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迭代中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演进路径与风险应对

在全球化经济和社会面临严峻转型挑战的背景下,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经成为各国推动科技进步、加速产业升级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战略。在阐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内涵特征、诞生背景与空间转移过程的基础上,从发展驱动力、创新机构来源与主导产业类型这三个维度,分析总结不同时代背景下代表性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模式,可构建处于迭代中的五大核心组织功能:基础科研、集成创新、产业驱动、辐射引领与制度试验。在此基础上,归纳其在组织形式、组织载体、驱动力量、关联模式、引才策略方面具有典型意义的演进路径,提出功能迭代中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发展需积极识别并化解应对在硬科技、创新成本、创新资源,及其全球科研竞争与协作方面潜在的风险挑战。

浙江新材料科创高地支撑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的动力机制与实现路径

新材料是浙江省“315”科技创新体系三大科创高地之一,是支撑浙江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着重打造的4个世界级先进产业群之一。依据浙江省建设全球新材料先进制造业基地的目标与要求,构建由新材料科创高地为基本支撑,以“政、产、学、研、用”多元创新主体协同,以“制度、技术、人才、市场、资本”多要素协同为基本动力的新材料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动力机制模型,并据此提出加强新材料产业集群顶层设计、支持新材料产业研发创新、完善新材料产业集群价值网络、健全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梯度培育机制的实现路径,为新形势下浙江新材料产业发展和新材料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提供借鉴。

意大利牵头建立国际科技组织的经验与启示

牵头建立国际科技组织是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和建设开放创新生态的重要举措。意大利发起成立了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国际理论物理中心和国际遗传工程与生物技术中心3个国际科技组织,形成了国际科技组织与大型科研基础设施、高校和研究院所、科技园区互相协作的创新生态,打造了科技开放合作高地和有影响力的国际科技中心。通过实地走访、文献调研、案例分析等方法,本文深入分析意大利牵头建立国际科技组织的发展历程、政府支持举措、机构运行机制和取得成效等,总结其建设国际科技组织的经验并得出相关启示。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从地方探索到国家战略的历程与展望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从1.0版发展到3.0版,从地方政府的自发探索和生动实践,到两省(市)三地市的跨域合作,再到四省(市)九城市的协同共创,是“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产物。3.0版G60科创走廊是综合性创新走廊,兼具科学驱动型、产业驱动型和政府驱动型创新集群的特征,同时结合了科技园区模式、创新走廊模式和城市群模式的特点。与全球顶级创新集群相比,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在顶尖学术资源、顶尖创新人才、创新生态系统、全球影响能力、金融支持体系、开放创新文化等方面仍然存在进一步提升空间。未来4.0版G60科创走廊应以提升创新集群的科技强度为战略方向,积极推动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由单链协同向多链融合发展,由单核驱动模式向多中心联动方向发展,构建多链融合、多中心联动的“轮轴-辐条”结构的创新生态。

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的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研究

当前全球形势及国际贸易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上海科技创新中心为研究对象,通过系统评价指标的筛选和分析,基于科技创新环境、投入和产出3个维度构建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结合上海市2011—2020年数据和3座代表城市2018—2020年数据,运用熵权-TOPSIS法分析上海科技创新中心科技创新能力的时间演变和城市异质性变化,并提供提升改进对策。研究发现:基于时间演变视角,上海市科技创新能力逐年提升,科技创新环境、科技创新投入和科技创新产出均得到优化且增速明显;基于城市异质性视角,上海市的科技创新能力均位居第三,其科技创新环境均为第二、科技创新投入均为第三、科技创新产出则在2020年回升至第三;在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主要方向上,上海市在优化科技创新环境上要考虑创新文化资源,在优化科技创新投入上要考虑技术创新能力,在优化科技创新产出上要考虑技术成果市场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新思路

科技创新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支撑。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上海深入推进科创中心建设、加快提升科创中心策源功能提供了重大战略机遇。研究表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利于上海科创中心更好地汇聚配置高端优质要素、化解科技重大风险挑战、加快提升科创策源功能,进而促进创新价值实现。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上海科创中心发展也面临一些瓶颈制约,主要表现为缺乏引领卓越创新的领军企业、企业创新能力亟须提升,缺乏支撑全面创新的制度供给、创新体制机制亟须完善,缺乏包容草根创新的社会环境、创新文化氛围亟须营造。进一步加强科创中心建设要有全新的思路,应牢牢把握“强基、健体、提质、增效”4个关键词。

高层次青年海归科技人才发展状况及政策优化研究——以上海为例

在全球科创中心城市建设背景下,高层次青年海归科技人才的引领作用更加凸显。基于2022年上海市青年科技人才专项调研和访谈数据,筛选其中的高层次海归科技人才并对他们的价值观念、事业发展、生活适应等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调研发现,高层次青年海归科技人才在价值观念上积极向上,在事业发展上信心充足,在生活适应上融入城市,取得了较好的发展成绩;但在科研资助、平台支持、科技攻关等人才政策方面还存在改进空间,在人才激励、人才评价、学习交流等工作机制方面仍需完善,在工作生活平衡、家庭住房、子女教育等人才服务方面还需提升。最后据此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高质量推进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科创中心建设研究

深入考察了绵阳推进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科创中心建设在自然资源、科研、产业及人文环境方面的优势;分析了当前面临的挑战与困难,并从创新与高质量双轮驱动顶层设计、建设种业强市保障农产品供给、政策激励促进成果转化以及内部人才培育外部人才引进4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创新型城市构建全球知识管道的实践与思考——以南京市海外协同创新中心为例

随着全球创新网络的浮现,创新研发活动日渐统合。作为网络组织中创新资本最为集聚的地方,节点城市成为全球创新网络构建的主要支撑载体,创新型城市应如何探索出一条能够集聚创新资源、参与国际创新活动、深度融入全球创新链的有效路径,显得至关重要也迫在眉睫。文章以南京市海外协同创新中心为例,基于全球管道一本地蜂鸣理论,通过梳理南京市海外协同创新中心的现状和挑战,探索南京市海外协同创新中心的建立及其运作方式对于构建以地方为中心、由点及面的全球知识管道的价值体现。通过国内外两端的实体机构协同,搭建“哑铃式”资源平台,打造“多中心一基地”的模式,可实现全球创新网络中创新资源的“全球管道”和“本地蜂鸣”的最佳汇聚。

国内外科创中心建设的标准化启示及路径

本文立足于新形势、新要求和新作为,通过对国外科创中心建设的现状进行研究和分析,总结科创中心建设的有效经验和启示,针对我国科创中心建设的现状,推演我国科创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标准化路径和建议。

以国际科技组织为纽带推动国际科技创新合作——以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为例

随着全球科技治理体系的日益复杂化,国际科技组织在推动全球科技创新合作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研究以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江苏产研院)与世界工业技术研究组织协会(WAITRO)的合作为例,探讨了如何通过国际科技组织加强我国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参与和贡献。分析了WAITRO的创新生态体系及其对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的推动作用,并详细阐述了江苏产研院利用此平台促进国际合作的策略和成效。基于案例分析,提出政策建议,包括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促进资源整合、探索全面参与国际科技组织的方式以及创新与其的合作模式。研究为深化我国与国际科技组织合作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提升我国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高等教育如何促进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基于日本政府科学技术发展相关政策的分析

日本建成世界重要的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其高等教育发挥的作用不可或缺。日本政府通过制定全面而系统的科学技术政策,引导和支持高等教育促进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根据日本科学技术政策的阶段划分,其高等教育促进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的进程可以划分为国立大学领衔引进和移植国外科技制度、高等教育在科技发展中的重要性凸显、大学成为科技发展和创新的主阵地三个阶段。在政策指引下,日本高等教育主要通过推进产学官合作、培养研究型人才、提高教育和人才国际化水平等路径促进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同时,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两级分化趋势加剧、功利主义盛行等问题。有鉴于此,完善顶层设计,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优化科研环境和人才待遇,警惕和防范可能出现的高校两级分化趋势加剧、功利主义盛行等问题,是日本高等教育促进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带给我们的有益启示。

高等教育赋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工作机理、风险解构与实施路径

科技创新中心作为区域或国际创新要素频繁交融与可持续发展的轴心地带,离不开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源与智力支持。高等教育以自主知识体系为起点,以人才培养实践为中介,以主动服务社会发展为终点,形成赋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耦合逻辑。高等教育基于跨学科知识体系的发展基础,多主体协同育人的发展智慧,组织跨界合作的发展框架,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部署的善治系统,勾勒出其赋能科技创新中心的机理。在实践中,面对教条主义办学体制、优绩主义教育模式、知识社会不确定风险等限制,我国应搭建超学科创新联结框架,高质量建设高水平科技创新中心;构筑战略人才力量孵化器,持续打造有组织创新高地;淬炼多螺旋知识生产链,颠覆式创新科教融汇共同体。

推进科创中心建设新思路研究——基于标准化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

随着全球科技竞争的加剧,科创中心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其建设与发展已成为各国竞相追求的目标。在我国,科创中心建设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对于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提升国家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然而,传统的科创中心建设模式往往存在资源分散、创新效率不高等问题。因此,本文从标准化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理论视角出发,在对科创中心概念内涵和本质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凝练出科创中心建设的关键,研究得出标准化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推进科创中心建设的机制,为推进科创中心的建设提供了新思路。

高等教育参与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动因与路径

随着全球科技博弈驶向深水区,世界各国科技创新战略愈加突出高等教育布局。高等教育不仅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关键组成部分,更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中心城市发展的重要引擎,在我国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被赋予更大责任。从发展动因来看,高等教育社会发展适应性的自我寻求、大国竞争与城市转型发展的有效因应推动高等教育参与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从实践路径来看,高等教育通过构筑人才的蓄水池、培育原始创新源头、推动产学研用创新,推动打造人才生态高地、科学活动中心、产业创新高峰,对接着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不同战略定位。面向未来,上海高等教育需要发挥长三角高等教育一体化的广阔支撑腹地,推动形成科技创新共同体,反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高等教育参与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现实基础、实践路径及未来展望

科技创新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也是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目前,世界各国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进程已进入关键阶段,科创中心形成区域多极化的趋势成为必然。北京拥有雄厚的科技创新基础,高等教育资源丰富是其核心优势,特别是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科技园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分析发现高校三大功能的发挥是北京高等教育参与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三条重要实践路径。未来,北京高校在立足三种实践路径的基础上,仍需不断改革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模式,加强科研平台、前沿交叉学科建设,充分发挥大学科技园技术转移和企业孵化的功能,加快推动北京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网络的重要枢纽和重大原始创新策源地。

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建设路径探究

研究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建设运营实施路径与创新突破路径可以极大提升国家科技创新基地的建设运营成效。通过政策研究、统计分析、案例研究等方法,分析国家科技创新基地的发展历程,特别是经过2015年开始的优化整合后,自身定位越来越聚焦;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为例,在建设运营过程中,更应该结合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考核指标要求,以满足国家战略亟需为目标,同时发挥所依托的建设单位特点,汇聚智力和技术优势,集中攻关“卡脖子技术”。此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作为创新策源地和科技成果转化纽带,要从对接国家战略要求、做好创新链承前启后工作出发,依托标准和机制建设,打造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生态与影响力。

高等教育参与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来自东京湾区的经验

日本东京湾区是国际四大湾区之一,高等教育作为创新主体在其崛起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高等教育积极发挥自身功能,通过人才培养、科研产出以及区域服务等措施深度契合东京湾区发展需求,推动东京湾区走向科技创新发展。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积极与区域内其他创新主体合作互动,通过紧密完整的产学官合作机制,发挥高校的潜力与优势,实现创新资源的整合再配置,为东京湾区创新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东京湾区高等教育成功助力东京湾区建设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将为我国高等教育参与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供相应启示和思路。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先进经验与逻辑理路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需要充分学习借鉴全球先进经验,遵循科技创新中心形成的逻辑理路。本文首先通过理论推演,从科技、产业、经济以及文化的角度界定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概念与内涵。其次,阐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演变过程及主要特征,并总结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大伦敦区等高层次城市群的协同创新模式。再次,将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分为三种类型,包括政府扶持型、市场导向型和知识驱动型,并阐明其核心驱动力。接着,归纳分析硅谷、波士顿大都市区、以色列等全球主要科技创新中心的先进经验及核心规律。最后,基于国际先进案例,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必要条件。

深港共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实践考察与机制构建:一个共生系统视角

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深港两地的重大战略任务。当前,该议题的核心在于形成深港科技创新合作的“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以促进两地的深层次发展。既有研究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或协同视角为区域科技创新合作做出了一定的理论贡献,但对共生系统视角下的科技创新合作,尤其是不同合作形态与强弱关系的分析较少。基于此,以共生理论为基础,以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共生界面为核心要素,以“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为目标模式,建构了“区域科技创新合作共生系统”分析框架,深入剖析了深港共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合作现状,并构建推进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向“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转变的共生机制。研究发现,尽管共生单元的主体数量持续增加,但共生动力仍有不足;在共生环境上,虽然已有政策支持力度加大,但制度衔接仍需进一步强化;对于共生界面,虽然多元科创平台正持续建立,但科创服务仍待完善。因此,构建深港共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共生机制应关注以下维度:一是科创共生单元高效联动机制,包括构建共识性顶层设计、形成多元共生主体创新协同、培育跨境人才流动融合三个子机制;二是科创共生环境营造优化机制,包括强化科技创新文化环境培育、优化科技创新政策支持、完善科技创新制度衔接三个子机制;三是科创共生界面渠道融通机制,包括打造跨境科技创新全链条服务机制、完善跨境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机制、优化跨境科技创新全过程金融支持机制三个子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