在植物知识的更新演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他们和士人“穷理”的目标不相关,最终使得这些植物知识真正的创造者反而隐匿于文本中。借由对植物谱录作者及其知识来源的考察,可还原宋代植物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方式,进而从知识社会史的视角观照社会思潮对于植物知识书写的影响。

东营市戈武益母草与市售益母草质量比对与分析

目的:多方面评价、比较东营地产的戈武益母草与市售益母草的质量。方法:针对3个产地的戈武益母草与15批市售益母草,从植株形态、果实特性评价其外观质量,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测定其盐酸水苏碱与盐酸益母草碱的含量,采用自动定氮仪法测定其氮元素的含量,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法(ICP-MS)测定其磷元素的含量。结果:市售益母草直径0.2~0.5 cm,盐酸水苏碱含量0.43%~1.80%,盐酸益母草碱0.062%~0.278%;戈武益母草直径0.8~1.5 cm,盐酸水苏碱含量为0.82%~2.45%,盐酸益母草碱0.203%~0.374%;戈武益母草中氮、磷、钾含量高于市售益母草,生理元素含量从高到低依次为钾、钙、镁、钠。市售益母草与戈武益母草的果实千粒重基本一致。结论:与市售益母草比较,戈武益母草植株高大、粗壮,果实体积大、发芽率高;戈武益母草中盐酸水苏碱与盐酸益母草碱的含量高于市售益母草;戈武益母草中氮、磷营养元素与生理元素的含量较高,具有显著优势,适合推广种植。

论道庙堂:《康熙几暇格物编》中的动物释读

《康熙几暇格物编》是康熙皇帝在政事余暇,与他人讨论科学问题的读书札记,是他学习、研究和考察自然现象、文化问题所写的读书心得。全书由六大部分组成。所记每事皆按条目编写,每条都有标题,每一条目皆由题目和内容构成,或长或短,类似后来辞书中的辞条或年鉴中专门论述一个问题的条目。书中有不少是康熙长期出师行猎巡视各地,以及关于物产资料、山川动物、江河鱼类、草木药材、风云雷电、潮汐地震、语音方言、风俗习惯等的考察记录。札记中涉及的动物特别引人注目。本文拟以该书中的动物札记为切入点,尝试分析虎踞宫廷之中的意见领袖康熙皇帝,是如何释读自己所认识的动物,进而将庙堂有关博物学的认识,提升为其政治统治服务的特点。

王阳明“龙场悟道”考辨

关于王阳明“龙场悟道”的记载以《王阳明年谱》最为权威,后世关于“龙场悟道”的描写多据此演绎。但由于神化阳明的需要和时间久远等原因,《王阳明年谱》中的记叙多有错讹之处,这也使学界对“龙场悟道”多有争议。王阳明在龙场约两年时间里留下不少诗文,其中《玩易窝记》《五经臆说序》等即是《王阳明年谱》中“龙场悟道”之记载的原型。通过梳理这些诗文和阳明晚年对龙场经历的回忆可知,“龙场悟道”是“渐悟”而非“顿悟”。阳明“龙场悟道”的时间、地点、所悟内容等问题在这一视角下都可得出相较于《王阳明年谱》更为准确的解答。

灸法干预亚健康状态临床研究进展

亚健康状态是现代医学研究热点。通过对近十年来灸法干预亚健康状态的回顾与分析、归纳与总结,包括督灸、温和灸、壮医药线点灸、温针灸、火龙灸、热敏灸、隔物灸、逆灸、麦粒灸、脐灸、天灸、罐灸等,结果表明灸法干预亚健康状态方法多样,疗效稳定,独具特色,体现了“治未病”思想,但存在研究不够全面、诊疗规范欠统一等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与深入。

论朱熹格物论视域中的“物” “理”与“知”

在朱子思想中,格物致知是一种以道德为进路的人生修养工夫。格物工夫的对象是生活世界中的切近之"物",其前提与出发点是善端良知的"已知之理"。从内容上来看,格物之求其"所当然之则"是在具体情境中、始终围绕"本然"之道德倾向进行的道德认知与权衡,而求其"所以然之故"则是对"所当然之则"的反身体察与确信。格物致知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达到"知至意诚"的道德自由境界。

宋明理学知行观探究

对于知行关系,宋明理学家都突出知的主导地位,强调以知为先、以知为本。由于侧重知、行以及知行关系的道德内涵,理学家由知行讲到格物、致知,并在对知的侧重中将格物、致知都归于知。理学的知行观以“去人欲,存天理”为工夫,以超凡入圣为目标。这些迎合了宋明时期加强道德教化的需要,为宗法等级制度的上下、尊卑秩序进行辩护。理学家对知、行道德内涵的挖掘具有积极意义,提升了人的生存品位和精神追求;但在对知行伦理维度的凸显中忽视了知、行的其他维度,导致了对人的生理欲望和物质需要的漠视。

“格物”即是“格心”吗?——陆九渊“格物论”与“本心论”的关系辨析

关于陆九渊心学中"格物论"与"本心论"之间的关系,流行的见解认为,与朱熹"格物"向外寻求"物理"的方式不同,陆九渊的"格物"乃是向内"格心","格物"实质上是"格心"。这种化"格物"为"格心"的流行诠释模式虽然易于凸显陆九渊心学与朱熹理学在"格物"问题上的区别,但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困难和缺憾:它不仅可能破坏作为"格物"说思想源头的《大学》中"八条目"的内在融贯性,而且在陆九渊的言论中难以找到令人信服的文本学依据。陆九渊的"格物论"应该置于一种"为学之道内外贯通"的理路上来把握:"发明本心"是向内,是为学的根本;"格物"是向外,是对"本心"的涵养和扩充,是为学的必由之路。

王阳明“格物”“致知”说分疏——以《传习录》为中心

王阳明从自身的生命体验出发,其对"格物致知"说的阐释颇具革命性,不仅突破了程朱理学的解释框架,而且因此发扬和深化了心学一途的学思脉络。与朱子相比,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训释的反动体现在:将朱子训物为客观物质实体与人类道德行为二义窄化为道德事为,物成了心之物,并且相应地穷理被局限于体认天理或良知,即格心。与此同时,所谓致知,仅仅变成了克除私欲,发明本心或使天理流行充塞,最终导致了贯通心与物、心与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王阳明与朱子学说分道扬镳,但也因此以简易直接的方式宣告了自己心学理论的特色,并成为心学的集大成者。

析《周易时论合编》“时”的形上学意义——方孔炤易学思想研究

《周易时论合编》是方孔炤易学思想的结晶?疚囊哉獠恐魑行?阐发了方孔炤对"时"的形而上意义的理解。首先,他增加了"时"的内容,将其扩展到一切知识领域;其次,他依靠"中统有无"、"中五"等范畴,揭示了事物的三层本质规定,以作为"时"的形而上意义;最后,他还利用"格物"说表达了本体和认知统一的思想,实现了本体之"时"和价值之"时"的沟通。

洪觉山学术思想引论

洪垣(号觉山,1507—1593年,字峻之,江西婺源人)融合吸收王阳明与湛甘泉的心学思想,强调格物致知、博文约礼,发展出以生意为心学归宿的生机(几)之学,心学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其晚年融佛道入儒,追求心体的超越,又自甘于偏僻山村,故其博学体系不得传人。其心性工夫论脱离程朱主静或主敬、走入顿悟一系,最终与佛禅"明觉"思想合流,标志着白沙—甘泉一系自然主义心学的终结。但是,他重视从历史中获得政治知识,重新诠释格物论,在明代心学中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重新阅读洪垣《觉山先生绪言二卷》,可以扩大我们对明代思想的研究,深化对甘泉后学、阳明后学的认识。

一节《大学物理》绪论课

这是一节《大学物理》绪论课,分别讲述了:1.学习的目的,即为了生命的改变,做最好的自己;2.学习的方法,“格物以致其知”;3.以惯性定律为例说明了“格物”的学习方法,即“来到物前,与物相见,切己体会”的方法的实施;4.要求同学们每次课完成的两项课后作业;5.介绍了大学物理的基本内容,以及大学物理和中学物理学习内容上的区别五个问题。旨在启发学生的认知,引导学生的学习方法,鼓动起他们学习和生活的热情。

程朱之间“格物致知”思想的诠释和分化——以程门后学为中心

程门后学对格物的指向、格物的效验、格物的途径的解释基本延续甚至扩大了其师的分歧,呈现出工夫内向化的倾向。程门弟子的论述虽然有诸多弊病,但朱子格致论的建构正是在批判二程弟子的格致论上建立起来的。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偏内遗外、格物次序两个方面。

湛若水、王阳明“格物”之辩

湛若水、王阳明是明代中期硕儒,两人共同掀起明后期心学思潮。而此均离不开两人对《大学》"格物"进行重新诠释。由于不同的思想体系,"格物"之辩不可避免在湛、王之间产生。湛、王"格物"之辩共发生三次:第一次湛、王的"内外"之辩围绕"格物"展开;第二次"格物"之辩围绕知行而演绎;第三次"格物"之辩彰显湛、王两人对"心"的不同理解。

王阳明龙场悟道的意义

人最重要的是先找到自己的定盘星,亲证人伦物理,不能把闻见之知当成真理。要自己成全自己、自己对自己负责。

格物与人格化:《闲情偶寄》种植部艺术特色

《闲情偶寄》种植部中的花草书写是李渔格物和人格化的产物。“黄杨为木之君子,非稍能格物之笠翁,孰知之哉?”李渔自道格物说尽其秘密,他或亲历种植、或细玩、或欲证、或尝观,找准笔下植物的自然物性和独特的本质属性,观草木以识“理”;同时又将其人格化,“予谈草木,辄以人喻”,或赋花以人格,或赋人以花格,“观树即所以观身”,在草木中识“人”、识“己”,借花草完成了自己对世间人、事的理解和阐述。

《大学》原貌与“格物”本义考

《大学》由于错简的缘故,使"格物"的本义没有着落,这是学术史上的一段公案。为了探讨"格物"的本义,可以从汉唐原本出发,考察《大学》文本的变化情况。曾子后学在整理《大学》文本时制造了第一次错简,宋儒在重新整理时制造了第二次错简。两次变动使"格物"的传文混入其他文段之中,宋儒视为"阙简",以己意补之,这是"格物"说不见天日的主要原因。在复原了《大学》的原貌之后,"致知在格物"的传文自然浮现,其实就是孔子论讼一段文字,其中隐含了"格物"的本义,即尽物之性。通观《大学》全文,"格物致知"的要领在于守静。

比较朱子与王阳明的“格物”义

朱子的工夫论是通过“格物”探求天道,希望由此得出道德律令指导行为方向,以“格物”为因。王阳明“格物”义则是在自律道德中,通过本心发出道德律令,在此中,行为由良知伸展、遍润而得以正,换言之,以本心为主,以格物为果。

从“格物”、“诚意”到“致知”——王阳明的《大学》诠释与“致良知”的提出

对于《大学》的诠释重点,王阳明从"格物"出发,经历了从"诚意"到"致知"的转移过程,它蕴涵着"致良知"提出的内在逻辑。一心求道的王阳明,早年困惑于"格物",因为朱子"格物"夹杂的知识诉求之方式达不到终极之道;龙场悟道后的阳明重视"诚意",以"意"涉"物"、训"物"为"事",将"物"明确为人的生存情境而非客观之物,对应之"理"则为德性形态的是非之理,"格物"被纯化为通过德性涵养达到心体的绝对自明而占有终极之道;宁藩之变后的阳明提出"致(良)知",则德性涵养过程中的是非标准被明确澄清,对朱子"格物致知"理论的彻底改造也得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