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吴澄及草庐学派研究述评

元代由吴澄创立的草庐学派,向来被认为是在接武朱子学的同时,对陆九渊心学也有所吸收。百年来关于吴澄及草庐学派的研究,多立足于此重点分析学派思想中的朱陆关系。按时段与进度,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民国时期,多以哲学史书写的视角,简要辨析吴澄思想中的朱陆成分;第二阶段为1949年至1980年,主要以我国台湾地区及海外讨论吴澄在元代的身份问题为主;第三阶段为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在研究深度、广度方面,均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成绩;第四阶段为21世纪以来,突出了去“朱陆”化、重群体的新变。百年来吴澄及草庐学派的研究呈现出从无到有、从个人到学派、从思想单一到多元面向的发展趋势。

学术与政治纠结中的朱熹祧庙之议

朱熹议祧庙主要针对的就是以楼鑰、陈傅良为代表的永嘉功利之学。朱熹认为赵汝愚不应该因避王安石之学而一概否定其具体的礼学主张,认为其祧迁僖祖满足了个人的私欲而忽视了能够带来长久和平安定的正确的礼制秩序。朱熹议祧庙集中体现了礼学理学化的思想倾向,与后来编撰《仪礼经传通解》有着直接的联系。

试论徽州谱牒的体与魂

徽州谱牒是中国谱牒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欧阳修、苏洵创立的五世图式体例,构成徽州谱牒的基本框架,可谓之徽州谱牒之体;南宋朱熹的理学思想,成为徽州谱牒的精神支柱,可谓之徽州谱牒之魂。深入解剖徽州谱牒这一基本模式,有助于整理、开发、研究数以万计的中国谐牒这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使其在弘扬中华历史文化,提高中华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进而对促进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起到积极作用。

朱熹的道统思想对日本“暗斋学派”的影响

朱熹在否定了韩愈道统思想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儒家的道统系谱,把自己的理学摆在儒学的正统位置上。朱子学传到日本后,"暗斋学派"的创始人山崎暗斋对朱子学推崇备至,认为朱子学是儒学之正统,自己全盘继承朱子的思想并捍卫其在日本的正统地位,也就承续了朱子在日本的道统系谱,提出"道统之心法"的传承方法,并以此来批判"异端邪说"。山崎暗斋还把儒家的道统观念与日本的"神统"、"皇统"观念结合起来,为"神统"、"皇统"提供理论依据。

试论白鹿洞书院学规的文化内蕴

书院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育机构和学术研究场所。书院学规是书院师生精进学业时遵守的基本章程。白鹿洞书院学规由朱熹拟定,一直被许多书院奉为"圭皋"。学规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确立办学宗旨,明确阅读目的;二是界定阅读内容,给书院生徒规范进德立品、修身养性的程序和方法;三是宣讲阅读技法,为书院生徒提供读书治学的路径和方法。

浅谈丹溪学派“滋阴”与温病学派“顾阴”理论对燥证治疗的指导作用

丹溪学派以"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为其主要学术思想,治疗上主张以养阴为宗旨;温病学派是以研究"外感温热病"为中心的学术流派,"顾阴"是防治温热病的重要方法;两者均以养护阴津为首要的治疗法则,适用于对燥证治疗。本文试从两种学派的理论特点、诊疗特色方面浅谈其对燥证治疗的指导作用。

“朱子世嫡”北山四先生研究的流变与走向

北山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传承、护翼朱子之学,历来被视为"朱子世嫡"。在浙东学派史上,四人开创的北山学派是宋末至明初浙东学派的砥柱。五十年来的北山四先生研究,在理学、经学、文学、文献学等方面均取得了重要成就。前后学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亦呈现出不同的研究特点。通过梳理北山四先生研究的旧作与新论,评议其研究得失,旨在指出新的学术增长点与可能。

琴川泛新波,古琴奏和鸣——常熟虞山古琴保护传承现状调查与思考

本文通过对常熟市虞山古琴保护传承现状的实地调查,阐释当地政府所构筑"节"、"馆"、"室"、"社"、"场"五位一体的多元化格局的活态、立体化古琴保护体系,以及"虞山琴社—常熟理工学院—少儿古琴社"多层面、多渠道的社会合力共建的传承体系。透过对其琴人琴乐的观念、琴社活动、琴乐事象的描述,在田野资料展现基础上进行提升思考。认为在当前古琴保护传承中,应该处理好学院—山林、传统—现代、民间—政府等若干对关系。加强政府的引导作用,加速非遗保护专业人才的培养与建设。

元代南北文化交流对丹溪医学的影响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丹溪医学的源流发展进行探讨,分析丹溪医学形成、发展的历史社会背景,认为元代南北文化交流,以及金代北方医学与南方探究"天人之理"的朱熹理学二者的结合,是丹溪医学形成的重要因素。通过丹溪医学,能清晰地感受到元代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气息,其背后折射出来的是社会文化的内涵。

宗朱学派的四书学思想

宋代四书学是由儒学系统内部诸多学派支持的经学活动。其中主要一家是宗本朱熹思想学说的宗朱学派。这一学派学者宗本朱学的学术践行主要是 :自觉建树朱学的承传统绪、深入发掘经典的原理精神。

从《小学》的命运评说当代儿童读经

《小学》是朱熹所编的一部传统蒙学读本，在过去虽然影响极大，但它的内容不易为儿童所理解，形式又不适合儿童诵读，使得它难以应用于启蒙的课堂。《小学》这种尴尬的命运，对我们今天的读经倡导具有启示意义：学习的内容应该切合儿童生活的实际，学习应该顺应儿童的兴趣和爱好。

朱熹诗文的文道一本论

朱熹崇正、重统、尚雅、尊古的文化心态代表了近古时代正统文人的文化心理。朱熹把理一分殊的思想贯穿到文学的领域中，引申出文道一本论。同时，又将传道之文和抒情之诗加以区别，肯定诗歌的价值多重性，提倡一种将直觉和理性相结合的体验诗学。而心性义理不同程度的渗透，则形成了朱熹诗歌的丰富层次和各类文本的独特性。文从道出的观念，又使朱熹的文风趋向平易自然，使其文章呈现出以立意为本而不尚词采的风貌。

从伊藤仁斋“道论”的重构来看德川儒学“反朱子学”之特色

伊藤仁斋为17世纪日本"古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是德川早期"反朱子学"思潮的重要推手。他以复原儒学古义为方法,通过批判宋儒形上学,以重建儒学"道论",形成了独特的仁斋学。他认为"理本死字"而"道本活字",提出了"一乎生故也之理"、"一乎生故也之道"的命题,将理和道视作宇宙生生化化之过程本身,其道论思想的特质在于:道在事中、俗中,强调"道"的人伦日用性、平常可行性,反对宋儒将"理"或"道"解释为"来历根原"的形上存在。仁斋学之"反朱子学"的案例表明,近世日本儒学已开启了"日本化"进程,仁斋学便是儒学日本化的典型形态;而这一形态又充分说明,儒学在东亚完全有可能产生新的转化。

朱元璋与明初理学

明王朝创立者朱元璋出身草根,但他自幼怀有强烈的读书之志,在其反元斗争中,主动寻求机会结交儒士,学习文化,既得治国用世之人才,又得指点其认识和理解儒学精义之师,进而亲近儒学,为他建立明朝即选择并确立程朱理学为明王朝的统治思想奠定了基础。与汉、宋等王朝开国以后要经历相当长时期的思想酝酿阶段才确立其政治统治思想有所不同,朱元璋在开国之初便确立理学作为明王朝的统治思想。因此,朱元璋在近臣解缙的建议下,开始排除杂书异说而旨在思想一统的"勒成一经"的理论编织。由开国皇帝朱元璋与其子明成祖朱棣直接领导和导演下,打着"家孔孟而户程朱"的旗帜,开始了大规模地编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部理学巨著。明初三部《大全》的编纂最终确立了程朱理学的绝对统治。朱元璋以程朱理学为明王朝统治思想的开局,使得明初理学成为政治权威原理和统治工具,理学原有的学理性和人文精神受到窒息,失去了它发展的生机与活力,出现了理学发展的危机,成为王学崛起的理论前提。

朱熹与法家之学

朱熹作为理学集大成者,其思想呈现儒法交融,对法家之学的批判、融合与折衷,使理学法律思想较之于法家更有补治道,成为引导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几百年政治活动的思想规范。朱熹是真正的儒法思想家。

闽学大师朱熹与兵部侍郎福清林栗辨易探究

朱熹是闽学代表人物,其《周易本义》成为元明清三代开科取士的教科书。林栗是宋代福州福清的名宦,官至兵部侍郎。但二人在易学思想上意见分歧,朱熹为宋易突出代表,对宋易邵雍先天之学推崇备至;林栗重视易学重象之传统,反对邵雍先天之学,而又赞成宋代流行的河图洛书之说。朱熹林栗二人辨易,展现了宋代汉易、宋易交糅纷呈的状况,也反映了闽学在争鸣中不断前进的历史事实。朱熹林栗二人辨易发展为相互讦奏,为一大憾事。但平心而论,《宋史》对林栗论定有失偏颇,林栗仍不失"为时直臣"。

张南轩与胡五峰之异同及其学术之演变

张南轩本是胡五峰高弟,然而在其与朱子的学术交往中,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并对其师五峰的学术进行了严厉批评。对此,学术界通常认为这是因为南轩受到朱子的影响,而完全转到了朱子的方向。实则南轩与五峰学术的不同未必受到朱子启发,南轩很早就不完全同意五峰的某些说法,朱、张的学术交往不过印证了南轩早先的疑问而已。即便后来南轩颇为赞同朱子之说,他们很多观点亦有根柢的不同。

论江万里在南宋书院发展史上的贡献

“书院”始于唐代 ,经过五代、北宋的发展 ,至南宋达到鼎盛时期。江万里肄业于白鹿洞书院 ,又入太学上舍深造。进士及第后 ,历任州、府、路和中央部院长官 ,直至左丞相兼枢密使 ,其间任过教授、国子监祭酒、侍读、侍讲和书院山长 ,对官学和书院教育有深厚的实践经验。江万里在南宋书院发展历史上的主要贡献是 :( 1 )以白鹿洞书院为楷模 ,创办了“白鹭洲书院”、“宗濂精舍”、“道源书院”等全国一流书院 ;( 2 )大力提倡教育兴国 ,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仅吉州继文天祥后 ,又有 1 7名学子荣登进士科状元 ,至明清共有 2 72 8名学子进士及第 ,故吉州享誉“南宋进士的摇篮”。江万里十分重视书院教育 ,并为我们留下了可贵的历史借鉴 :( 1 )重视思想教育 ,是南宋书院教学的灵魂 ;( 2 )提倡学术研究 。

从张履祥到祝洤——清初朱子学在浙西的传承及其特点

清代中前叶的浙西有一批传承有序的朱子学者,以张履祥为发端,吕留良为助手,经过吕葆中、柯崇朴、严鸿逵、车鼎丰等吕氏门人的接续,直到张氏之私淑祝洤,为拯救风俗人心起而"尊朱辟王",将朱子学作为道德践履的思想资源。他们将朱子后学与朱子本人的著述并重而分别加以刊刻或选编,在选编之时喜好使用朱子《近思录》的学术诠释范式,这些努力,对于朱子学的重新诠释与广泛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论永嘉学派与程朱理学在“道”“法”关系问题上的认识错位——以陈傅良《唐制度纪纲》为个案

"道"与"法"的关系问题是永嘉学派与程朱理学的重要分歧,陈傅良《唐制度纪纲》一文正面披露了两派在"道"与"法"关系问题上的分歧立场,从而引起了程朱理学学者魏了翁的重视和批判。本文即以此文为个案进行分析,认为造成两派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既由于对"道"的不同阶段的认识错位,也关系到对"道"的不同取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