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GVC参与?

当前,新型基础设施能够产生各种积极的经济效应,虽然已被理论和实证研究广泛证实,但现有研究鲜有关注其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参与的影响。在研究视角上,与现有文献关注于传统基础设施不同,本文着重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作用视角,探讨影响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因素,从而拓展和深化有关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影响因素的认识。在研究内容上,本文在理论和实证层面分析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可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角度,探寻促进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的更好对策建议。在研究方法上,尤其是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指标构建上,本文还尝试突破现有文献构建指标的不足,创新性地从企业层面构建能够更好地反映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科学指标。研究结果在中国制造业亟待进一步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进而迈向高水平开放的关键阶段,有着重要的政策启示作用。

绿色技术创新对中国制造业GVC升级的影响研究

为了研究绿色技术创新对中国制造业GVC升级的影响效果,深入剖析作用机理,基于对GVC指数的测算刻画中国制造业GVC升级特征,构建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中国制造业嵌入GVC程度整体表现出GVC国际分工地位仍处于相对下游位置,但拥有相对较高的参与程度,并筛选出优势产业、问题产业、潜力产业、支柱产业;②绿色技术创新整体上显著促进我国制造业GVC升级;③绿色技术创新对制造业GVC升级的影响具有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劳动密集型行业呈现出与整体相似的影响效果,而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呈现的效果却不明显。

中国半导体产业链GVC嵌入度与全要素生产率

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半导体产业链GVC嵌入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半导体产业链GVC嵌入度与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先升后降的倒U形关系,在这两者之间,进口中间品质量起部分中介作用,市场竞争具有显著调节作用,且半导体产业链GVC嵌入度与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关系在不同环节存在差异。鉴于此,应抓住GVC重构和区域化机会,拓宽进口中间品合作渠道,改善市场竞争环境,提升半导体产业链全要素生产率。

Cross-border Urban Networks Based on Manufacturing Global Value Chain:A Study of Listed Companies in Western China

Cross-border investment is essential for western China’s globalization.Global value chain(GVC)forms cross-border investment networks between industries in western China and overseas cities.Focusing on GVC,this study uses the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entropy method,multi-index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and 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 analysis method to examin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urban networks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R&D),production,and sales formed as a result of the overseas investments of listed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in western China.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hree types of investment networks involved multiple industry types and multiple central cities with differentiated diversity and multicentrality.The R&D urban network’s leading sub-industries were the mechanical equipment and instruments,medicine and biological products,and metal and nonmetal industries.The destination cities were mostly those home to educational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centers.The production urban network’s leading sub-industries were the mechanical equipment,instrument,and food and beverage industries.The destination cities were mostly regional central cit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The sales urban network’s leading sub-industries were the mechanical equipment and instrument,metal and nonmetal,and petrochemical and plastics industries.The destination cities were numerous and scattered.In addition,the R&D urban network easily formed specialized clusters,core nodes easily controlled the production urban network,and individual nodes did not easily control the sales urban network.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system advantages greatly impacted the three network types.Considering the different influencing factors,this study suggests optimizing the institutional investment environment to narrow the institutional gap,adjusting and optimizing the investment layout to expand overseas markets,and increasing R&D funds to stimulat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overseas investments in western China.

数字化转型、创新发展与制造业价值链高质量发展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价值链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采用2007—2021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从价值链上游度即“强链”和价值链长度即“延链”双重视角,探析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价值链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果、作用机制与异质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从“强链”和“延链”两方面推动了制造业价值链高质量发展,且该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企业创新发展在此过程中具有显著的正向传导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制企业、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和创新引领型城市,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强链”和“延链”推动制造业价值链高质量发展的效果更为显著。为此,在城市层面应健全数字化转型治理体系,在行业层面应加快“新基建”建设进程,促进数字化均衡发展,在企业层面应鼓励以强带弱、协同发展,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速增质。

全球价值链的脱钩与反脱钩: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和WIOD及亚行的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考察美国的价值链脱钩策略对中国企业创新内在动力的激发效应和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美国的价值链脱钩策略对中国企业创新内在动力存在显著的正向激发作用,且激发效应能够抵消遏制效应。其次,脱钩策略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叠加效应显著为正,与产业上游度负相关,表明美国的脱钩策略并不会阻断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和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最后,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对FDI技术外溢的吸收和转化等“学习效应”过于依赖,存在“低质低效”的双低现象,降低了价值链地位攀升的效率。FDI对产业价值链地位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但对国内企业“高质高效”的自主创新具有抑制作用。本文结论为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质量和效率以及价值链地位提供了政策启示。

数字贸易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7-2020年54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贸易发展对一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贸易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之间存在“先负后正”的U型关系,即在数字贸易发展初期,其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会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超过一定门槛值后,这种抑制作用会慢慢演变成促进作用。研发强度和贸易开放度对数字贸易提升国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贸易对发达国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更大的提升作用。据此,文章提出应加大数字贸易发展、重视研发投入力度、推进高水平贸易开放等对策建议。

中国产业攀升全球价值链:发展动态、国际比较及对策启示

文章按要素密集度划分产业结构,分别利用前后向参与度、增加值技术复杂度以及基于前后向联系的生产长度构造指标,测度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生产中的相对价值输出地位、产业控制力水平和生产位置。在此基础上,先从净贡献和产业控制力水平角度分析我国不同类型产业自加入WTO以来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趋势,再与美德日韩四国进行同业比较,以掌握国际发展动态,最后以优势国家生产位置为参照,结合现实情况,分析我国不同类型产业攀升全球价值链面临的挑战。

自主GVC模式:中国汽车产业升级的可靠路径

本文通过实证和规范研究论证自主GVC模式是中国汽车产业升级的可靠路径。实证表明,自主GVC模式企业(行业)在自主品牌建设方面的实际绩效比嵌入GVC模式企业(行业)好;自主GVC模式与嵌入GVC模式的升级可靠性比较的规范研究表明,在片断化程度、低度化程度、自主权、"干中学"效果、创新能力、响应社会期望等6个维度的比较中,自主GVC模式比嵌入GVC模式可靠;论文结合国内外经验和汽车工业发展趋势对比说明两种模式的优劣。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不同类型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基于“双循环”视角和实现创新驱动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研究了企业在全球价值链(GVC)上游嵌入度和全球价值链(GVC)下游嵌入度对企业国内外不同类型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和机制,包括国内技术创新和国外技术创新。研究发现:GVC上游嵌入度显著促进了国内技术创新,对外资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和高行业竞争度企业的影响更明显,而GVC上游嵌入度对国外技术创新没有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GVC下游嵌入度则对企业国内外技术创新均产生抑制效应,对内资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和低竞争程度企业的作用尤其明显。机制检验表明,吸收能力有助于增强GVC上游嵌入度对国内创新的促进效应,同时弱化GVC下游环节嵌入对企业国内外技术创新的阻碍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GVC上游嵌入度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和GVC下游嵌入度的绿色技术创新抑制效应,仅在非污染行业中存在。研究结论为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嵌入过程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以及实现产业升级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参考。

数字经济发展与全球价值链区域分工地位——基于行业制度创新的中介效应研究

选取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35个部门的面板数据,测度各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全球价值链区域分工地位,深入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全球价值链区域分工地位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及其子维度均会促进全球价值链区域分工地位攀升。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制度创新在数字经济发展提升全球价值链区域分工地位中发挥正向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全球价值链区域分工地位的提升作用在东部地区更明显。据此,应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实施动态差异化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借力数字经济提升全球价值链区域分工地位。

产业链视角下数字赋能全球价值链攀升的产业关联溢出效应

促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是推进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以全球42个经济体17个制造业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考察产业数字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产业关联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存在产业关联溢出效应,前向关联溢出效应较后向关联溢出效应明显。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前向产业关联溢出效应的正向影响作用有一部分是通过促进本产业国内数字化水平提升、服务化水平以及生产效率水平提升来间接实现的。另外,产业关联溢出效应的发挥与产业之间的数字化水平相近程度紧密相关。应深化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的协同合作,推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鼓励企业间复合型数字化人才共同培养,鼓励整个产业链建立统一数据标准和管理平台。本文的研究为推进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建设,促进产业链数字化协同发展、大中小企业融通,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制造强国的目标提供了经验支撑。

数字产业与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韧性

在全球价值链深度调整的时代背景下,数字经济渗透全产业链条,重塑国际贸易分工格局,为兼顾价值链效率与安全提供了可能性。在定义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基础上,文章系统考察了数字产业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作用效果和微观机理。研究发现,数字产业发展显著提高了企业全球价值链韧性,在考虑相关稳健性因素后,其主要结论依然成立。机理分析表明,数字产业发展通过推动国内产业链整合和提高国内中间品种类来稳固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这种韧性提升效应在不同数字产业发展特征、行业和企业间呈现异质性,数字产业在高产业占比和高集聚水平的发展特征下对全球价值链韧性的促进效果更强,数字产业发展对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和高集中度行业以及民营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实现贸易方式转换、中间品进口替代和信息成本缩减对数字产业发挥韧性提升效果有明显正向调节作用。

GVC嵌入、创新型人力资本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新发展理念”的影响机制分析与效应检验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为切入点,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指标体系测算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状况,利用行业面板数据评估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创新型人力资本对该影响的偏效应。研究表明:现阶段,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整体上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但上游环节嵌入会转向正向作用;创新型人力资本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一步对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创新型人力资本能够显著弱化GVC嵌入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消极影响,并且弱化作用存在门槛效应;对于不同嵌入位置,创新型人力资本能够加强上游环节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正向作用,而下游环节价值链嵌入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对于不同行业类型,创新型人力资本会严重加剧购买者驱动行业嵌入GVC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负向影响,而削弱生产者驱动行业嵌入GVC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消极作用。

GVC视角下双边增加值贸易的解构与测算:以中美贸易为例

构建了多国模型中双边增加值贸易的解构模型,并利用2016年发布的世界投入产出表测算了2000—2014年中美56个产业部门的双边增加值贸易及总值贸易的数据,结合中美贸易失衡的扭曲程度指标的构建与测算,从总体和结构两个层面对中美增加值贸易进行了失衡分析和全球价值链地位分析,还原了中美双边贸易的真实状态。结果显示,总体上,双边总值贸易失衡比增加值贸易失衡平均每年高估了20.17%;美国出口中的回流比重呈现下降的趋势,而中国出口中的回流比重则是逐年上升;自2010年起中国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率逐渐下跌,而国内增加值率开始上升,这表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正在改善。结构上,中国对美国各行业增加值贸易以顺差为主;制造业的双边总值贸易失衡比增加值贸易失衡平均每年高估了96.30%,并且中国主要制造业部门对美国的增加值贸易出口均小于总值贸易出口,这说明中国制造业总体上仍然需要继续提升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在新兴服务部门,美国相对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上游,而在建筑业和一些传统服务部门,中国相对美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上游。

共同创造与GVC嵌入:中国汽车产业创新网络治理研究

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有效嵌入,是解决发展中国家产业发展、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关键问题之一。目前,汽车产业价值链增值的核心环节仍集中在发达国家,中国汽车产业"三级价值链"与"二级价值链"之间的断裂阻碍了整个汽车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有效嵌入,而共同创造子系统的构建和以"三层嵌入"、"三层治理"、"三层升级"为基本特征的动态嵌入式共同创造系统的形成有利于实现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和创新能力提升。

嵌入GVC的我国产业集群竞争力提升模式研究——基于“双钻石模型”

全球化生产网络的形成，“片断化”生产模式的发展，使得传统的产业集群在构建其区域经济系统时必须嵌入到全球的价值链（GVC）中，构建产业集群的全球竞争力提升模式。本文主要在波特“钻石模型”的基础上构建适合我国产业集群竞争力提升的“双钻石模型”，并且分析在GVC下“国内钻石”的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从“双钻石模型”的四个要素出发提出我国产业集群竞争力提升的路径选择。

金融多中心分布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

金融供给是制造业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依托。文章在探讨金融集聚对全球价值链竞争的支撑作用的基础上,构建中国各省域和城市群的金融地理多中心指数,继而基于工业企业数据考察金融多中心分布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金融多中心分布能够显著提升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在考虑内生性、控制地方金融发展水平以及改变地理尺度之后,结论仍然稳健;机制分析显示,金融多中心分布能够促进制造业服务化、技术创新、“补短板”和“纠错配”,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进一步研究发现,银行业竞争加剧有助于增强金融多中心分布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积极影响。

印度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改变了吗?——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测度与分析

本文使用投入产出分析法构建前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基于此探讨了印度各产业在2007年至2021年期间全球价值链参与和国际分工地位的演变,还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特定产业和部门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印度的整体前向全球价值链(GVC)参与度呈下降趋势,但后向GVC参与度相对稳定,整体呈现前高后低,不过前后向相对差距正在不断缩小,这说明印度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从偏上游的位置移动到更加下游和均衡的位置。其中,印度高GVC参与的产业的GVC参与度出现下降,而其他产业的GVC参与出现上升;农矿业和服务业的前向GVC参与快速下降,在全球分工中的位置下移;制造业还在GVC参与的起步阶段,其前向GVC参与度在不断提高,在全球分工格局中属于下游位置。从时间趋势上看,印度的GVC参与变化经历了两个下降期,其中印度在2014年至2018年所实施的经济政策与印度产业在此期间的GVC参与度下降有一定关联。

海外知识资本与全球价值链升级——基于GVC地位指数的实证研究

利用WWZ法测算出2003—2014年我国在41个国家56个行业中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并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出口、进口四类海外知识资本对我国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能有效提升我国价值链地位,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口在发达经济体中存在抑制作用;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我国制造业低、中、高三类技术部门价值链升级,外商直接投资在三个技术部门显示抑制效果,出口对中、高技术部门有推动力,进口只对低技术部门有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