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治理化: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的有效融合

推进基层治理转型关键在于创新和完善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两者有效融合的实践进路。党领导基层治理因其显著的示范引领、服务引领和协同引领优势,使得党建治理化成为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发展趋向。党建治理化突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政治逻辑和治理逻辑,以党建创新统合治理,把基层党建系统化融入基层治理全过程,注重发挥政党“元治理”功能以激发治理动能进而推动形成党组织统领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格局,实现了对属地化管理、科层化治理和数字化治理的整合升华,对于提升基层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具有重要意义。从政治统领、组织赋能、协同共治维度对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的有效融合进行深度透视,以党建引领的创新来弥补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治理的短板。新时代要发挥党组织统筹治理主体、整合资源配置、凝聚价值共识的功能,构建以政治统领为主导的基层党建治理化机制;党组织要在统合基层治理中发挥中轴作用,通过赋能和激活组织,释放基层党组织的内生动能,强化基层党员的先锋意识,唤醒其内在价值,推动增值服务,激发以组织赋能为介质的基层党建治理化动能;党组织要积极搭建基层多元共治共享的治理平台,广泛吸纳社会力量,把基层群众、社会组织、群团组织有序组织起来,集聚起基层治理合力,塑造以协同共治为路径的基层党建治理化格局,推动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的深度融合取得更大效能。

规划赋能:党建引领的乡村治理方式创新

传统的运动式治理难以满足乡村振兴长期事业的需要,急需一种从乡村自身出发,与之相匹配的治理方式。规划赋能是一种将“规划”理念嵌入乡村治理,以规划赋能于乡村治理的创新方式。对粤中X区村级规划编制过程的考察表明,村级规划是在基层内生治理能力弱、农民主体性缺失的背景下产生的。乡村振兴战略、村级换届以及组织支持是村级规划编制的现实基础。在党建引领下,村级规划通过战略性治理、协同治理、灵活治理以及精细化治理的实践机制,促进乡村治理主体从被动治理到主动治理,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参与的转变,从而赋能于乡村治理。规划赋能为乡村治理有效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从“国家构建主义”到“国家规划主义”——理解党领导法治建设的视角转换

在党如何领导法治建设方面,存在国家构建主义和国家规划主义两种理论视角。国家构建主义视角强调党政同构的国家意志对社会具有高度的支配性,表现为理性建构主义的总体思维、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导、自上而下的单向度塑造、国家主义的价值取向、法律工具主义的实践倾向和国家法中心主义立场。该视角固然承认国家和政府介入法治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容易忽视社会法治建设的恰当思路和方式。相比之下,国家规划主义将规划本身视为实现目标治理的一种必要手段,认为当下的法治建设围绕法治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展开,通过党政间的耦合协同、中央与地方的联动、国家与社会的相互赋权,实现国家法治与地方法治建设的双赢。作为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法治建设实践的理论概括,这一视角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党领导法治建设的新特点、新机制、新思路。总体而言,虽然国家规划主义视角相较于国家构建主义视角具有理论上的优越性,但并不表明当下的法治建设完美无缺。在现实中,既需有效解决法治建设规划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又要直面和研究数字社会和信息化时代的新挑战,从而实现国家规划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的不断修正和升级。

责任规划师制度下完整社区建设模式探索——以北京市海淀区闵航社区为例

基于北京市责任规划师制度背景,以责任规划师主导参与的闵航社区建设实践为案例,搭建完整社区建设平台化实施体系,提出由规划先行、统筹实施、公众参与、共建共治4个模块构成的模块化工作方法,构建以党建规划双引领为突出特点、更新与治理互促互进的完整社区建设模式,推动建立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社区建设常态化工作机制。

科技计划项目第三方管理的国内外案例分析与启示

政府将不再直接管理科技项目,而是委托专业的第三方机构负责。2014年底,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国发〔2014〕64号),掀起了全国科技计划管理改革的新浪潮。通过研究德国依托大型研究院所建设项目管理办公室、重庆市委托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服务中心开展科技项目的管理工作经验做法,总结若干规律和特征,寻求对广东新一轮科技计划管理改革的启示。

规划国家:一个理解“中国之治”的概念性框架

“规划”是中国政治实践的重要治理经验,也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规划国家”是对“国家规划”概念的拓展,是能够更加系统概括和诠释“中国之治”的概念性图式,在“方法论”和“治理体制”层面形塑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内在逻辑。中国共产党、人民代表大会、各级政府、社会大众被紧密编制到“规划国家”这个多层级、多主体的治理体系,党的主张、国家意志和人民行动在“规划国家”治理体系中得以转化和彰显。其中,项目制、干部责任制、政策试验等机制分别作为“规划国家”的依托机制、激励机制和修正机制,推动“规划国家”的有效运作以及中国共产党战略目标的实现。“规划国家”有效推动了中央与地方权威的结构性变化、国家与市场的良性互动,促进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提升。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规划治理:过程、特征与机理

用中长期发展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既有研究论证了发展规划是一项中国特色的有效治理工具,但对这一治理工具的主体性与过程性缺乏深入探究。以国家层面的五年规划为例,将其嵌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分析可以看到,中国式现代化之路是一个把中长期发展规划和远景目标结合起来的有步骤的谋划过程。为适应时代变化兼容现代化的多元目标,中国共产党灵活调整规划属性,使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规划治理因此成效显著行稳致远。把已经得到实施的十三个五年规划(计划)统合起来,可以解释中国共产党通过规划治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机理。党的人民性锻造了发展规划作为治理工具的公共性,人民对现代化的百年梦想赋予了发展规划的公共价值追求。通过创造性地变革发展规划属性和理性组合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领域,动员现代化建设的行动者,中国共产党通过规划治理稳妥地实现了温饱—小康—全面小康等阶段性现代化目标,正向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和21世纪中叶建成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迈进。

试析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略

党的执政方略是党的执政理论的重要内容,层次性是其重要特征。新时期以来党的执政方略不断成熟、日趋完善,形成了党的最高执政方略、根本执政方略、具体执政方略、地方党委的执政方略四个层面的内容,在党的执政实践中发挥了重大的战略指导作用,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发展。

中国共产党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探索历程及启示

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中,坚持法治德治相结合是其鲜明特色。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初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探索从未中断,实践中形成了正确认识并科学运用法治与德治思想的宝贵经验,为我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治国方略的形成和实施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引。

战后初期英国工党政府经济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1945年至1951年,英国工党政府大力推行经济和社会改革,在计划经济方面也作了初步尝试。针对英国的基本国情,工党政府制定的经济计划不具有强制性,而是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因此这种劝导式的计划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

论艾德礼政府的“内阁使团方案”

194 6年 5月 16日 ,艾德礼政府公布了解决印度问题的“内阁使团方案”。方案设计了一个中央权力比较微弱而各省享有较大自治权的联邦体制 ,希望既能维护印度的统一 ,又能满足穆斯林的自治要求。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虽然对方案没有满足自己的意愿而表示不满 ,但是都先后通过决议 ,部分地接受方案 ,以共同制定新的印度宪法。无论印度还是英国和美国的政治领袖都认为这是当时情况下英国政府能提出的最好方案。正确地认识这一方案的性质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人们对艾德礼政府的对印政策的评价。

贯彻落实党的“十二五”规划必须着力增强五种意识——基于政党政治视角论党的角色定位

贯彻落实"十二五"规划,全党必须着力增强党的意识、宗旨意识、执政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这五种意识。从政党政治的视野看,这五种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当前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领导党、群众党、执政党、全国党、责任党的五种角色定位。

党政统筹下的三权分工: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结构及其调适

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重塑了党政关系,继而引起政治权力和国家治理结构的变革。既有研究提出了党政融合和党政分工框架,前者过于笼统,后者则在操作层面存在职能分开的困境。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有其独特的历史和逻辑:公共权力主体已从国家拓展至政党。有必要把党政关系与三权关系贯通考察,以摆脱党政职能分合以及将三权关系局限于国家权力范畴的思维惯性。党政大部制改革从党政职能调整跃至机构设置层面,实现了机构、职能与人事的全面统筹,并通过对公共权力进行功能性分权形成三权分工体制,这迥异于西方通过结构性分权形成的三权分立制衡体制。党政统筹下的三权分工是理顺党政关系和完善国家治理结构的重要举措,由于公共权力的实践场域从政权扩展至政党,还需在党政体制中继续探索权力运行的一般规律,以实现输入和输出端的平衡。

城乡社区治理的破解之道——以天府新区万安街道为例

统筹城乡发展,推动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社会事业向农村覆盖,建立健全有利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的体制机制,是现代化城市发展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成都市天府新区万安街道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将党组织建设贯穿社区发展治理全过程;始终坚持分类施策,根据不同社区特点因势利导,推动了社区发展治理的有效展开。

从五年规划看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经验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按照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编制和实施了14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十四五”规划正在实施中。党领导编制和实施五年规划的实践,蕴涵着党独特的治国理政经验,体现了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五年规划的战略目标体现了“一张蓝图绘到底”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主要内容表现了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制定方式彰显了党治国理政能力的逐步提高,实施效果展现了党治国理政效能的逐步提升。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起点,深刻总结党领导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的基本经验,有助于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理论与实践基础。

新型社会治理下的第三方组织参与公共空间规划设计思考

新型社会治理背景下,由于城市公共空间类型多样、多元主体利益复杂,公共空间规划设计中有必要引入第三方组织,以加强规划沟通的有效性。文章采用文献梳理、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并从第三方组织类型、权责和公众交流平台3个方面探讨了日本京都,以及我国广州、深圳和上海第三方组织参与公共空间规划设计的实践,总结了不同参与模式的适用性与优缺点。最后,文章针对国内情况,从第三方组织类型、权责和机制等方面提出发展建议,以期为第三方组织参与公共空间规划设计提供借鉴。

从空间整合到服务供给:区域化党建推动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创新

城市基层区域化党建规划亟须从城市空间再造入手,用“空间规划”手段建立城市基层物质空间、政治空间、治理空间及发展空间联通,基层党组织体系与基层行政体系、社会体系联接,基层党建的政治功能与社会功能联体,党建服务供给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联动的城市基层区域化党建格局。党建引领下的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创新要求以基层空间形态的整合带动基层治理资源集聚与流通为突破口,以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与供给能力现代化为目标,以突出基层党建的治理功能、强化开放式基层党组织再造为手段,将基层党建组织化嵌入基层治理体系,融通基层党建服务链与城市基层治理链。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边疆治理方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两个大局”,提出并发展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边疆治理方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边疆治理方略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治边、坚持精准定位和区域发展为显著特征,全方位涵盖了边疆地区的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治理五大领域,包含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是推动边疆地区跨越式发展、促进边疆各族儿女团结进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指导和行动指南。

我国的土壤污染防治现状及立法研究

我国的土壤污染状况不容乐观,在水、大气、放射性污染防治相继出台有关法律之后,土壤污染防治法迟迟未能落地。2016年5月28日,国务院颁布实施了《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为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制定提供了政策环境,土壤污染防治法制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已经突显,加快立法进程不仅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还要更多的考虑我们的国情,建立起土壤污染防治的制度体系,才能有效地缓解和治理当下的土壤污染。

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视角下的新疆精准扶贫与民族团结研究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总结历代治疆实践的基础上,根据新疆治理的新形势与新要求,提出了以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为总目标,以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为基本方针的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作为相对落后的边疆多民族地区,要全方位以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为引领,做好各方面工作,其中很关键的一条就是必须解决精准扶贫问题,由此才能促进民生改善和巩固民族团结。新疆近年的精准扶贫实践表明,作为以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等为特征的新型扶贫手段,不仅满足了新疆千差万别扶贫对象目标的要求,有效提升了扶贫效果和进度,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各族干部群众频繁互动、交心换心,既践行了中华民族扶危济困、守望相助的精神理念,又极大推动了各民族社会交往和共生关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