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数字化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特征分析——基于省级时间序列投入产出表

本文在梳理数字赋能主要理论机制的基础上,使用Ghosh模型在投入产出框架下提出测度农业数字化发展水平的指标与方法,并使用EGRAS法编制5部门省级数字经济时间序列投入产出表,对2002—2020年我国31省(市、自治区)农业数字化发展水平进行实际测度,并运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分解等方法分析了农业数字化发展的时空特征。研究发现,我国农业数字化发展水平总体呈逐年上升态势,与第二、第三产业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但与此同时,农业数字化发展的不稳定增长极和低水平陷阱并存,且区域分化和区域集聚态势明显,普惠性仍然偏弱。基于上述发现,本文就提高农业数字化发展水平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资源税调整的区域效应分析——基于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

本文对1997年、2004年资源税调整影响进行了比较,发现资源税调整的价格冲击下降了,重点影响行业发生了变化,沿海和内陆的影响差距缩小了。进而根据资源税调整的分区域效应,提出中部资源税率先调整将有助于减少资源税总体调整带来的内陆地区产品价格压力。

前向关联测度——基于中国各省投入产出表分析

介绍了Leontief模型和Ghosh模型前向关联的测度方法,利用中国2002年各省市投入产出表测度并比较了各种前向关联。无论是Leontief模型还是Ghosh模型,间接关联对前对各部门的排序影响不大。规模因素对Leontief模型中的虚拟消去前向关联的排序影响较小而对Ghosh模型中的虚拟消去法影响较大。各种前向关联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性,大多数前向关联相关性较高。资源型部门的前向关联较大,而具有比较优势部门的前向关联一般较小。

收益原则视角下中国下游碳贸易平衡

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的戈什模型,以中国为主要研究对象,核算并分析了1995~2011年全球41个国家和地区的下游碳贸易平衡.结果表明,研究期间内中国收益侧碳排放远小于直接碳排放,下游碳贸易平衡年均增长率达11.92%,中国是收益侧碳排放最大的净进口国.日本、美国、德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及巴西等国对中国收益侧碳排放净出口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已经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收益侧碳排放转移的重要目的地之一.建立以收益原则为基础的碳排放责任核算体系有利于建立更加公正和有效的碳减排方案,有利于中国主张合理的碳排放责任原则和实行有效的碳减排政策.

基于Ghosh投入-产出模型的敏感性分析——以中国高耗能行业为例

"十一五"时期我国能源消费大部分源于六大高耗能行业,为实现2020年的节能减排目标,本文以六大高耗能行业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研究。采用基于Ghosh投入-产出模型的敏感性分析方法,以2007年对称投入-产出表为数据基础,研究了不同行业生产技术变化对高耗能行业CO2排放强度的影响。文章首先,论述了Ghosh与Leontief投入-产出模型的区别与联系,介绍了Ghosh模型的具体应用,夯实研究的理论基础;然后,通过敏感性分析发现: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技术系数变化对整体高耗能行业排放强度影响最为显著;大多数高耗能行业排放强度对本行业生产技术变化最为敏感。最后,将本文的研究结果与基于Leontief模型进行敏感性分析的结果进行对比与讨论,分析其异同的原因。

生产网络视角下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及其结构——基于时序投入产出表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生产网络视角出发利用Ghosh投入产出模型从最终产品入手构建测度数字经济规模的方法,同时考虑数字部门产品和数字化产品,基于中国时间序列投入产出表测算和分析2002—2018年期间全国的数字经济规模及分布,并基于我国2012年和2017年省级投入产出表分析数字经济区域分布特征。研究发现:(1)从2002年到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最终产品规模保持稳定快速增长,平均增长率为16.33%,远高于GDP平均增长率;(2)数字经济最终产品中资本形成的占比在2007年之后大幅提高,从24.18%提高到2018年的37.56%;(3)在数字经济总规模中,数字部门产品占比高于数字化产品占比,而数字化产品规模稳步提高,广泛分布于各个传统产业,同时又具有集中性;(4)数字经济的区域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不同地区数字经济占地区GDP比例差异显著,区域经济增长与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正相关性。

供给侧中国非农就业变动及驱动因素分析

在我国产能过剩和结构性供给短缺并存的背景下,我国正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以稳定就业和推动经济长期增长.利用反映加工贸易生产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Ghosh模型,本文从供给侧对2002-2007年和2007-2012年两阶段的非农就业变化进行了结构分解分析,以探讨非农就业变动的驱动因素.整体而言,经济增速的放缓将对非农就业增长造成不小的压力,技术进步使得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加大了各部门的失业风险.结果还显示,不同生产方式对应的就业变化驱动因素贡献有所不同,对于加工贸易生产比重高的技术密集型部门,进口投入是就业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与此同时,分配结构的调整和部门结构的变化都对就业变化产生重要影响.

从供给侧探寻我国就业变化成因

在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从供给侧探寻我国就业人数变化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供给侧出发,利用投入产出Ghosh模型和结构分解分析方法,将各部门就业变化定量分解为技术发展因素、经济总量增长因素和经济结构变化因素,其中经济结构变化包括分配结构调整和增加值结构变化。结果表明,经济总量增长与就业密切相关,对各部门就业增长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经济增速的放缓将对就业造成不小的压力。技术进步使得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加大了各部门的失业风险,与此同时,技术进步和科技革命加快了经济结构的调整,2002-2007年,经济结构变化主要对第二产业就业带来积极影响,2007-2012年,这种积极影响则转向第三产业,说明我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就业需求已逐渐向第三产业的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转移。

基于收益原则的碳排放转移及中国碳排放责任研究

巴黎气候大会再次明确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作为碳排放责任划分的基本原则。在现行以生产者原则为主流的碳排放责任核算体系具有缺陷的背景下,对中国主张排放权及发展权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聚焦学者们新提出的碳排放责任划分原则——"收益原则",构建基于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的戈什模型,以中国为主要研究对象,核算1995—2011年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及其他国家组的收益侧碳排放及收益侧碳排放转移。结果表明在研究期间内中国收益侧碳排放远小于直接碳排放,并且净进口的收益侧碳排放规模逐步扩大。俄罗斯、德国、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向中国净出口的收益侧碳排放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收益原则能够纠正生产者原则的部分偏差,建立以收益原则为基础的碳排放责任核算体系有利于建立更加公正和有效的碳减排方案,本文的研究为中国主张合理的碳排放责任划分原则和制定有效的碳减排政策提供政策建议。

基于供给约束模型的航空货运对产业的影响分析

针对我国航空货运供应链短板问题,利用2002年和2017年投入产出表构建Ghosh供给约束模型,分析航空货运波及的主要产业及其推动力的变化.从敏感度和依赖度两个维度筛选出航空货运指向性产业,并分析航空货运服务对相关产业的影响结果表明,2002年以来航空货运对各产业的推动力明显提升,其中纺织服装、通信设备制造、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等产业具有较强的航空货运指向性,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上述产业多为中间品基础产业,且具有产业链全球化分工的特点,航空货运产出减少将对相关产业带来不利影响,结合关联产业特点提出航空货运发展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