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吴淑茂祖传《更路簿》地名英译策略

选取吴淑茂祖传《更路簿》记录的14个南海岛礁名称作为研究对象,以地名翻译“音从主人”和“目标语倾向”原则为指导,研究“吴簿”地名英译策略。《更路簿》地名英译须兼顾标准名称和习用名称翻译,采用标准名称“汉语拼音拼写+英语音标标注”、习用名称“海南方音转写+英语音标标注”的翻译策略。“音从主人”有助于彰显我国对所涉岛礁享有的主权,“目标语倾向”有利于创造易于目标语读者诵读和记忆的译名,增强翻译效果。这有利于传播《更路簿》地名文化,在译入语中注入汉语拼音和海南方音元素。

南海《更路簿》文化传播研究

南海《更路簿》在元代已有雏形,形成于明代初期,并在明清及民国时期得到广泛使用。其文化价值在于它是南海渔民航海的重要法宝、我国自古以来管辖南海的重要证据和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南海《更路簿》的文化传播途径包括历代渔民传承、学术研究、大众传媒等。对其传播存在的主体较少、传播渠道较窄等问题,提出扩大媒体对内传播和对外传播、加强全国学术层面的研究、建设《更路簿》博物馆和数据库、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等路径,以提高南海《更路簿》文化的传播水平。

论海南渔民《更路簿》的调查发现与文化特征

海南渔民的《更路簿》经过了四十多年来的专家调查,迄今已发现42种,极大地丰富了《更路簿》的研究内容和文化内涵。通过对这些版本的梳理和研究,发现以前许多人给《更路簿》下的定义是不准确的。《更路簿》记载的在各个岛礁之间来回航线,形成了蜘蛛网式或放射性的格局;海南渔民航线密集的区域是渔民的捕鱼区或称渔场;与渔民的南海诸岛航线与海上丝绸之路航线有交叉和重合。

苏承芬本《更路簿》外洋地名考证

由于海南方言与外国语言之间的障碍以及出国不便等原因,海南《更路簿》中外洋地名的考证,在当今《更路簿》研究中,仍然较为薄弱。苏承芬《更路簿》中,涉及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等6个国家的近百个外洋地名。利用谷歌地球(GOOGLE EARTH)等现代技术手段以及明清其他交通史籍等材料的佐证,可以帮助我们考证这些外国地名,为更好地开展《更路簿》研究,特别是外洋更路研究提供参考。

南海针经书《更路簿》彭正楷本内容初探

我国史籍中有大量关于南海的记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国人民最早发现和命名了南海诸岛,最早对南海诸岛进行了开发和经营,我国政府最早对南海诸岛进行了持续不断的行政管辖。在这一过程中,我国海南的渔民总结出了大量在南海从事渔业生产的经验,《更路簿》正是对这种经验的总结。《更路簿》是记录我国海南省渔民在西沙群岛、南沙群岛航行的航向和航程(古称海道针经)的书,是我国海南省渔民在南海诸岛航海实践的经验总结,是研究我国渔民开发南海诸岛的珍贵资料。书中所记之南海诸岛渔民俗称、南海渔业生产主要线路等内容较之其它各版本《更路簿》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对其进行研究非常有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更路簿》为今人们传递的历史信息。

历史性权利与大陆架关系初论——兼议中国在南海大陆架上的历史性权利

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和国家实践,在国际法上逐渐形成了内容丰富的历史性权利规则。大陆架上的历史性权利是历史性权利的一项重要内容。一国能否在大陆架上享有历史性权利,需要从包括国际习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条约在内的整个国际法渊源中进行判定,确立大陆架制度的"专属性固有权利原则"并不当然地就能排斥和否定大陆架上的历史性权利。依据国际法及其相关国家实践,大陆架上完全可以融存历史性权利。经国家管理或授权的我国渔民依靠南海《更路簿》导引,长期、持续地在南海大陆架上捕捉马蹄螺、砗磲等定居种生物的行为,是我国在南海大陆架上切实享有历史性权利的权利基础。

试说《更路簿》的“更”

"更数"是计量航海时代标示航线的两个基本要素之一,其准确与否关乎远洋航海的成败。"更"是计时单位,被用于推算航程,在"标准航速"下,一更约可航行六十里。"更"的概念萌芽于南宋,元代经民间火长使用、推广,至明代普遍应用于远洋航海。《海道针经》所载更数,应是在"标准航速"下从甲地航达乙地所用时间。不同的海道针经所载更数存在差异。每次航行,火长均需根据实测航速重新推算更数。南海《更路簿》与《海道针经》一脉所出,但有自己的特点。

清末至民国时期南海《更路簿》兴盛原因探微

海南渔民的《更路簿》在明代形成之后,在清末和民国时期便进入兴盛阶段,突出表现在《更路簿》的本子增多、记载的内容极其丰富、航海海域覆盖面广、南海诸岛航线和地名命名的增加等方面。主要原因在于,对当时的渔民来说出海捕鱼成了唯一的生存出路,新加坡马蹄螺的巨额利润激发了渔民们使用《更路簿》出海的需求,在当时他们还拥有先进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及敢于冒险、不怕死的精神。海南渔民和他们手中的《更路簿》对维护我国的南海权益,建设海洋强国,乃至南海文明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更路簿》是我国南海维权的重要历史依据和法理依据

现存海南渔民《更路簿》联系到此前的历史事实证明南海是中国人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经营、长期有效管辖,并得到许多国家广泛承认的我国主权领土,是我国南海维权重要的历史依据和法理依据,同时《更路簿》形成以后的渔民实践纠正了黑格尔的相关错误观点。

《更路簿》上的对针和线针

航海罗盘24方位严格按照五行学说和八卦理论设置。24路单针和24路缝针形成48个基本针位。以针位记载的航路称为针路。对针是将两地之间往返正好相对的针位合并记录,以对针记载航路更为简捷、方便。对不处于基本针位上的对针,以加线法量化描述,是为线针。加线的方法是在两个相邻的基本针位之间加4线,将该区域5等分。南海《更路簿》大量使用对针和线针,并不断发展,用于单针加线,以及以对针形式记录单向针位。

“去怕七洲,回怕昆仑”解

从南宋吴自牧《梦粱录》中开始记载航海谚语"去怕七洲,回怕昆仑"后,直到清末,它一直是航海家恪守的航海要诀。过往史地专家大多局限于对"七洲"地望的考证,而疏于对其航海本意的理解。论题以航海针路簿和舆地图为证,确认航海谚语中的"七洲洋"是东海南岛北方海域中的七洲列岛,从《顺风相送》、《东西洋考》和《指南正法》等更路簿中寻找答案提出了解读"去怕七洲、回怕昆仑"的正确方法。经过相关文献比对和现代海洋科学研究结果的引入,认为七洲洋海域存在的异常潮汐现象和由此引起的琼州海峡中周期性的潮流现象,使得这片海域成为帆船航海的危险海区,这是产生"去怕七洲,回怕昆仑"航海谚语的本因,也就是它的谜底。

略谈南海海洋文化遗产及其当下价值

20世纪以来,南海及其周边地区发掘了一批海洋文化遗迹、遗物和沉船,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受到关注。南海北岸珠江口湾区南越国及汉代番禺都会文化遗存、南海西南暹罗湾扶南国俄厄海港文化遗存、南海北部西沙群岛甘泉岛居住遗址都见证了南海早期海港城市、濒海国家发展和西沙群岛开发的历史。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海及周边海域发现了黑石号沉船、印坦沉船、南海Ⅰ号沉船、华光礁Ⅰ号沉船、金瓯沉船等重要海洋考古遗址,出水大批极有价值的沉船遗物,对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历史,了解涉海人群的社会生活具有重要意义。海南民众创造的兄弟公信仰是具有跨国色彩的海洋信仰,在中国乃至东南亚海洋信仰中占有一席地位,《更路簿》所蕴涵的航海知识也是近世东亚海洋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华海洋文明结晶与文化遗存,对南海海洋文化遗产应善加保护与利用,为发展现代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一带一路"大局服务。

海南渔民抄本《更路簿》所载南海诸岛俗名再研究

几百年来,海南琼海渔民在耕耘南海的同时,以约定俗成方式,给南海诸岛的岛、洲、礁、沙、滩等各种地质构造形态分别取上了俗名。琼海渔民为南海诸岛记取俗名的基本做法是,以当地海南话白读字记写,同时兼顾音训、义训、拟象化构词、句法构词等基本语用手段。

木帆船时代三沙海域航海“定位”初探

木帆船时代,海南潭门与文昌渔民是三沙海域的主要开发者。他们经过千百年的实践总结并形成了纸质文献《更路簿》。但《更路簿》的使用离不开航海过程渔民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的物候观察,以及人文习俗。木帆船时代,如果没有渔民世代累积和口头传承的物候定位,《更路簿》在耕海和贸易中的“导航”功用就不可能实现。物候定位与《更路簿》、“斗台风”等构成了海南渔民开发三沙海域的主要航海技艺。海南渔民开发三沙海域的航海技艺是三沙历史文化的灵魂。

南海《更路簿》针位航向极度存疑“更路”辨析

在南海二十一册《更路簿》更路数字化基础上,得到更路平均航速12.5海里/更及针位航向与最短航程航向平均偏差12. 12°结论。从周伟民等著作《南海天书》3 000余条更路中梳理出100余条航速或距离或航向不太符合常理的更路,对其中8条针位航向极度存疑更路进行深入研究分析,提出客观合理的解释,为部分岛礁的海南渔民俗称提出新解,对部分更路的可能笔误提出修改建议,为《更路簿》科学、定量地深入研究提供可借鉴的方法,也可为部分《更路簿》的年代划分提供间接证据。

以先占原则为基础的“南海更路簿”法理诠释

依照现代国际法,对领土领海的命名权是一国行使主权的重要方式。"南海更路簿"是中国海南文昌、琼海等地渔民自明代流传下来的关于南海诸岛礁及在相关水域进行捕渔、航海等海洋开发活动的系列民间传世文献。该文献记录了中国南海地区"峙"、"线"、"郎"、"塘"等各类地名126处,这些地名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认定的岛礁沙洲等岛礁种类相对应,其记录的126处地名也经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际认可的南海岛礁标准地名。因此,"南海更路簿"是我国对南海九段线内岛礁及相关水域享有历史性主权权利的一大力证。

南海更路簿中粤琼航路研究

粤琼航路是我国南海更路簿中所载自广东、海南出发往返于两地间及其周边海域航线的统称。在对现存“更路簿”中所载六份粤琼航路文本系统整理的基础上,从其文本特征入手,对形成与传录年代、立目特征、格式内容特点进行了梳理与研究,发现:1.现存文献中的粤琼航路形成年代介于清中后期至民国早期;2.篇名立目具有明显的外源性与内生性特征并可依此划为三类;3.条目格式与内容具有五大特点,与“更路簿”中的其他航路记录存在显著差异,反映了更路簿体系产生、发展与完善过程的长期性与复杂性。随后,通过对97条粤琼航路更路条目的解析,还原了其东西、南北向两大航路,绘制了“南海更路簿粤琼航路图”。此外,还分别就李根深本《广洲更路》中的存在疑问、崖门至钦州航线的定位、相同航线中更路数差异展开了探讨。

机帆船在南海的普及与南海更路簿的演变——以王诗佩本《更路簿》为例

机帆船是帆船向机动船演变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加装发动机的帆船,海南渔民机帆船的普及与使用大致发生于20世纪50-90年代。机帆船的使用导致传统航海技术发生了一系列改变,其中,作为传统导航指南的南海更路簿也发生了很多重大变化。王诗佩本《更路簿》作为机帆船时期的典型文本充分体现了这些变化,具体表现为地名记录内容的拓展、航向标示的多元与现代以及"更数"记录方式的更加精确等。

试析《更路簿》上的“更”

对《更路簿》《航海图》所记的"更"展开讨论,重点放在《两种海道针经序言》以及《两种海道针经》中的《顺风相送·行船更数法》和《指南针法·定舡行更数》对行船"更"的记载。分析"更"与航时、"更"与航程和"更"与航速并讨论其内在关系,得出"更"是航海的计时单位、航程与"更"成正比关系和"上更"是航船按时抵达目的地的保证,等等认识。"投木测试"可以测试航船的航速快慢,但其目的是测试航船的航速达到"上更"的程度。但"更"具有明显的近似性。《更路簿》的更数对航船在"正常平均航速"之下的航行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南海更路簿”国际法上的证据资格——以苏德柳抄本“水路簿”等12种“南海更路簿”为样本

国际法上,以国际法院为代表的国际司法机构,通过立法导引和司法实践,逐步确立了以“无讹化”为标准的证据资格判定规则。“无讹化”的本质属性是要求适格的证据应具备客观真实性。苏德柳抄本“水路簿”等12种“南海更路簿”以外化载体的时际性、内载地物命名的同一性以及更路航线的同叠性,坚实地构筑其国际法上的证据资格。具备国际法上证据资格的“南海更路簿”可为其发挥我国在南海享有主权、历史性权利等海洋权益的证据价值,提供前置性和基础性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