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海域低温GOD菌株筛选及鉴定

海洋微生物来源的葡萄糖氧化酶通常具有低温或常温下高催化活性的特点,在食品及饲料工业中具有广泛的应用。笔者所在项目组利用平板显色法,从大连渤海海域的海泥和海鱼中分离产低温葡萄糖氧化酶的微生物,经摇瓶发酵法测定各菌株的产酶能力,最终通过菌株的形态学特征和生理生化特征进行初步鉴定。该实验共筛选得到了具有产低温葡萄糖氧化酶能力的菌株6株,其中细菌2株、酵母菌2株和霉菌2株。产葡萄糖氧化酶的酶活力最高的菌为编号5-7霉菌,其酶活力为0.904 U/mL;产葡萄糖氧化酶的酶活力最低的菌为编号2-4酵母菌,其酶活力为0.135 U/mL。通过形态学及生理生化特征鉴定,初步确定了具有产低温葡萄糖氧化酶能力的两株细菌的分类:细菌8-2可能为假单胞菌属,细菌8-3可能为分枝杆菌属。该研究发掘了潜在的低温葡萄糖氧化酶生产菌株,为今后葡萄糖氧化酶的工业化生产及应用奠定了前期研究基础。

晋南后稷文化建构研究

晋南后稷文化遗存丰富,在历史延续中通过口头叙事、地方风物、庙宇、庙会与地方社会产生深远的联系,后稷因此成为兼具农神、祖先神双重神格的形象。从历史发展看,官方与民间社会对后稷形象的建构都偏重后稷的“自然属性”,即农业神的符号特征。后稷文化的建构,是对民众形成的社会知识、身份认同和集体记忆的反映,同时也揭示了我国农耕文化最深刻最真实以及最独特的部分。深入探讨晋南后稷文化的建构,对于实现乡村文化振兴、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作用。

汉藏文化的交融与认同:河湟“财宝神”

历史上的“河湟民族走廊”是多民族文化的集聚地,各民族在河湟地区互相往来、涵融混杂、骨肉相连、唇齿相依,形成了星罗棋布的多元格局,正是在这样一个独特的地域空间和文化土壤中孕育出了瑰丽多姿、丰富多彩的财宝神说唱艺术。河湟财宝神传说以历史人物苏武和昭君为载体,将真实的历史和浪漫的传说结合在一起,传达了精英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的不同情感诉求,并交织了历史人物和国家话语、道德秩序、民族情感等诸多要素。其文化渊源颇为复杂,它不仅生动地展现了游牧民族独特的生活面貌和审美特点,而且蕴藏着许多游牧民族远古生活的历史之谜。尽管河湟财宝神和藏族财神宝是在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独立产生的,但财宝神在形成过程中借鉴和吸纳了藏族财神的名称,并受藏族五色财神以及佛教说唱形式的影响,使得它们在信仰层面上具有共同性,另外在财富的追求方面也非常一致。从这一实践层面而言,财宝神是汉藏两种文化杂糅的复合体,是多民族文化交汇融合的最佳例证,对我们进一步理解民族之间的互动交流以及文化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辗转庙、园之间:明以后上海地区花神庙发展变迁探析

花神信仰由来已久,明以后则在经济生产与社会环境影响下迅速发展,其精神属性和空间功能不断转变,并作为精神载体影响着花神庙在时代发展下的变迁。结合地方志、园记、历史图像等研究资料,对花神庙历史演变进程及明以后上海地区花神庙空间变迁展开梳理,揭示出花神庙从最初仅仅作为祭祀空间使用,到后来受到棉花种植影响而蓬勃发展,继而成为园林中重要的景观建筑,以及嗣后变成行业公所的集会场所,其空间上的转型均在不同时期响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上海地区花神庙作为城隍庙与庙园之间的重要连接体,不仅通过祭祀花神护佑着园林中的景观花木繁盛生长,还凭借着自身宗教性与景观性兼有的特色,连接融合着城隍庙与庙园,并助推城隍庙向城市日益开放与融入的进程。

从颂神到弑神——论荷尔德林与尼采对海子诗歌的影响

海子诗学资源主要来自西方,荷尔德林和尼采对他影响至深。荷尔德林在世界的暗夜化身神的祭司,寻找隐匿的神祇。荷尔德林标签是神性,尼采则是反神性,“上帝死了”,直接宣告神的死亡。海子从荷尔德林身上汲取神性思维,寻找被遮蔽的存在真相;从尼采身上汲取超人意识、轮回观念与酒神精神,打造太阳圣殿,不同方向的寻觅最后都指向存在的深渊,形成合力把海子拉入其中。海子是这两个截然相反之人的结合体,荷尔德林、尼采疯了,海子也疯了,从这一点来看,人类的终极诉求充满凶险,虚无像黑洞一样无情吞噬那些勇于探索的心灵。

澳门路环谭公庙神功戏棚的营造与建构

数世纪以来,澳门地区逐渐形成以海神信俗为代表的海洋文化。海神庙宇作为物质与精神世界和谐统一的象征,承载着多重公共属性,影响城市发展,见证城市变迁。神功戏作为海神信俗神诞庆典中流程核心及仪式高潮,其空间载体神功戏棚的周期性营造和搭建活动体现了海神信俗文化对城市格局和建筑空间的影响。以澳门路环谭公庙神功戏棚为例,从场地、空间、营造与建构等方面,梳理神功戏棚这一海神文化空间特征,以及澳门地区海神信俗与建筑、城市发展之间动态、和谐及相辅相成的关系。以期解读蕴藏于节庆民俗中的建筑营造与建构智慧,同时引发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与探讨。

平遥城隍庙建筑营造艺术探析

城隍庙建筑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宗教建筑的代表,具有守护城市平安,祈求百姓安康的建筑功能,是城隍信仰与道教文化的融合。平遥的城隍庙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具有丰富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文章以平遥城隍庙为研究对象,从建筑的空间布局形式、琉璃装饰艺术两大方面进行分析,挖掘了城隍庙的思想建构,表明了城隍信仰和道家文化对城隍庙建筑的深刻影响,从而揭示了城隍庙建筑高超的装饰技艺以及深厚的文化意蕴。

本主庙:白族文化的博物馆

本主文化是白族最独特和最典型的文化 ,本主庙又是其核心和重要标志 ,它作为白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场 ,承载着白族各个时期的历史和文化。在白族本主庙里 ,白族固有的文化事项 ,均能凝聚和展示 ,本主庙是白族传统文化的保存库和博物馆。

中医五神之“神”要素概述及文献论疏

"神"要素在五神整体系统中具有首要的地位,通过诠释和分析其内涵和特点,梳理文献总结其病理变化,可以了解"神"要素在五神调控系统中的作用和变化,对于判断机体生命活力的盛衰,正确指导治疗和推断预后皆具有重要的价值。

论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天命观”的异同

"天命观"是中国古老的哲学范畴,也是中国历代帝王论证其政治统治合法性的重要理论根据。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作为中国历史上曾入主中原并统一中国的少数民族———蒙古族和满族的杰出领袖,他们的"天命观"不仅是其开基创业时的重要理论依据,而且对其后所建立的元朝和清朝的政治统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过对他们"天命观"思想的分析,我们似乎可以找到蒙古族最终何以被驱回大漠,而满族何以最终与华夏民族融为一体的深层思想渊源。

神人交互的精神辩证法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机制

启蒙以来,内在性与超越性的分裂使人与世界内在化了,失去了神性的光辉;上帝则因其彼岸化而成为奥秘。黑格尔以精神的概念重新定义上帝,耶稣基督死后复活的象征成为其思想资源和深层背景。精神兼摄神人,它意味着一种双向的运动,即人的上升与神的下降的统一。黑格尔进一步实现上帝与世界的和解,世界历史祭坛上发生的民族更替与文明盛衰等等,不再被视为毫无意义的无常变化和无谓牺牲,而是精神在世界中以受难方式自我训练,进而至新生的方式。“出埃及记”构成犹太—基督宗教对历史的处理,即将历史视为从世界历史中的逃离,以期达到上帝之再临的期盼;然而这样的上帝只能居住在灵魂中而不能展现在历史中,黑格尔以精神的客观化能力连接灵魂与世界,离开世界的上帝不再具有合法性,以此方式作为精神之象征的上帝被引入国家及其伦理生活中,人不是在个体之内的体验中而是以成员身份参与伦理共同体的生活,才能见证上帝之显现。作为黑格尔式“上帝”自我确证的场所和方式,世界历史表现为精神通过世俗历史中的受难而自我训练,进而上升至新纪元的辩证历程,换言之,是精神借助民族和文明的肉身的更替而获得新生的一种曲折方式。

明代浙江城隍周新信仰成立考——兼论省城隍神的诞生

杭州城隍又称浙江城隍,其人物原型被指为明初浙江按察使周新。数百年来当地人认为周新是由永乐皇帝敕封成神的。文章通过对明代史料的还原与考证,指出永乐年间周新并没有被敕封成城隍神,在其死后十数年至29年间才被杭州民间拥戴为城隍神并替代了旧神。其背景之一在于,明初制定了禁止城隍塑像的政策,原有城隍神无甚名气,无法突破禁令,而改换成符合儒教价值观的周新后,不但塑像能够成功,也与省城地位匹配。背景之二是,由于明代的高层政区(省)逐渐发展成了一个区域共同体,省级长官主祭治所所在地的坛庙日渐成为习惯,于是出现了省城隍神的思想与实践,而周新也就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首位省城隍神。

中西方人神关系问题研究综述

人神关系一直以来都是中西方争论的热点问题,中西方对人神关系的不同认识基于不同原因。不同的社会意识是基于不同的社会存在,西方以"神为中心"的人神关系和中国以"人为中心"的人神关系的形成有着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国对于人神关系的认识根植于中国的历史及土壤,这甚至会影响其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和融合程度,影响当今人们对宗教的认识。对中西方人神关系进行整体性的概括和呈现,使人们更加清楚地了解中国形成以"人为中心"的人神关系的渊源,将为人们正确认识宗教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中国信仰文化体系的新探索:与杨庆堃和华琛的对话

中国信仰文化体系历来是中外学者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杨庆堃提出的"分散性宗教"与"制度性宗教"理论,以及华琛提出的神明"标准化"概念。基于此,本文认为,杨庆堃和华琛都只看到了中国信仰文化体系的一个侧面,中国信仰文化体系并非只有神灵信仰,而是由神灵信仰与祖先崇拜两部分所构成的;神灵信仰为崇神,祖先崇拜为敬祖,两者彼此共存;多元神灵和祖先祭祀在官方和民间都具有巨大的力量,促进了中央政府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沟通。这种信仰文化体系源自古代、留存至今,并且仍旧可以与当代时代变迁相协调,形成新的社会结构,发挥当代新功能。

论庄子对上帝鬼神的超越

庄子是一位站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家,他虽然没有否定上帝鬼神的存在,但把道置于上帝之上,否定了上帝的绝对权威;他向人们揭示了神道设教的真实面目;对相面、鬼神致病、驱鬼活动也作出了理性的解释。

清代四川坛神信仰源流考

坛神信仰盛行于清代的四川地区,直至今天坛神信仰还广泛存在于四川地区的土家族聚居区以及汉族的广大地区。四川地区的坛神信仰并非土家族祖先崇拜的遗留,而是在中原古老巫文化背景下荆楚巫傩信仰在巴蜀大地的变异和区域化。坛神信仰在与四川接壤的鄂西地区也广泛存在,四川地区的坛神信仰是川楚文化交流的结果。四川地区的坛神不是祖先神,也不仅仅是傩神,而是具有巫傩色彩的家庭保护神。

神话视域下满族先民“柳”神崇拜的嬗变研究

满族柳图腾神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柳由图腾神向生育神转化,并随着农业社会的发展向天神转化。柳由图腾神向生育神再向天神的嬗变,有着客观的社会及思维基础,既与其所处社会由采集渔猎经济向农业生产的变迁息息相关,又与其思维方式由受互渗律支配的"原逻辑思维"向"万物有灵论"再向"天人合一"思想的演变紧密相连,也是其自我意识由自恋向自卑、自信转变,与自然的混生、分化、整合过程的反映。

元杂剧《关云长大破蚩尤》与关羽战神、雨神崇拜的发轫

元杂剧《关云长大破蚩尤》是关羽崇拜形成初始阶段的标本式戏剧。此剧借助关羽战胜蚩尤的戏剧演示,完成了关羽从土地神升格为战神、雨神的加冕礼。关羽作为全能神祇的衍化亦是由此开始。

阿波罗形象的演变系谱——古希腊神话历史研究之一

具有小亚细亚背景的阿波罗神在希腊神话再造过程中演化出多重身份,并与希腊本土太阳神赫利俄斯发生置换与混同。荷马和赫希俄德讲到的太阳神还是赫利俄斯,阿波罗为射手神,医神和乐神(文艺之神);希罗多德《历史》则将赫利俄斯排除在奥林波斯十二主神之外,让少壮派神灵阿波罗登堂入室;公元前五世纪的悲剧作家称阿波罗为太阳神,并将其神谕视为不可抗拒的天命;在泛希腊化时代,阿波罗的太阳神地位已不可动摇;在米利都学派和苏格拉底的言论中,阿波罗已向理性之神的方向发展。本文探讨如下问题:作为起源古老而又经过不断再造的一位重要神灵,外来的阿波罗是如何在希腊本土逐步取代赫利俄斯而登上太阳神宝座的?他在古希腊各历史时期的身份转变体现出怎样的时代文化特点?从阿波罗神话的再造过程中透露出哪些历史的、悲剧的和哲学的信息?

城隍神“法司”角色及其对世俗法制缺憾的弥补

城隍神是传统中国民间信仰诸神之一。作为保护城镇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神灵,他实际上充当着古代中国司法与正义之神的角色。城隍神的"法司"角色是如何形成的?先民们创造出这么一个神祇的目的或意图何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城隍信仰,特别是城隍神的司法神话故事,承载了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对安全、公平、秩序的认知和期待,表达了人们对世俗法律秩序弊端的批判和反省,表达了人们对司法公正的憧憬和期待。世俗法律秩序的缺憾需要宗教神话式的精神弥补,这正是城隍神话的法律文化价值之所在。