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植物谱录的撰者身份与知识来源

宋代植物谱录的作者大多出身士人阶层,主要通过培植、观赏、宦游以及读书等几种方式获取植物知识。儒学“格物致知”的思潮启发了士人创作植物谱录的兴趣,他们一方面注重所记录植物知识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则希望通过阐释草木之理以达到“穷理”的目的。在此过程中,花工这一群体在植物知识的更新演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他们和士人“穷理”的目标不相关,最终使得这些植物知识真正的创造者反而隐匿于文本中。借由对植物谱录作者及其知识来源的考察,可还原宋代植物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方式,进而从知识社会史的视角观照社会思潮对于植物知识书写的影响。

东营市戈武益母草与市售益母草质量比对与分析

目的:多方面评价、比较东营地产的戈武益母草与市售益母草的质量。方法:针对3个产地的戈武益母草与15批市售益母草,从植株形态、果实特性评价其外观质量,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测定其盐酸水苏碱与盐酸益母草碱的含量,采用自动定氮仪法测定其氮元素的含量,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法(ICP-MS)测定其磷元素的含量。结果:市售益母草直径0.2~0.5 cm,盐酸水苏碱含量0.43%~1.80%,盐酸益母草碱0.062%~0.278%;戈武益母草直径0.8~1.5 cm,盐酸水苏碱含量为0.82%~2.45%,盐酸益母草碱0.203%~0.374%;戈武益母草中氮、磷、钾含量高于市售益母草,生理元素含量从高到低依次为钾、钙、镁、钠。市售益母草与戈武益母草的果实千粒重基本一致。结论:与市售益母草比较,戈武益母草植株高大、粗壮,果实体积大、发芽率高;戈武益母草中盐酸水苏碱与盐酸益母草碱的含量高于市售益母草;戈武益母草中氮、磷营养元素与生理元素的含量较高,具有显著优势,适合推广种植。

论道庙堂:《康熙几暇格物编》中的动物释读

《康熙几暇格物编》是康熙皇帝在政事余暇,与他人讨论科学问题的读书札记,是他学习、研究和考察自然现象、文化问题所写的读书心得。全书由六大部分组成。所记每事皆按条目编写,每条都有标题,每一条目皆由题目和内容构成,或长或短,类似后来辞书中的辞条或年鉴中专门论述一个问题的条目。书中有不少是康熙长期出师行猎巡视各地,以及关于物产资料、山川动物、江河鱼类、草木药材、风云雷电、潮汐地震、语音方言、风俗习惯等的考察记录。札记中涉及的动物特别引人注目。本文拟以该书中的动物札记为切入点,尝试分析虎踞宫廷之中的意见领袖康熙皇帝,是如何释读自己所认识的动物,进而将庙堂有关博物学的认识,提升为其政治统治服务的特点。

王阳明“龙场悟道”考辨

关于王阳明“龙场悟道”的记载以《王阳明年谱》最为权威,后世关于“龙场悟道”的描写多据此演绎。但由于神化阳明的需要和时间久远等原因,《王阳明年谱》中的记叙多有错讹之处,这也使学界对“龙场悟道”多有争议。王阳明在龙场约两年时间里留下不少诗文,其中《玩易窝记》《五经臆说序》等即是《王阳明年谱》中“龙场悟道”之记载的原型。通过梳理这些诗文和阳明晚年对龙场经历的回忆可知,“龙场悟道”是“渐悟”而非“顿悟”。阳明“龙场悟道”的时间、地点、所悟内容等问题在这一视角下都可得出相较于《王阳明年谱》更为准确的解答。

灸法干预亚健康状态临床研究进展

亚健康状态是现代医学研究热点。通过对近十年来灸法干预亚健康状态的回顾与分析、归纳与总结,包括督灸、温和灸、壮医药线点灸、温针灸、火龙灸、热敏灸、隔物灸、逆灸、麦粒灸、脐灸、天灸、罐灸等,结果表明灸法干预亚健康状态方法多样,疗效稳定,独具特色,体现了“治未病”思想,但存在研究不够全面、诊疗规范欠统一等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与深入。

宋明理学知行观探究

对于知行关系,宋明理学家都突出知的主导地位,强调以知为先、以知为本。由于侧重知、行以及知行关系的道德内涵,理学家由知行讲到格物、致知,并在对知的侧重中将格物、致知都归于知。理学的知行观以“去人欲,存天理”为工夫,以超凡入圣为目标。这些迎合了宋明时期加强道德教化的需要,为宗法等级制度的上下、尊卑秩序进行辩护。理学家对知、行道德内涵的挖掘具有积极意义,提升了人的生存品位和精神追求;但在对知行伦理维度的凸显中忽视了知、行的其他维度,导致了对人的生理欲望和物质需要的漠视。

论朱熹格物论视域中的“物” “理”与“知”

在朱子思想中,格物致知是一种以道德为进路的人生修养工夫。格物工夫的对象是生活世界中的切近之"物",其前提与出发点是善端良知的"已知之理"。从内容上来看,格物之求其"所当然之则"是在具体情境中、始终围绕"本然"之道德倾向进行的道德认知与权衡,而求其"所以然之故"则是对"所当然之则"的反身体察与确信。格物致知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达到"知至意诚"的道德自由境界。

“格物”即是“格心”吗?——陆九渊“格物论”与“本心论”的关系辨析

关于陆九渊心学中"格物论"与"本心论"之间的关系,流行的见解认为,与朱熹"格物"向外寻求"物理"的方式不同,陆九渊的"格物"乃是向内"格心","格物"实质上是"格心"。这种化"格物"为"格心"的流行诠释模式虽然易于凸显陆九渊心学与朱熹理学在"格物"问题上的区别,但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困难和缺憾:它不仅可能破坏作为"格物"说思想源头的《大学》中"八条目"的内在融贯性,而且在陆九渊的言论中难以找到令人信服的文本学依据。陆九渊的"格物论"应该置于一种"为学之道内外贯通"的理路上来把握:"发明本心"是向内,是为学的根本;"格物"是向外,是对"本心"的涵养和扩充,是为学的必由之路。

王阳明“格物”“致知”说分疏——以《传习录》为中心

王阳明从自身的生命体验出发,其对"格物致知"说的阐释颇具革命性,不仅突破了程朱理学的解释框架,而且因此发扬和深化了心学一途的学思脉络。与朱子相比,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训释的反动体现在:将朱子训物为客观物质实体与人类道德行为二义窄化为道德事为,物成了心之物,并且相应地穷理被局限于体认天理或良知,即格心。与此同时,所谓致知,仅仅变成了克除私欲,发明本心或使天理流行充塞,最终导致了贯通心与物、心与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王阳明与朱子学说分道扬镳,但也因此以简易直接的方式宣告了自己心学理论的特色,并成为心学的集大成者。

析《周易时论合编》“时”的形上学意义——方孔炤易学思想研究

《周易时论合编》是方孔炤易学思想的结晶?疚囊哉獠恐魑行?阐发了方孔炤对"时"的形而上意义的理解。首先,他增加了"时"的内容,将其扩展到一切知识领域;其次,他依靠"中统有无"、"中五"等范畴,揭示了事物的三层本质规定,以作为"时"的形而上意义;最后,他还利用"格物"说表达了本体和认知统一的思想,实现了本体之"时"和价值之"时"的沟通。

洪觉山学术思想引论

洪垣(号觉山,1507—1593年,字峻之,江西婺源人)融合吸收王阳明与湛甘泉的心学思想,强调格物致知、博文约礼,发展出以生意为心学归宿的生机(几)之学,心学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其晚年融佛道入儒,追求心体的超越,又自甘于偏僻山村,故其博学体系不得传人。其心性工夫论脱离程朱主静或主敬、走入顿悟一系,最终与佛禅"明觉"思想合流,标志着白沙—甘泉一系自然主义心学的终结。但是,他重视从历史中获得政治知识,重新诠释格物论,在明代心学中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重新阅读洪垣《觉山先生绪言二卷》,可以扩大我们对明代思想的研究,深化对甘泉后学、阳明后学的认识。

一节《大学物理》绪论课

这是一节《大学物理》绪论课,分别讲述了:1.学习的目的,即为了生命的改变,做最好的自己;2.学习的方法,“格物以致其知”;3.以惯性定律为例说明了“格物”的学习方法,即“来到物前,与物相见,切己体会”的方法的实施;4.要求同学们每次课完成的两项课后作业;5.介绍了大学物理的基本内容,以及大学物理和中学物理学习内容上的区别五个问题。旨在启发学生的认知,引导学生的学习方法,鼓动起他们学习和生活的热情。

程朱之间“格物致知”思想的诠释和分化——以程门后学为中心

程门后学对格物的指向、格物的效验、格物的途径的解释基本延续甚至扩大了其师的分歧,呈现出工夫内向化的倾向。程门弟子的论述虽然有诸多弊病,但朱子格致论的建构正是在批判二程弟子的格致论上建立起来的。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偏内遗外、格物次序两个方面。

湛若水、王阳明“格物”之辩

湛若水、王阳明是明代中期硕儒,两人共同掀起明后期心学思潮。而此均离不开两人对《大学》"格物"进行重新诠释。由于不同的思想体系,"格物"之辩不可避免在湛、王之间产生。湛、王"格物"之辩共发生三次:第一次湛、王的"内外"之辩围绕"格物"展开;第二次"格物"之辩围绕知行而演绎;第三次"格物"之辩彰显湛、王两人对"心"的不同理解。

王阳明龙场悟道的意义

人最重要的是先找到自己的定盘星,亲证人伦物理,不能把闻见之知当成真理。要自己成全自己、自己对自己负责。

格物与人格化:《闲情偶寄》种植部艺术特色

《闲情偶寄》种植部中的花草书写是李渔格物和人格化的产物。“黄杨为木之君子,非稍能格物之笠翁,孰知之哉?”李渔自道格物说尽其秘密,他或亲历种植、或细玩、或欲证、或尝观,找准笔下植物的自然物性和独特的本质属性,观草木以识“理”;同时又将其人格化,“予谈草木,辄以人喻”,或赋花以人格,或赋人以花格,“观树即所以观身”,在草木中识“人”、识“己”,借花草完成了自己对世间人、事的理解和阐述。

《大学》原貌与“格物”本义考

《大学》由于错简的缘故,使"格物"的本义没有着落,这是学术史上的一段公案。为了探讨"格物"的本义,可以从汉唐原本出发,考察《大学》文本的变化情况。曾子后学在整理《大学》文本时制造了第一次错简,宋儒在重新整理时制造了第二次错简。两次变动使"格物"的传文混入其他文段之中,宋儒视为"阙简",以己意补之,这是"格物"说不见天日的主要原因。在复原了《大学》的原貌之后,"致知在格物"的传文自然浮现,其实就是孔子论讼一段文字,其中隐含了"格物"的本义,即尽物之性。通观《大学》全文,"格物致知"的要领在于守静。

比较朱子与王阳明的“格物”义

朱子的工夫论是通过“格物”探求天道,希望由此得出道德律令指导行为方向,以“格物”为因。王阳明“格物”义则是在自律道德中,通过本心发出道德律令,在此中,行为由良知伸展、遍润而得以正,换言之,以本心为主,以格物为果。

从“格物”、“诚意”到“致知”——王阳明的《大学》诠释与“致良知”的提出

对于《大学》的诠释重点,王阳明从"格物"出发,经历了从"诚意"到"致知"的转移过程,它蕴涵着"致良知"提出的内在逻辑。一心求道的王阳明,早年困惑于"格物",因为朱子"格物"夹杂的知识诉求之方式达不到终极之道;龙场悟道后的阳明重视"诚意",以"意"涉"物"、训"物"为"事",将"物"明确为人的生存情境而非客观之物,对应之"理"则为德性形态的是非之理,"格物"被纯化为通过德性涵养达到心体的绝对自明而占有终极之道;宁藩之变后的阳明提出"致(良)知",则德性涵养过程中的是非标准被明确澄清,对朱子"格物致知"理论的彻底改造也得以完成。

经世致用与格物致知

经世致用与格物致知作为中国历史上曾经盛行的两种思潮,不仅对中国的思想界与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还在治国方略与道德修养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本文试图阐明经世致用与格物致知的起源、发展、演变及其现实意义,重点分析二者之间的对立与统一关系,旨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