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能、反抗与赤裸生命:阿甘本论巴特尔比

潜能思想一直贯穿于阿甘本的政治哲学思想之中。在解读梅尔维尔的小说《抄写员巴特尔比》时,阿甘本借由对主人公巴特尔比的口头禅“我情愿不”的解析,深入阐释了“潜能”概念和“赤裸生命”思想。阿甘本认为巴特尔比无作性的行为和话语方式实际上是一种最高形式的反抗。并由此揭示出了巴特尔比纯粹潜能的存在形式对现代社会权力装置反抗的彻底性。这种巴特尔比式的无作性行为和话语方式,正是现代社会例外状态常态化条件下,阿甘本所提倡与追寻的赤裸生命的救赎之路。本文旨在以阿甘本的解读为切入点,从“纯粹潜能”“抵抗”和“赤裸生命”三个角度分析巴特尔比身上所展现出的纯粹而又彻底的生命救赎方式,寻求其成为阿甘本阐释潜能和生命政治思想绝佳例证的深层原因。

“时间转向”的三重维度:西方当代艺术的“当代性”理论及其问题

近年来,试图对"当代艺术"进行理论建构的"当代性"一词在欧美学界争议不断,已成为一个被赋予特定内涵,且处在持续探索中的术语。虽然诸种"当代性"理论的论证模式和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均以"当代"一词的拉丁词源"时间"为基点,展开了试图挣脱现代时间叙事的当代"时间转向"。其中尤以阿甘本、格罗伊斯、奥斯本的"当代性"理论为代表,或主张与时间断裂和脱节,或化身为时间流本身,或从诸种时间并置中提取虚拟性,构成了西语中探讨时间转向的三种典型路径。"时间转向"是理解西方语境关于"当代性"理论的一个关键,而对诸种尝试路径的厘清,则是理解、批评,进而超越当代艺术的"当代性"理论讨论的前提。

“莱维悖论”及其解决:阿甘本的见证诗学

见证奥斯维辛面临着"莱维悖论":无言者作为彻底的见证者,因触碰死亡而无法作证,幸存者作为奥斯维辛的例外,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伪见证者。阿甘本认为,无言者与幸存者皆无法独自承担见证,见证者应该被视为由二者相互"排除性纳入"而建筑的界阈,亦即一种"统一-差异"的断裂构造。由此,见证的不可能性与可能性彼此构成,为无言者见证的不可能作证的幸存者就是见证者,见证者是通过为见证的不可能作证而得以承担见证之责的人。与之无异,证词同样呈现为一种断裂构造,证词来自语言为非语言作证,来自语言对非语言的回应,证词是被语言作证的非语言。在阿甘本看来,这意味着证词的语言不再意指,因为被语言作证的非语言是声响已逝而意义未至的声音/死语言,证词的实质是声音/死语言。也正是作为声音/死语言的证词奠定了文学的可能性。文学在奥斯维辛之后若要表明其继续存在的正当性,它的语言必须是声音/死语言。

主权的拓扑学,或类比的政治——关于阿甘本《牲人》的一则笔记

通过阅读阿甘本《牲人》对于施米特的主权论述的颇具生产性的发展和再阐释,本文认为阿甘本提出了一种主权的拓扑学,并将施米特的主权者的具体性和人格性消解在一种内部与外部的无区分空间中。而这一独特的拓扑学空间的构成,相当程度上取决于阿甘本对于类比的修辞性使用。通过重读阿甘本阅读的中世纪文学文本《狼人之歌》,本文试图表明,这一文本或许显示了对于类比的抵抗,并重新将这一拓扑学空间开放给一种人格性决断。

探索生命政治

费赫尔和赫勒在努力破解生命政治的当代政治意义的同时,也致力于在现代性的动态发展框架内定位生命政治。在他们看来,生命政治的基础是一种自我封闭的政治,其根源在于激进主义。当代生命政治的主要代表阿甘本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对西方现代性做出激进诊断并提出其弥赛亚式的解放愿景。阿甘本的激进信念可回溯至福柯。在福柯关于抵抗的叙述中即蕴含着激进的维度。受福柯后期思考的启发,瓦特提议通过强调Zoe概念,来综合生命政治与批判理论。但阿甘本和瓦特的探索都没有从根本上超越费赫尔和赫勒的批判,即生命政治把生命的价值置于自由之上,并因此而对现代性的精密钟摆构成威胁。

权力暴力与生命救赎——生命政治学视阈下的《飞越疯人院》

肯·凯西的《飞越疯人院》表现了精神病院中病人生命备受权力压迫的处境,小说因探讨生命权力主题而成为吉奥乔·阿甘本式的生命政治隐喻小说。精神病院的病人之所以不断受到权力威胁,原因在于精神病院通过悬置法律和医疗方式实现了权力暴力的合法化和常态化,由此沦为阿甘本意义上的“例外状态”。但病人并非只是被权力所压迫的客体,也成为通过渎神和撤离策略对权力暴力进行反抗和对自我生命进行救赎的主体。通过对《飞越疯人院》的生命政治学解读可以发现,肯·凯西在小说中不仅揭示了权力的运作机制以及他的反抗意识,更体现出他对生命的积极态度。

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及其与福柯思想的歧异

自然生命一旦政治化,政治就成为生命政治。阿甘本和福柯各自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了生命权力与生命体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阿甘本把自然生命—政治生命、赤裸生命—政治生存这样的二元对立视为整个西方政治基础的原初结构,强调现代政治的关键并非如福柯所说的仅仅是在常态下生命权力对生命体进行算计,而是伴随普遍的例外状态变成常态的进程,原先处于边缘地位的赤裸生命逐渐占据政治领域的核心。"生命政治"实质上就是"死亡政治"。通过概述和论析阿甘本"赤裸生命"、"神圣人"、"极权主义批判"等方面的理论及其与福柯相关思想之间的主要差异,本文得出的结论是:阿甘本并未如他所愿地"矫正"或至少"完成"了福柯的生命政治论题,而是偏离了福柯生命政治的理论轨道,而此种偏离又具有其相应的积极效应和消极后果。

少数族群与生命政治:阿甘本政治哲学与民族问题研究

阿甘本的政治哲学思想主要集中于例外状态和赤裸生命这两个概念上。阿甘本在民族政治上的主要观点体现在民族国家与生命政治的共生性,少数族群与民族国家以及难民的三者关系,种族主义的分化战略,以及少数族群的特殊人民地位等内容上。从阿甘本的观点出发,可以发现在民族问题中实际上存在两种类型的赤裸生命:第一类是无公民身份的少数族群,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公民权问题;第二类则是有公民身份的少数族群,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例外状态下的潜在侵犯问题。阿甘本的批判理论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少数族群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极其困难和脆弱的地位,同时,因为阿甘本提出的少数族群解决方案具有某种浪漫主义色彩,所以要对其方案进行现实主义的调和。

生命的分裂与无为:论阿甘本的“人类学机器”

2002年,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出版了专著《敞开:人与动物》。该书的创见在于,它揭示了西方文化区分人与动物的内在机制,揭示了人类学机器的运作过程。人类学机器与生命政治合谋,形成一个庞大的"知识—权力"网络,一方面制造符合"人性"之定义的范本生命,一方面又生产不值得活的"赤裸生命"。如何才能终止人类学机器的运作呢?阿甘本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无为"。这个方案看似无力,实则激进:它开辟出一片无知的领域,在这里人与动物和解,人性与动物性变得不可区分,人类生命内部不再分裂。

物与艺术本体——当代激进左翼美学对艺术本体论的探索

20世纪60年代波普艺术、"现成品"等给美学家带来了理论上的困惑,即普通物品与艺术品的区别何在。阿瑟·丹托等延续艺术摹仿论的思路,在比较普通物与器物、艺术品之间的相似度中辨认出艺术包含超过物自身的东西,即有意味存在其中,但不明究竟为何物。与此同时,作为激进左翼美学家的阿甘本和齐泽克也思考了工业品介入艺术领域以及艺术本体论问题。齐泽克认为普通物所以成为艺术品,是因为其背后存在某种神圣的艺术本体之物,即大写的物(Thing)。大写的艺术之物并不存在,只是不同的客体对象占据了神圣物的位置,而呈现了不同艺术形式。阿甘本则从制作/诗(ποíησι!)与生产形态的角度辨析了工业物品与艺术品的本源性差异,他认为艺术品是保有存在并让事物绽放真理的形式。激进左翼美学对艺术本体论问题另辟蹊径的思考,为今天思考艺术何为提供了新的启发。

地缘政治之外:从教宗方济各2016年的言行看难民中的天主教

2016年难民问题已成为世界政治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尤其在大部分的欧洲国家,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其社会文化生态、推动他们重新进行政治思考的紧迫内容.作为拥有关怀难民传统的世界宗教,天主教当今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亦对此问题表示了积极关注.

弥赛亚或主权者——论阿甘本的弥赛亚法律思想

完成了律法的因此是,爱。《罗马书》13:10①前言:弥赛亚与主权者千禧年前后,以巴迪欧(Alain Badiou)、阿甘本、齐泽克(SlavojZizek)为代表,欧陆激进政治思想掀起了一波保罗热。②以《罗马书》为核心,保罗的文本被视为革命思想的新经典,而保罗则成为鼓吹普遍解放的革命先驱。他们的阅读目的因此并非神学的,而是试图从保罗的布道中挖掘出具有当代性的政治思想元素。如朱元鸿引用阿兰·吉格纳克(Alain Gignac)所言,"保罗书信不再是被当作宗教正典(canon)来读,而是成为思想研究的经典(classics)"。

阿甘本与政治神学

政治神学并非探讨基督教神学资源中的政治内核,或基督教世界观应该推导出哪些政治论述、政治组织和理念。这观念假设了神学与政治分属两个相异的领域,彼此相隔并且可以作出推导与引伸的关系;继而遗忘了神学本身就建构着政治论述,政治论述又往往依傍神学。倘若,这种政治神学是企图基于基督宗教的神学立场来面对政治,本文将以相反的方向来思考,即政治神学是一种追问政治权力结构和操作中的神圣内核的学问,这观点假设神学与政治相互捆绑和互惠内在。这意味着政治神学并不关心神学之于政治领域的合法性.

融合与批判:当代生命伦理学的生命政治化倾向

生命伦理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体现。当代生命伦理学研究愈发呈现出“生命政治”化倾向,形成生命政治与生命伦理的互动。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在当代政治哲学中颇具代表性,他们对于“生命政治”的思考不仅可以弥补当代生命伦理学“权力维度”研究的不足,亦可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开拓哲学思维空间。然而,尽管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促进了当代生命伦理学的生命政治化倾向,但由于其理论和思维方式上的局限性,需要在生命伦理学域内进行再批判和再思考。

新旧政治神学——莫尔特曼与施米特

2022年是当代最伟大的新教神学家莫尔特曼(Jürgen Moltmann,1926-)的《被钉十字架的上帝》(Der gekreuzigte Gott,1972)发表五十周年。这本书是他在46岁任图宾根大学新教神学教授时所作,也是他本人最喜欢的著作(Miroslav Volf语)。2022年也是它的中译本出版二十五周年,1997年该书收入刘小枫主编的“基督教学术研究文库”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